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技術壟斷的美麗新世界

晁辛寧

2017年07月31日15:33  來源:今傳媒
 

摘 要:阿道司·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是一部著名的反烏托邦的批判小說,描繪了一個被高科技壟斷且高度極權的未來社會。赫胥黎通過自己的想象描繪了一個被技術裹挾的新世界,人們在虛假的快樂中成為技術的奴隸,充滿了對現實社會技術濫用的諷刺和批判。技術壟斷時代使人們在媒介接觸中逐漸形成不同程度的群體依賴與自我迷失,如果我們不能在技術所帶來的舒適和娛樂中保持清醒,不能對其無限擴張趨勢加以遏制的話,赫胥黎描繪的美麗新世界勢必將會成為現實。我們必須重新倡導人文主義傳統,注重公民教育的反思與回歸,特別是具有批判性思維的媒介素養教育。

關鍵詞:美麗新世界﹔技術壟斷﹔媒介﹔教育 

一、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

由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1931年創作的《美麗新世界》是二十世紀最經典的反烏托邦文學作品之一。反烏托邦是科幻文學中的一種文學體裁和流派,是相對於追求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理想烏托邦而言的。在這種社會中,物質文明泛濫並凌駕於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依賴並受控於物質,在物質得到極大滿足的掩飾下,人類文明在高度發達的社會被技術裹挾而失去了真正的自由。這類小說常通過描寫技術的泛濫,揭示技術對原有優點的修飾,以及對固有缺陷的掩飾。技術的泛濫在表面上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平,而本質上是在掩飾空虛的精神世界。《美麗新世界》作為一部著名的反烏托邦的批判小說,描繪了一個被高科技壟斷且高度極權的未來社會。

在這裡,嬰兒不需要母體孕育而是來自於“中央倫敦孵化及控制中心”,在他們還是胚胎時就被劃定為α、β、γ、δ、ε五個不同的社會階層,與此同時未來的人生軌跡也被劃定,而每個等級的生命設置就是沿著既定軌道行走。這就是世界國,他們標榜“社會、身份、穩定”,他們用睡眠暗示進行“許普諾斯教育”,用“新巴甫洛夫模式”扼殺喜好,唆麻是他們最有效的解憂方式。在世界國他們用“福帝”紀年並相信他才是唯一的神明。

世界國的人們尤其注重教育,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教育方式,但最主要的還是睡眠教育。從胚胎出生起就需要在午睡中接受各種啟蒙教育,盡管他們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聽,更不可能理解自己聽到的內容,但這些反復播送的信息對他們進行了洗腦式灌輸,孩子的心靈總有一天會領會這些暗示。暗示的總和就是心靈的全部,而且是成人的心靈,這將貫穿他的一生,心靈的所有判斷、向往和決定都取決於這些暗示。除了通過睡眠暗示,管理員們還擅長使用“新巴甫洛夫模式”,即利用條件反射的原理來重新定義人們將會感興趣的事物,例如書本和噪音,玫瑰花和電擊,通過大量的刺激性訓練將這兩組毫不相干的概念在孩子的心裡形成密不可分的印象,反應條件就這樣不可逆轉地形成了。極權者所擔心的是個體一旦有了感覺,社會就會發生動搖。為了保持穩定,所有條件設定的目標都是:讓人們熱愛他們無法逃避的社會使命。此外,他們還要學會把死亡當作理所當然的事。

除了這個世界國,列寧娜和伯納德到訪的保留地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這裡依舊是傳統社會的村落,雖然沒有先進的技術但人們整天都十分快樂地工作而且是全身心的快樂。這裡的嬰兒靠母乳哺育,這裡的舊衣修滿了補丁,這裡的人們有自己的喜怒哀樂,這裡沒有人可以屬於多余的一個人……但這看似正常的一切卻讓來自新世界的列寧娜感到惡心,眼前的一切與幼時接受的睡眠教育截然相反,她為正在哺育的女子感到羞恥、對衰老的相貌感到不可思議、對野蠻人約翰既反感又好奇。在這片技術還未曾染指的區域,人們靠雙手而不是機器來進行生產活動,他們擁有文明,他們在這裡歌唱、讀莎士比亞、擁有屬於自己的自由。盡管如此,從新世界過來的人們依舊執著於技術為他們帶來的滿足感,琳達就是一個典型的悲劇,她被拋棄在保留地但卻由於兒時根深蒂固的教育讓她已經成為了一個沒有自我的軀體,她隻記得睡眠教育的歌謠卻不懂得在講些什麼又為什麼會是那樣,她寧願重返新世界也不願在保留地凋零,最終她在唆麻帶來的虛幻快感中走向死亡。

二、媒介鏡像與群體依賴

赫胥黎筆中的“美麗新世界”,不是社會為人服務,而是人的存在為了服務於社會。為了適應社會,人們失去了自己甚至失去了人性,變成了一個個服務於技術的技術復制品。這裡的教育也不是為了喚醒個人,而是為了適應社會,利用教育來束縛個性,讓人們乖乖順從並熱愛他們無法逃避的社會使命。自我被泯滅,思想被控制,生活在新世界的人們沒有自我、沒有感情,因而也沒有理由會產生矛盾,在一片祥和的外表下,這個新世界事實上並不美麗——這正是赫胥黎想要警告我們的。

技術的發展為社會各個領域帶來不同程度的機遇和挑戰,對媒介來說更是如此。技術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媒介使用的手段,而媒介使用手段又決定了信息的傳播。依托於技術發展的媒介在技術壟斷時代必然首當其沖地受到影響,人們在媒介接觸中逐漸形成不同程度的群體依賴與自我迷失,我們常常無意識地沉迷其中而忘記自己的存在。媒介企圖在人際化傳播的鏡像世界中制造出一種高度模擬現實的交互方式。倘若我們在這種高度仿真中失去判斷力,那麼謠言傳播和網絡暴力等由於不實信息而引發的社會問題將愈演愈烈。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每個人都是社會化關系中的一員,我們對自己的認知和評價都來自於群體中的社會化交往。在這種陌生環境的交往中需要通過參照他人的行為來判斷自己該怎樣作出反應,我們時常因害怕被同伴排擠或被群體孤立而放棄自我立場傾向於順應別人的選擇。這種迫於壓力下作出的選擇是天然自我保護意識和對群體順從的結果,也是造成佔據意見環境優勢地位的輿論形成的直接原因。當媒介作為社會的鏡子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我們更願意去相信媒介是代表了技術也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意見,便毫不猶豫地做出順從的反應。李普曼在《輿論學》中曾指出“媒介構造社會認識”,當我們在這種無意識中習慣了這種壓力對我們行為的改變時就會失去對認同體的質疑精神,我們被這種莫名的信賴所麻醉。正如麥克盧漢的觀點,我們被自己建構的媒介所吸引,愛上了媒介那充滿夢幻的“倒影”成了自戀的那喀索斯。事實上,這種群體依賴是對媒介也即對技術的過度信任。尼爾·波茲曼認為,“向科學求助、對科學抱有期望、未經質疑就接受科學針對這些問題作出的回答等,都是科學至上主義的做法,是技術壟斷時代的一個華麗的幻象”。

李普曼的“擬態環境”說已經在提示我們所處的媒介環境與現實有很大不同。我們面對媒介這面鏡子時看到的像是不同於真實的自我和現實的環境,然而由於它所反映的像太過“擬真”使我們誤以為它所反映的一切都是真實。作為個體的我們就像《楚門的世界》裡的主人公,他的整個人生就是電影公司默默進行拍攝的一部電視劇,攝影棚就是他的整個世界而他卻對此渾然不覺。雖然我們並沒有楚門那樣可憐,但我們必須承認媒介所營造的鏡像對我們的影響和改變遠遠比我們能夠意識到的大得多,娛樂化的媒介使用體驗正在逐步吞噬我們的判斷力。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也是楚門,我們的生活處處離不開媒介的控制,媒介營造的環境反過來作用於我們所處的現實環境成為新的環境,即擬態環境的環境化。

(責編:馬瀟(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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