我們使用白話文一百年之后，又“增生”出某種文化的“贅疣”（官話、套話、空話、大話），以至於一些朴素的文字扑面而來時，有一種久違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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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文化現象。《中國詩詞大會》受熱捧，《朗讀者》受熱捧，一些以文成名的“平民明星”也受到熱捧。這些現象明白地提示人們，目下並沒有什麼古今中西之別、文言白話之爭，倒是有一點共通之處：人們內心中那些最柔軟的部分，很容易被朴素的語言和靈性的生命體驗激活。

　　今天，當我們見証各類以文字為生的平民明星橫空出世、“一戰成名”時，應當感謝的絕不是什麼“祖師爺賞飯吃”，而是新文化運動的各位先賢干將。沒有他們整整一個世紀前的艱難推動，就不可能有現代文學革命，更不可能有這類文化領域的“庶民勝利”。

　　新文化運動從白話文開始，白話文的推廣從標點符號開始。“句讀之不知”似乎比“惑之不解”更低級。但是，當胡適等人試圖引入現代標點符號來解決這個初級問題，竟然遭到那樣強烈的抵觸：“秤鉤（指問號）也能入文嗎？”

　　白話文革命的最根本動機和最深遠影響在於達到“言文一致”的效果。所謂言文一致，簡單說來，就是書面語言和口頭表達一致。晚清的黃遵憲說“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胡適說“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學逐漸代替死文學的歷史”。人們常常用“說一套做一套”“當面一套背后一套”來描繪人的言行分離。在新文化運動之前，人們的言行分離之間還有一個過渡狀態，就是言文分離。說的是一套，寫的另一套﹔日常語言是一套，文化積澱又是一套。

　　“言文一致”有助於消除言說經過文字最終過渡到行為的中間環節。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的並軌，當然是前者對后者的兼容並包、雅俗共賞，讓文學飛入尋常百姓家，不離乎人倫日用。由此，從文學革命而至倫理革命，再由倫理革命發展到五四時期的政治革命。五四青年們的街頭演說，一定不會是大臣們的奏折體，也不大可能是西游水滸紅樓體，而隻能是一種更徹底的平民話語體系。隻有這種言文一致的文體能夠發揮出政治動員的巨大能量。

　　大俗之中蘊含著大雅。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非要表達出某種民粹主義的腔調，那未免做作，也淪為鄉願。然而雅俗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通道。詩三百篇不過是時人口耳相傳的歌謠，傳至今日已被人們奉為大雅，正所謂“思無邪”﹔詩為正統時，詞體被認為是輕佻浮躁，太過世俗，陸放翁生逢詩詞相交之際，詩有九千首，詞卻不多，不過是用作世俗消遣﹔待后人將詞奉入廟堂，民間的曲又成為世俗的代表﹔再后來是小說，然后是白話小說，到今日白話小說也已登上大雅之堂了。這雅俗之辨，實在是亙古不絕，綿綿不斷。

　　為了推廣白話文，當年胡適曾與古文派在詩歌層面上“斗法”。相對溫和的保守派文學團體“南社”並不反對在小說和演講中使用白話，但堅持認為詩歌是個例外，因為詩歌是“文學的高級形式”。胡適偏不信這個邪，閑來無事寫了不少白話打油詩作，這些當時的舊派文人以為俗不可耐的作品有不少膾炙人口流傳至今，其中就包括上世紀70年代的台灣流行歌曲《蘭花草》。

　　我們完全無須抬高這些年不斷出現的某些現象級平民文人，他們的文風之所以讓人眼前一亮，並非有多麼的清奇超凡。恰恰相反，這些“新風氣”正合於陳獨秀1917年在《新青年》雜志為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搖旗吶喊時，所撰的《文學革命論》中那幾句標志性口號：“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白話文的推廣固然有新文化運動先鋒們沖鋒陷陣、左沖右突的功績，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制度背景則是數量龐大的“閱讀受眾”群體被批量化地生產出來了。各類新式學堂層出不窮，培養出大量現代知識階層，他們具有一定的購買力和閱讀理解能力，是有錢有閑的市民階層。

　　在當時的脈絡中，農村被視為文化荒漠，沒有哪家媒體是旨在為農民提供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今天則不同了。文盲幾乎不存在了，文化傳播的載體也一躍進入智能化、數字化階段。技術進步貌似讓世界變得更“平”、也給城鄉設置同樣的文化議程。因而，掌握了先進的文化手段和工具的農民，也可以在今天寫出動人心弦的文字。

　　問題在於，為什麼我們今天熱捧的很多平民文人，不過是做到了“我口道我心，我手寫我口”這樣的最基本要求，平實記述自己生活，居然就被大家如獲至寶一般孜孜以求、推崇備至？難道說，一百年來，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的成果遭到蠶食，以至於我們對這類返璞歸真的文字感到新鮮、稀罕起來？抑或是，今天很多專“以文字為生”者，偏離這些基本要求太過遙遠，以至於回歸到“言文一致”、說真話、講人話，似乎又成了一個很高的標准？再或者是，我們使用白話文一百年之后，又“增生”出某種文化的“贅疣”（官話、套話、空話、大話），以至於一些朴素的文字扑面而來時，有一種久違的感動，進而視如珍寶？

　　另一個大問題是，今天的閱讀環境和氛圍，在表面繁盛之下，也有著迥異於以往的亂象，這很像波茲曼對奧威爾和赫胥黎的比較：也許今天更值得我們擔憂的，是那種淹沒在一地雞毛下的生活瑣事、汪洋大海的信息浪潮之中的精神文化需求。每每看到世界讀書日所披露的國民閱讀質量每況愈下，我就不由得想起那句老話：“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相對於物質需要的滿足，文化需要的滿足談何容易？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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