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庄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庄子·齊物論》

　　蔡康永說，他的家庭和成長經歷，讓他對命運與緣分的流動尤其敏感。

　　不管在大陸還是台灣，絕大多數觀眾認識蔡康永是通過他和小S主持的綜藝節目《康熙來了》。十幾年前，大陸的綜藝節目還不像現在這麼火，電腦還並不普及，學生們下載節目還得用ftp，但每到《康熙來了》播出的時候，學生們就會聚集在宿舍僅有的電腦前集體觀看，猶盡圍爐之歡。

　　但蔡康永說，觀眾在《康熙來了》裡看到的他並不是真正的他。作為主持人，他在訪談節目裡跟嘉賓之間的關系是劍拔弩張的。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那個渾身裝滿樹枝、埋伏在叢林裡，端著槍隨時准備瞄准射擊的狙擊手，目的就是要出其不意，挖出對方欲言又止的故事。還有一種比喻，也是他自己說的，主持人和嘉賓的對話就像兩個人的狐步舞，一步一步地跳著走著，可能有時候踩著對方，也可能有時候亂了節拍，總之是要相互試探下去。

　　他的確是口才一流的才子，每一個詞都用得異常謹慎，一針見血，卻又叫人出乎意料。沒有滿腹詩書，自然做不到這一步。這也難怪，他的家庭確實與常人不一般，卻又鮮為人知：他的祖父曾是上海自來水公司的老板，而父親蔡天鐸，則是上海灘鼎鼎大名的律師，其更為傳奇的身份，是1949年前中國最大的輪船公司——上海中聯輪船公司的老板，也就是1949年沉沒的豪華客輪太平輪的船主。

　　蔡康永出生在父親離鄉背井的年代。父親對故鄉的記挂和惦念，他耳濡目染。對他影響同樣深刻的，還有父親對京劇、電影、古典文學的熱愛。他看著京劇長大，對優美的唱腔與曼妙的身段有特殊的情感﹔他遍讀古典文學，其中的含斂旖旎、百轉千折，他深諳於心﹔他看好萊塢老電影，從中辨認母親的哪一身衣服是按照哪部電影中的樣式量身訂制的……最最叫他痴戀的，卻是“庄生曉夢迷蝴蝶”，究竟是庄周夢到了蝴蝶，還是蝴蝶夢到了庄周？這叫他迷思久久，物我兩化，感佩先輩流傳至今的智慧。

　　這是更真實的蔡康永，在那個與搞怪夸張的小S搭擋、不停拋出問題的主持人背后。與許多看上去並不那麼“通俗”“娛樂”的人相比，他顯然更懂得珍視雅文化的美。他說，每一個四字成語的背后都有一個精彩的故事，他的願望就是把每一個成語都像茶葉一樣用水泡開，變成一杯醇香的好茶。

　　誰曾想，“庄周夢蝶”這個中國文化中詩化哲學的經典，卻被他拍成了現代版的搞笑、勵志、溫情電影《吃吃的愛》。

　　許多年前，他在美國學習電影﹔回到台灣，為了走近電影而做了主持人﹔兜兜轉轉，又做過電影編劇、制作人。曾經，他與白先勇合作，創作了電影《最后的貴族》劇本，又與許鞍華合作，策劃了電影《客途秋恨》……而如今，他終於執導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片。一個影視圈裡頗具學者風范的人，迤儷前行這麼多年，拍了一部幾乎會叫某些影評人直呼“娛樂至死”的電影，何解？蔡康永有自己的答案。

　　帶著電影到上海首映，他說他想起了父親。如果父親還在，看到自己的兒子又回到上海灘，有那麼多觀眾來看他拍的電影，那種命運流動的感覺多微妙啊。

　　有人以為他是悲觀的，但他說，所有悲觀的人本質上其實都是樂觀的。因為凡事一定隻有看開了，才會看透。一個人如果不曾執著，那麼，他的樂觀也必定不堪一擊。

　　往事如煙，人生似夢。蔡康永說：“你不過是一隻蝴蝶，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個人而已。”

　　“要娛樂別人，你自己是不可能輕鬆快樂的”

　　劉陽：您跟電影結緣已經很多年了，做過編劇、影評，也拍過微電影。在您幾年前宣布要拍電影的時候，很多人都非常期待，但看到《吃吃的愛》，也有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作為你執導的第一部長片，如此搞笑娛樂，為什麼？

　　蔡康永：我其實在當文藝青年的時候對通俗的娛樂有一點排斥，那時候覺得一定要把事情搞得很悲慘、陰暗、孤寂，才會符合文藝青年的內心。所以那時候讀文學作品，如果看到封面上寫著“充滿喜感的小說”，就會不想翻開，覺得這沒有深度，當然也不會喜歡看喜劇。

　　可是第一次看到卓別林的電影的時候，簡單驚為天人，他的《摩登時代》《城市之光》都是干淨利落，充滿了對世界的關懷或者嚴肅的諷刺，可是卻那麼好笑。那時候就開始反省，很娛樂的東西可能也會很有深度，而裝作深沉的東西可能未必有我想的那麼了不起。慢慢開始修正自己對“通俗”的“俗”字的理解。

　　高中的時候開始看很多電影的時候，就發現那些大導演不是故意要拍很冷門的電影的，意大利的費裡尼也好，法國的特呂弗也好，日本的黑澤明也好，他們都會拍一些很好看的、很有視覺感的東西，那裡面當然有他們的人生哲學，可是不需要把觀眾考驗到昏昏欲睡。所以就越來越喜歡娛樂的東西。后來放開心情看好萊塢的電影，覺得好萊塢有很多了不起的電影其實是又可以讓人受到啟發，可是又看起來不會很吃力。我們中文裡講的“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是完全做得到的。

　　我是看京劇長大的，但其實京劇故事很多並不適合小孩看，有的是很殘忍的，小孩看那個跟看很可怕的社會新聞是一樣的事情。可是我看的時候有一種樂趣，就是覺得大人的世界原來這麼亂七八糟的，可是也能轉換成優美的唱腔和漂亮的身段。就是你不需要隻給小朋友看童話，面對世界上殘酷的事情，小朋友會建立起自己看待它們的方法。

　　所以后來在美國求學的時候，曾經在好萊塢工作的老師們對娛樂有嚴格的要求。他們一再提醒你，你要娛樂別人，你自己不可能是輕鬆快樂的。你要娛樂別人，你自己必須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好好去設計，好好去實踐，才能達到效果。很多小孩子以為加入娛樂圈，整天嘻嘻哈哈就能做出很好的東西來，其實一點都不可能。你要當個明星，你得要拼命燃燒才有可能做到。

　　劉陽：您一路走來也是這樣的感觸嗎？不為人知的時候也非常辛苦？

　　蔡康永：我的運氣好在於我沒有受到肢體上的折磨，但面對觀眾的時候，我確實也受到很多各式各樣的折磨。

　　有時候為了讓自己吸收養分，我會接一些介紹書和紀錄片的節目，那些節目讓我有機會看到很多我本來沒辦法看到的書和紀錄片，讓我大開眼界，但那些節目的收視率都是零。除了公共電視台會不求任何利益地播出這些節目以外，它們在電視市場是無法立足的。所以這就讓觀眾隻能通過幾個比較受歡迎的節目認識我，可是這並不表示我是鎖定那個方向去做的。

　　“我要挖出你的故事，這是個爾虞我詐的過程”

　　劉陽：大陸的觀眾提起您的時候，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康熙來了》。但是大家也常常會問，在娛樂圈裡，蔡康永是一個有學者風范的人。一個知識分子為什麼會選擇做一檔那麼娛樂的節目，選擇跟小S那麼開心的搭檔合作？選擇節目的時候是怎麼考慮的？

　　蔡康永：《康熙來了》的每一任制作人都會說，他們的制作人生涯中碰到過最冷漠的主持人就是我。他們跟其他主持人在核對腳本內容的時候，大家都嘻嘻哈哈的很開心，但他們說跟我第一次聊節目內容的時候都嚇壞了，因為我一點笑容都沒有，沒有興趣跟他們東扯西扯，他們講什麼故事我都沒有表情，他們講完任何構想我都隻問：“所以你要給觀眾看什麼？想讓他們第二天進學校跟同學聊什麼？”然后他們就隻好收掉一切歡笑，冷靜地面對我的問題。所以他們后來形容進我的化妝室像進停尸間一樣，散發著一陣陣的陰風。小S也不會救他們，我們倆在化妝室裡就各自讀自己的東西，小S從來沒有一秒鐘開口叫我不要這麼嚴格，或者叫我笑一下。

　　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種微妙的氣氛，制作人跟我聊什麼，小S在旁邊都會聽在耳朵裡面，她一邊聽一邊就會想說，原來我想要的是那件事情、我想要的是那個效果。所以我從來不用跟小S在上台前講我們等一下需要干嗎，她自然就知道我們要追求什麼東西了。我們的默契就是，這是我的願望，那是你的本事，所以等一下你就是要用你的本事來展現符合這個願望的效果。之所以能合作12年都充滿樂趣，就是因為我永遠都不知道她要干嗎，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嗎。每次因為燈光或者收音的原因要重來一次，我會講完全不一樣的開場白，我不會想要重復講一件事情，小S的接話也會完全不一樣，我們都沒有腳本。

　　所以主持節目對我來講是一個我跟來賓緊張的關系。我知道你會告訴我一些事，但我更想知道別的，我要換到那個東西，我要答應你多少東西你才能讓我挖一個背后的東西出來。那個過程不可能是放鬆的，不是大家在閑話家常，那個過程一定是爾虞我詐的。像兩個人跳舞，你一步我一步，有時候踩到腳，有時候拍子不對，可是一定要找到那個東西。

　　所有這些事情都不是談笑風生可以做到的，一定就是你整天像打仗一樣去構思，現在來了一個敵人，或者我們要進攻一座城堡，怎麼樣才能達到目標。《康熙來了》每期45分鐘，也許你覺得很好笑，可是它必須維持一種奇怪的張力。

　　所以很多來賓上完我們的節目都會覺得頭暈腦脹，因為我們就是要把他搞得頭暈腦脹我們沒有要問任何一個你預先被告知的問題，我們問的是你剛才講的話讓我想到你明明有話想說卻不好說的內容，我就是要把這個內容找出來。那個過程很有趣，是我所相信的你要認真地燃燒自己才能做出好玩的東西來，而不是你去玩就能做出好玩的東西來。

　　我想也是這樣的樂趣讓我一直不急著找電影來拍。因為在這裡我已經得到很多的東西。電視的節奏很快，你今天的努力明天就能得到成果，如果你做的努力錯了，明天也會被罵，會馬上得到反饋。而不像電影人，可能你努力兩年，但一個周末就會發現觀眾不買賬，可能你做錯了，也可能你遇上了一個很強勁的競爭對手，你的戰艦就沉沒了，這是一件很冤枉的事情。所以我雖然學電影，可是我卻沒有很強烈地想要很快去拍電影。反而在做節目方面，尤其是有了網絡以后，我覺得做得節目的空間很大，我一直在這方面努力，我也受到了足夠的仁慈的對待，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電影現在對我來講，最迷人的部分還是儀式感”

　　劉陽：為什麼現在是做電影的時機？

　　蔡康永：命運很微妙，當初是因為想做電影才去做主持人上節目講電影，也因為做主持人這麼多年，終於有老板賞識讓我去拍電影，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沒有傳說中押了房子來換錢拍電影的故事。

　　所以這次拍電影，我的認知是，現在的人收到安慰和啟發有各種渠道，可能微信上的一條公眾信息就能讓他得到啟發或者靈感，他不再需要那麼庄重要走進電影院去看一部《教父》或者《現代啟示錄》才能得到啟發，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電影現在對我來講，最迷人的部分還是那個儀式感。除了它沒有其他的東西需要你被關在一個黑暗的空間裡面90分鐘，忘記外面的世界。你在家裡看視頻節目一定是不專心的，一邊吃泡面，一邊走來走去，一邊接電話。所以電影的儀式感很強，它會永遠在你的人生中留下某一個回憶，你跟某一個女生第一次約會看的電影，還是你第一次被嚇哭的電影，還是第一次你感動到哭、想到你爸爸的電影……這都是很特別的經驗，是你不拍電影很難得到的，讓我很痴迷。所以有機會的時候我還是想拍一部電影。

　　“你只是一隻蝴蝶，夢到自己是一個人而已”

　　劉陽：《吃吃的愛》裡有一個夢境的設置，一開始帶著觀眾進去，最后又帶著觀眾出來。您在這個構思中有特別的隱喻嗎？

　　蔡康永：我覺得中文的智慧有時候會讓我們對它的意思麻痺了，有時候我們太習慣用四個字的成語，而忽略了它的意思。

　　“人生如夢”這四個字我們太常見了，所以我們可能會對它很無感。“轉瞬即逝”的“轉瞬”，是指眼睛一轉你就忘記，轉眼即忘，這也是好迷人的境界，但我們用慣了就沒有感覺了。可是想想，當初發明那四個字的人是經歷了多大的打擊才說出了“人生如夢”這四個字來，只是我們沒有辦法再重新得到這樣的力量。當你把這樣濃縮的四個字用水化開來變成故事的時候，它就會恢復當初的力量。這是我的願望，就是每一個四字成語說不定都有一個很精彩的故事，需要你把它像茶葉一樣泡開，變成一杯好茶。

　　我小時候很著迷於庄周夢到自己是蝴蝶的故事，當時讀到那個故事隻覺得人生令人困惑，我們是蝴蝶而夢到自己是人嗎？還是我們是人而夢到自己是蝴蝶？可是現在已經不是那個困惑感，現在是放鬆的感覺，覺得人生多美好，有一天你會發現其實你是一隻蝴蝶夢到自己是一個人而已。那不是空虛感，而是釋放感，覺得一切都會過去。

　　有人認為我好像很悲觀，可是我認為所有樂觀的人本質上都是悲觀的，他一定是看開了，他才會看透了。他如果不是一個很執著的人，他的樂觀就很經不起打擊。

　　所以我做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是在想“人生如夢”這四個字，在想庄周夢蝶的故事，在想我有沒有辦法把小S飾演的角色放在兩個平行時空裡面，如果這兩個平行時空的女主角，她們的人生能互相流動、互相救濟。也就是說在這個世界上你受傷的時候，另一個世界的你可以得到一點溫暖﹔在這個世界被忽視的你，能在另一個世界得到一點肯定，如果有這個東西在的話，我認為我們在面對此生的打擊時會更多地寬容自己。這是我做這個故事的原因。

　　“我就像一個埋伏的狙擊手，身上裝滿樹枝拿著槍在那邊瞄准”

　　劉陽：您所有的身份裡，作家、影評人、主持人、編劇、導演等等，最能讓您自由表達自我的是哪個？

　　蔡康永：看你參加哪種節目，像《康熙來了》長達12年，可是我猜大部分人不知道我心裡在想什麼。他們隻能知道我會問問題而已。

　　劉陽：您在想什麼？

　　蔡康永：我在想把對方的故事挖出來。我在那裡就像一個埋伏的狙擊手一樣，要想盡辦法把那個東西挖出來。狙擊手一定是隱形的，我一定是身上裝滿了樹枝，拿著槍在那邊瞄准。所以觀眾永遠都認不得我的樣子，因為那個我不重要。　　

　　所以人家可以看你12年不厭倦，是因為你總是隱形。有一次我跟小S說，我聽到對方要講一個重要事情的時候，我簡直會隱形得跟一個椅子一樣，我希望他看到的是一把椅子，因為他會對我說出他從來沒有對一個活人說出的話來。那個是我覺得最暢快的時候，“天吶！我從來沒有想到今天會聽到這樣一個故事！”

　　這也是我覺得為什麼主持人會跟歌手很不一樣。歌手站在舞台的中間，他是宇宙的中心，他喊出“我愛你”的時候，全場的人要一起喊出“我也愛你”來回應他。可是主持人從來都不需要觀眾回應。這個身份不太可能被認得。

　　我認識的娛樂圈內的大主持人們幾乎都非常神秘，我跟他們很熟了也不好意思問出一些問題來，不知道他們心裡到底在想什麼，在鏡頭前他們很輕易就能躲開我的問題，他們知道我在干嗎，會立刻躲開我的子彈，我得在私下跟他們溝通才能多問一點。

　　可是我參加了一個辯論節目，我被迫要說出我自己的想法。因為如果我不說出自己的想法，我就失去了我在那個節目裡存在的意義。那個節目其實比起《康熙來了》要年輕得多，可是大家卻可以在裡面看到一個從來沒有看到過的蔡康永。這讓我覺得很有趣，像是一個刺客型的人忽然被丟到一個競技場，你得跟人家真槍實彈地打一仗才行。那個對我來講會有一點不安，有時候我必須要講出很多我的想法來，甚至有時候我要講出我自己根本不相信的東西，所以那是一個新的經驗。

　　寫作當然是揭露自己最多的方式，可是說實話，寫作的人真的不用擔心揭露自己太多，因為現在的人很少閱讀。所以你再怎麼寫，人家願意翻開這本書，你就已經非常幸運，如果有人願意把它買回家，那就簡直是超級少的機會。

　　我賣得最好的一本書是《蔡康永的說話之道》，因為那是一本為讀者寫的書，那根本不是在表達的東西。它幾乎是一本工具書，是一本為了讀它的人而寫的。所以它賣得很好，因為買的人知道這是為“我”做的事情，而不是你在講你家的事。你如果要寫本自傳，別人就沒興趣買，他干嗎要知道你家的事？

　　“父輩的事，不會因為你是某人的兒子就有資格寫”

　　劉陽：但其實你是一個很有故事的人，僅僅就您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環境來看，很多人可能都會對您的自傳感興趣。您不想在寫作上追溯這段家族的歷史嗎？

　　蔡康永：我一點都不想寫這個。其實不太有人知道我家裡父輩的事，一方面我也覺得我沒什麼資格寫，因為那個事情最悲慘的承受者是我們的上一代人，他們沒有寫的話，你總得有一個特殊的理由才能寫，你有特別的角度嗎？還是你得到了足夠多的訊息？要不然我們有什麼立場可以寫？隻不過因為你是某人的兒子，你就有資格寫嗎？我不這樣認為。

　　另外，從我拍這個電影可以看出來，我覺得那些東西應該被忘記，因為那是一場夢，夢醒了就過去了。

　　劉陽：為什麼會是一場夢？

　　蔡康永：我覺得大部分事情就是一場夢，它在你的人生有過一個關鍵的力量。你晚上做了一個夢，第二天早上醒來精神比較好，那個夢就盡完了它的任務，它就褪去了。

　　“人生如夢”，如果我們認同這四個字的話，那些過去的事就隻不過是我們需要的時候幫了我們一把，它不需要一直被記得。

　　“這是歷史、人生和緣份的微妙流動” 　

　　劉陽：這幾年台灣很多的演藝人才也是到大陸來發展，您怎麼看這種人才的流動？這對兩岸的文化交流和發展會帶來什麼影響？

　　蔡康永：我家的背景讓我覺得歷史的流動是有節奏的。我父親當時如果不到台灣去，就不會有我這個小孩，所以如果沒有那個時代的變動，我是不會存在的。后來我回到上海去做事情的時候，都有特殊的感觸。

　　我父親在世的最后幾年也回去過上海，他也回到他的故鄉。可是我小時候成長的過程中聽他所講述的上海，其實是一個人年輕歲月的回憶，而不是完全真實的上海。那時候是他最青春、財富狀況最好、人生最能揮霍的時候，所以當然他回想中的上海是金碧輝煌的，是他自己的黃金時代。他到台灣去的時候，吃的菜也比不上上海吃的菜，遇到的女人也比不上她在上海遇到的女人漂亮，家裡的境況也比不上他在上海的排場，這些都是一定的。我就出生在一個他認為黃金時代已經黯淡的歲月裡。所以，再回到他心目中曾經繁華無比的上海的時候，我有很大的成分是覺得好像替爸爸把沒做完的夢做完了。后來他不在了，我都很遺憾。

　　有一次我在上海辦了一個藝術展覽，當時在外灘的一座漂亮的大樓裡展出，看展的人在外面排隊的時候，我就想，我老爸一定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做藝術品，而且能在外灘展覽，還賣門票、有人排隊，如果他還在的話，他就會覺得這一切太有趣了，上海這個千奇百怪的地方，就連他兒子都能做到這件事。

　　前幾天我帶這個電影到上海去首映，我也有這樣的感覺。我聽過我老爸在上海看電影的故事，我媽媽穿的很多服裝都是照他當時看到的好萊塢電影裡一樣的定制款出來。所以我看到那些老電影的時候就會去辨認，我媽媽穿的哪件衣服是從哪部老電影裡來的。

　　這些事情使我比較沒有那種感覺，說我是到哪裡去做事、去發展，而比較像是一個微妙的人生和緣份的流動。

　　你剛剛講這件事情，我比較不覺得是交流。我覺得是台灣有一段時間累積了一些東西，然后開花結果出來，然后那些果實現在能在不同的地方被制作成更廣泛的產品，可能被做成了果汁，可能被做成一道甜點……它被制造的可能性增加了很多，是我們以前想都沒有想到的。

　　現在很多網絡文學被拍成了電影、電視劇，在金庸和古龍的時代，他們就只是寫小說而已，在報上連載的時候，他們隻求第二天買報紙的人依然想看到這篇連載，我不認為他們當初寫的時候會想到自己的小說有一天能被翻拍八百次，可是隨著時代的改變，這一切就發生了。

　　所以現在我們每次在歌唱節目裡看到那首歌再被唱一次、再被改一次，每一次都有一個新的生命出來，是當初做這個音樂的人，不管是李宗盛還是羅大佑，都沒有想過的。而我們以前不會奢侈到覺得一首歌可以被唱成這麼多種樣式，一個故事可以被翻拍這麼多遍。而現在幸運的是，這些可能性都出現了。

　　“如果你會中文，你就已經比地球上很多人領先了一大步”

　　劉陽：台灣的觀眾，尤其是年輕人，在接觸到大陸文化產品的時候，他們的接受度高嗎？

　　蔡康永：明顯地要決定於大家在成長背景上是否有共鳴。所以跳脫時代背景的作品，比如說《瑯玡榜》跟《甄嬛傳》，他們看起來就無障礙﹔可是很難想象他們看《人民的名義》或者《白鹿原》，這個接受的門檻會比較高。

　　最受到歡迎的節目其實是歌唱類的節目，因為那些歌曲很多是他們熟悉的，可是卻以他們陌生的方式被演唱出來，他們會很贊嘆。當然歌唱節目的制作精良也是前所未見的，它呈現出來的效果，燈光或者音效都很驚人。

　　劉陽：現在大陸文化市場對台灣人才的吸引力有多大？

　　蔡康永：所有做作品的人其實都是希望被更多的人聽見和看見的，所以如果他們曾經有機會感受到被更多人聽見和看見的快樂，就沒有道理會想要排斥這種可能性。

　　我在一次演講時說，我覺得人是一種隨遇而安的物種，我們很難違逆整個環境和時代，可是人的境遇卻不一樣，如果你想要掌握它或者想要安頓下來，是需要你辨認你所在的時空的。如果你會中文的話，那在此刻你真的是有非常好的運氣。你會使用中文，可以用中文使用、表達和溝通，那你就已經比地球上很多人領先了很大很大一步，可以被更多人聽見和看見，不管你是不是做文化內容的，就算你是做科研還是做生意的，都一樣。這個優勢是所有會中文的人都應該要掌握的。

　　“電影的世界之所以精彩，是因為每個拍電影的人都要貢獻他那一點小小的心力”

　　劉陽：您怎麼評價這部《吃吃的愛》？

　　蔡康永：我喜歡快節奏的東西，所以你很少看到我做慢吞吞的東西。我說話很慢，但並不表示我是一個慢吞吞的人。我說話慢是覺得，一個人說話快並不能讓人注意到你說的話。很多人誤以為口若懸河是口才好的意思，可是那是一個誤會。口若懸河通常隻能讓別人疲倦而已，並不是一個好的說話速度。

　　我自己做的東西，不管是辯論節目，還是《康熙來了》，乃至於這個電影，我都喜歡快節奏。因為我認為如果你有很重要的訊息要講，你可以慢吞吞地講，所以大導演們的很藝術的電影裡，我認為那種極慢是有一種修煉感的，它可以把你拖到一個完全脫離現實的時空中，跟你看林懷民跳現代舞的感覺是一樣，那是一個修煉的過程，你被抓到了一個重力都不一樣的狀態裡。可是如果我的東西是跟生活綁在一起的，我就希望它的節奏是很快的，因為我們本來就活在一個快節奏的時代裡。　　　　　　

　　我高興的是《吃吃的愛》做到了快節奏，而且有笑有淚是我一直都喜歡的。我以前讀西方文學的時候，必須要念希臘悲劇跟希臘喜劇。悲劇其實是清洗人心的過程，它讓你痛哭並不是要讓你絕望，而是要讓你燃起希望，你在人世所受到的齷齪是可以被洗掉的。

　　我自己剪輯這個電影的時候，跟我以前求學的時候不一樣。以前看我自己拍的東西300遍，我會失去判斷力，我會暈眩﹔可是這次剪輯的過程中神奇的是，那些讓我笑和讓我哭的戲都還有力量在。最重要的是，有哭有笑之外，我傳遞了一些我想要傳遞的訊息。我自己以前在看電影的時候，會常常被電影感動或者啟發，所以我自己也想拍一個給別人安慰或啟發的故事，要不然我就變成了一個隻索取而沒有回饋的人。

　　電影世界之所以精彩，就是因為每一個拍電影的人都要貢獻他那一點小小的心力，讓電影這個宇宙更豐富。沒有錯，電影史上已經充滿了很多曾經安慰人或者啟發人的電影，可它依然留下了這麼多空間，讓你再做一個好故事，你還是能打動人心，這是最迷人的事。如果能被打動人心的行列裡，將來地球上某一個角落裡的人因為這部電影而得到某種啟發或者微笑，我都認為那就是我貢獻給電影世界裡的一個小小的蛋糕，可是它豐富了繽紛多彩的電影世界。（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半畝方塘工作室 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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