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夢”具有重要的文化傳播價值，既是營造良好國際、國內公共關系的一個宏大符號，又從文化創造主體——“人”的角度，通過創設“普遍話題”擴大文化交流，在更大范圍共建新的文化語境。中國夢的傳播可以表述為：通過符號化的表達手段，進行社會關系重建，謀求跨文化傳播話語權，實現文化認同。

關鍵詞:中國夢﹔文化形象﹔文化認同﹔傳播

“中國夢”是新時期的中國在取得較大社會發展后，提出的一個戰略性口號。從傳播視角來看，“中國夢”將中國文化高度概括，經過符號化的表述，謀求跟世界其他文明進行更大可能的交流，並在交流中，積極參與國際話語環境構建，實現文化形象認同。傳播既是信息傳遞的媒介，通過它實現了信息交換和共享，增進了解，其又體現為一種儀式，[1]使特定內涵的象征性符號實現“意義共享”，參與者通過對符號的文化闡釋和批判接受，共同完成對社會的整體印象的構建和維系，同時在長期的傳播活動中確定參與者的身份認証。“中國夢”在傳播信息、加強表達，進行文化傳播的同時，也具有價值傳播的意義。以符號化的“中國夢”為手段，中國主動參與國際、國內會話，分享和共建新的“中國夢”的語義，構建新的國際文化關系。

“中國夢”具有中國特有的文化形象和文化內涵。“中國夢”作為一個傳播符號不僅僅是中國人自己的發展夢，也是中國人展示自己風採，欲為世界做出貢獻的夢想。“中國夢”的文化內涵可以從國家和“人”兩個層面來進行把握。從國家層面看，“中國夢”反映國家存在狀態和需求，主要表現為中國重新找到自己在整個世界文明史中存在的位置，並更好地為文明發展作出貢獻。從“人”的層面看，“中國夢”反映文明創造主體——“人"的狀態和需求（包括傳統、現有和將來所希望的），主要表現為人的存在價值、存在狀態以及對此進行的解釋。主體“人”的存在狀態和存在意義是人類普遍的話題，“中國夢”在這個層面的傳播更容易進行有效的意義交換。依據這個思路，從傳播學來看“中國夢”的文化傳播可以表述為：中國及中國人的文化存在狀態和需求，通過符號化的表達手段，進行社會關系重建，謀求跨文化傳播話語權，實現文化認同，為構建世界文化話語環境做出貢獻。

一、“中國夢”與社會關系的重建

“中國夢”符號視野下，文化的整合傳播是個社會關系重構的過程，是在傳播領域中對現有客觀存在的社會關系的一次認識。其認識的過程包括三個層面：第一是新聞學層面，即將現實的社會關系的“客觀存在”轉化為認識層面的“客觀存在”。兩種“存在”保持一定的距離，並且處於動態變化的相互影響中。其在符號學上表現為對客觀語義的歸納和符號化。“中國夢”符號化及形象構建將潛在的“三位一體”的國家、社會和個人需求統一起來，立足於“歷時”存在，謀求“共時”共同願望和聲音。這就是政治和國家利益在新聞學上的一次宏大的社會關系重構。第二是傳播學層面，即傳播領域社會關系的重建，在對“主觀存在”的反復傳播和認知中，動態式地形成特定的傳播關系。其在符號學上表現為頻繁的語義交換，符號的部分語義得到強化。“中國夢”借助符號進行傳播，其語義需要經過多次的編碼和解碼，一部分核心的意義和價值需要反復被傳播和強化，持續的意義交換才能產生一定的傳播效果。傳播過程中也將產生新的語義，不斷豐富“中國夢”符號的內涵。同時在較長時間的信息活動中，達成一定的妥協形成比較穩定的傳受關系，動態式地定義“中國夢”傳播場的結構。第三是社會學層面，即通過社會話題的發起，引導對某種社會存在的認知，並在相互的交流中，增進彼此認識，從而改變了原有的社會關系。其中符號學上表現為不同主體對符號的反復認知，改變了符號與主體、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良好的社會公共關系是“中國夢”在傳播視野上的一個重大任務，包括對內和對外兩重關系。對於國民來說，“中國夢”既是個人的又是社會和國家的，能很好地整合各種利益關系，形成統一聲音，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分歧和矛盾。同時，這也給話語輸出帶來新的關系，中國應該借助主動參與宏大的傳播命題的機會，改善自身在國際傳播格局中的地位。

二、“中國夢”跨文化傳播中的話語權

跨文化交流是個大概念，粗略來說就是不同的文化為增進了解擴大共識進行的信息互動。“中國夢”的跨文化傳播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國內以國家形式為代表的管理文化和國民的其他文化之間的對話﹔二是不同國家和文化形態之間的接觸。兩種跨文化傳播都有自己獨特的語境，信息傳播關系和傳播形式都有著差別，但終極目的卻一樣：建立穩固的信息場，並通過信息交換掌控傳播話語權。

“中國夢”信息傳播場的建立和維護是話語權掌控的先決條件，它使得“中國夢”符號的傳播擁有穩定的受眾和穩固的傳播關系。把握傳播雙向交流的特點，通過分享、提起話題使更多的受眾成為重要“事件”的參與者，最后達成“信息社群”構建。要實現話語權掌控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要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傳播環節中內涵豐富的符號化的傳播形象是信息價值的重要表現形式，“中國夢”在其傳播場要想具有重要價值，必須在深層的內涵和表層的符號化外延上吸引其他的傳受者。一個新聞生態系統內，需要有持續不斷的“能量輸入”才能維系系統的平衡，[2]“中國夢”傳播場的能量輸入，源自其信息價值。其次，實現雙向互動。雙向互動是信息時代傳播的主要特點，但這裡強調作為傳播者對其他傳播者和受眾的回應和對話。一方面使得各傳播主體成為“利益關系人”，能參與傳播“事件”並得到更多的關注﹔另一方面也在長期的交互中，適當調整傳播思路改善傳播關系，滿足受眾的心理需求。影響傳播效果的關鍵因素也就是需求的重要程度，這種需求是雙向的，即傳播者考慮受眾需求進行傳播，受眾渴望成為傳播的被需求者（重要參與者）。一般來說積極參與會話，就會佔有更多的話語份額。最后，傳播場的語義強化。傳播者傳播符號表達一定的“語義”，但其“語義”表達力隨著傳播進程的推進是逐漸減弱的，需要傳播者對其核心“語義”加以強化。這與傳播者本身的強制影響力，功利影響力和規范影響力相關，但任何傳播者的影響力都是動態變化的，其話語資源的分配不但跟話語表達的量有關，更與為“共同的話語環境”的重新定義有關。跨文化傳播往往會有新聞觀、價值觀的差異，這給表達“語義”的傳播和交流帶來困難，傳播者需要給“語義表達”預設一種更寬泛、更開放的“語境”，才能使得跨文化傳播在一個共通的語境下實現對話。這種為大環境的對話作出妥協和合作的行為，不僅是傳播策略博弈和變通，更是語境構設過程中的語義強化：單個的傳播者通過積極參與會話，為語義環境的動態形成做出貢獻,從而實現自身的語義影響力。

三、“中國夢”文化形象的認同

文化形象以文化實體存在為基礎，以文化信息傳播為手段進行影響和重構，但其內容卻是以主觀形式存在的一切態度、價值、情感的總和。從傳播者來看，文化形象包括“客觀存在”即文化本身的內涵、外延以及自我和他人的“主觀印象”。后者是前者的反映，但兩者往往是不對等的，需要通過一定的傳播手段和策略去減少其差異，消除認識上的偏差，構建更真實的“擬態形象”。這就需要社會傳播渠道承擔一部分文化認同的功能，提供形象來塑造大眾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感情，產生清晰的文化印象。從受眾來看，傳播信息中的形象需要被受眾再次進行自我構建。“認同”強調從受眾的角度來對“他者”（文化存在）的一次認知。“認同”的確認和再創造，包括“自我”和“他我”兩個層面。“自我”需對自身形象進行認知、整理和推介，使得龐雜的客觀文化存在有了一個清晰的、適合傳播和能被更好認知的可能﹔“他我”則根據獲取的信息對“自我”形象進行再構擬。對於受眾來說，“我”注視他者，而他者形象也傳遞了“我”這個注視者、言說者、書寫者的某種形象。[3]157“中國夢”的文化認同，就是一個文化博弈和不斷重構的過程。

首先，中國夢文化形象的生成是內部認同的結果。傳播是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的符號過程。[4]25客觀現實通過符號轉化並傳播為主觀認識時受諸多因素的制約，中國夢的文化形象的符號化也是這樣。第一，內部認同主體的多元化使得文化形象生成較為困難。由於客觀並存的多元文化狀態不是靜態均衡，而是動態與相互博弈的，想要形成統一和深刻的認識相當困難。但不同利益主體並不一定產生零和博弈或者贏者通吃。社會成員應在合作中共創和共享文化的自由與秩序，進而形成共同的語義。“中國夢”是全體中國人的夢想，應該反映國家不同利益主體的共同追求，並為全體社會成員所共創。隻有認同了這種傳播價值觀，才會產生共贏，使得“中國夢”真正體現民族特色、凝聚民族力量。其構擬出來進行傳播的文化形象才真正實現對中國文化客觀存在的提升和概括。第二，文化形象需要一個雙向機制來完成內部認同。該機制使“中國夢”這個符號既是從上到下主動挖掘國家文化內涵進行意義規整的工具，又是自下而上為反映更廣大中國人存在狀態和價值的廣闊空間，從而極大豐富“中國夢”的內涵。如果“中國夢”隻在政治傳播場和學理傳播場發揮巨大威力，而缺少社會輿論場的世俗化和生活化的回應，其傳播價值將有所減弱。第三，文化認同是多次完成的。中國夢文化形象不但需要在不斷地自主整合、集體熔鑄中精益求精，更應是開放包容。其能夠在傳播和生成的過程中，吸收外界養分並根據外界反饋作出調整和修正，在符號化的解讀和重構中，豐富“中國夢”符號本身的形象和價值。多次的認同，使形象得以生成、維系、修正和轉變，從而賦予了符號強大的生命力。

其次，文化形象的傳播需要認同不同傳播場的規則和習慣。跨文化的傳播涉及到對環境和事物的評價，不同文化群的態度很難取得一致。“中國夢”的傳播應該在認同國際通行的文化大概念和傳播習慣的基礎上，將一些與之差異較少的內容先行推介，再逐步深入到其他的方面。另外，在“中國夢”的國際傳播場中，初次傳播主體的影響是有限的，必須獲取有效的回饋，才能實現認同。其他媒體報道並激發口碑傳播，其渠道被稱為“關聯者”信息的過濾。選擇忽略還是繼續報道或者以何種形式對何人傳遞，這是信息發送者獲取的初次回饋。要想獲得更多的關注和助力，必須遵循和尊重其他傳播者的傳播習慣。而最終受眾對關聯者發送的信息進行吸收並採取相應的行為，這是第二種形式的回饋。受眾的回饋與初次傳播主體的重合度，體現了認同的效度。“中國夢”的提出曾在國際上引起其他媒體的極大興趣，作為一個重要的傳播符號，得到了很多人的反響和回饋，但其傳播鏈條仍然比較弱，需要不斷更新和強化“中國夢”的內容來維系其傳播價值以吸引其他傳播者和受眾。更重要的是，需要通過“中國夢”這個宏大的傳播命題來積極參與國際對話，擴大對話的共同心理基礎，在鞏固“中國夢”傳播場的同時，為其規則和習慣貢獻中國元素。隻有這樣，才能得更多的認同。

最后，認同意味著主客體和傳受者至少在文化上某種程度的雙向妥協，以創設更大的意義交換空間，營造良好傳播關系。一方面主體通過不斷跟客體的互動來加深對客體的認知。“中國夢”作為傳播符號，在不同的傳播階段被傳播主體進行一系列逐步深入的認識，需要對文化內涵進行不斷發掘，不斷充實。這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主客體之間，實現共同“意義空間”搭建的結果。另一方面傳受者之間需要達成某種妥協，才能形成動態的共識——更大的意義交換空間。傳播者將自己的主觀態度、價值和情感置於傳播符號之中，希望受眾最大限度地接受其影響。但受眾的主觀能動性又使得傳播者在傳播策略和傳播內容的選擇時不得不考慮考慮到受眾接受的可能性，從而在傳受中找到平衡。另外，受眾作為“旁觀者”對傳播者的影響又超越了簡單傳受關系中受眾隻能擁有“選擇性接受”主觀能動的局限，進而觸及到傳受雙方對於自身的認識。法國著名學者巴柔說：這時候“他者”（相對於受眾來說，“他者”就是被自己主觀構建的認知對象）形象創造是一個借助“他者”發現自我和認識自我，對自我文化身份加以確認和重構的一個過程。[5]由此可見，“中國夢”的認同不但是個妥協的過程，更是相互激發不斷創造的過程。中國可以通過“中國夢”來發出自己的聲音，但傳播不僅僅是個話語權的重新分配的傳播學問題，更可以體現出國家借助傳播體系跟世界對話，讓世界重新認識中國也讓中國人更透徹地認識自己。這種認同對於世界文明是有利的。[6]當傳播中的認同具有了文化的意義，“中國夢”的文化形象就有了超越國家民族利益的更大視野。

（作者簡介：王真真，廣西警察學院學報副編審，研究方向為文化學、編輯學。高山，廣西警察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文化學、傳播學。譚紅，作者單位為廣西地稅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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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詹姆斯.W.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M].丁未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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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蔣玉蓮.商品中的文化競爭與文化傳播[J].中原文化研究,2014(6).

基金項目：2016年度廣西高校中青年教師基礎能力提升項目“‘中國夢’話語表達中的文化形象構建與認同研究”（KY2016YB560）﹔2015年廣西高校科學研究項目“突發事件輿情引導與新聞真實性主導的新聞生態建設研究”（ky2015yb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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