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愛國進步報人、我國著名的新聞記者、新聞史研究開創者戈公振先生86年前被侵華日軍所毀書稿《世界報業考察記》，即將由商務印書館以手稿影印和整理稿兩種方式重新印行出版。據悉，這部當年在日軍轟炸時毀於涵芬樓的書稿，日前在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中被發現。

戈氏遺稿輾轉在上圖發現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黃旦評價戈公振是個不易歸類的人物，按今日時髦的說法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跨界者，在“報”和“學”領域均有不小的成就。出國時，他已具有15年一線工作的經歷，從校對、助理編輯、編輯直至總編輯，在新聞圈頗有影響﹔他在刊物上發表諸多文字，編譯《新聞學撮要》《新聞學》，其1921年出版的《中國報學史》作為我國第一部系統全面論述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學術專著，至今仍是廣大新聞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案頭書。

1927年到1928年，戈公振自費出國考察，行程數萬公裡，途經歐、亞、北美各洲。通過考察，他搜集了大量新聞史資料，實地感受到了世界新聞發展的潮流並對中外報業進行了深入思考。回國后，戈公振據所見所聞所想所得寫了 《世界報業考察記》一書，擬由當時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令人扼腕的是，就在他定稿准備付印之時，涵芬樓一夕之間毀於日本侵略者的轟炸之下，《世界報業考察記》也在戰火中散失，這段重要的學術活動遂成為塵封往事，至今是我國新聞史上的一樁憾事。然而就在近日，上海圖書館的研究人員在整理館藏手稿過程中竟意外地發現了該書手稿，經戈氏后人同意，交給商務印書館再次出版，這部塵封86年的學術成果即將在8月面世。

據了解，上圖館藏 《世界報業考察記》 遺稿置於一個扁方盒內，其中包含《世界報業考察記》稿本、校勘表、用於出版的插圖照片(附原信封)，以及戈公振親自參與設計的封面和版式樣稿等。從遺稿上“自序”的落款時間看，《世界報業考察記》完稿於1931年2月10日。商務印書館於同年5月26日收到書稿。當時的《申報》還曾刊發過這一重要學術成果的報道，報道稱全書分五編，內容涉及報館、通訊社、報紙教育、記者待遇、國際報界合作等。第一編為英國《泰晤士報》和美國《紐約時報》參觀記。

新聞史研究成果“炸不毀”

從編輯書寫的統計字數、字號及商務印書館鈐印看，此次發現的手稿正是付印前的最后一稿。相關人士推測，《世界報業考察記》在炮火中散失，而戈公振的手稿可能在此之前已由戈寶權(學者、戈公振侄子)帶回家中。涵芬樓在轟炸中盡毀，商務印書館就此陷入癱瘓，戰火中散失的數本著作也因此陷入了無人“打撈”追蹤的境地。

據知情人士透露，戈公振在彌留之際還心系報業和國內時局，對凝聚自己多年心血的《世界報業考察記》文稿念念不忘。造化弄人，半個多世紀以后，《世界報業考察記》與其他“戈氏文獻”輾轉被徐家匯藏書樓收藏，后移藏於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手稿部分入藏於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在商務印書館成立120年之際被發現，被發掘，被重新出版。上海圖書館名人手稿館館員劉明輝感慨說，當年，一名日軍軍官曾說：“燒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載就可恢復。把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構焚毀，它就永遠不能恢復。”今天，這部“炸不毀”的新聞史遺著，在湮沒了86年之久后重現世人眼前，更可感知手稿文獻的歷史價值，以及出版事業的歷史意義。

在學者秦紹德看來，《世界報業考察記》忠實記錄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新聞界的前輩如何懷著理想和他們當時觀察世界的視野和內心的活動。它的重新發掘為中國新聞史增添了珍貴的一頁。先驅們對新聞事業崇高社會責任的追求和堅持，值得今天的媒體人深思和永遠銘記。

仔細比對遺稿文本，研究人員發現至少出現過三種筆跡。根據比對戈公振其他手稿和戈寶權信札，上圖經研究初步判定，文本的主體除戈公振親筆外，另有戈寶權和其他人協助謄抄的部分，這些字跡整潔連貫，改動較少，戈公振對抄稿又進行了修改補充，紙面上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字跡。上圖館藏戈寶權致戈公振的信件証實了 《世界報業考察記》 在寫作的過程中確曾得到戈寶權的協助。（記者　陳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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