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80后電影導演，花五年時間凝視一群人。她們都已風燭殘年，枯瘦伶仃、佝僂孱弱，在時間的縫隙裡一天天地過，冷暖自知。在安穩的現世，她們如同殘酷歲月留在世間的深深淚痕，提醒后來者———面對傷痛，不終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8月14日，一部關於慰安婦幸存者的紀錄片《二十二》即將全國公映，這是首部獲得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公映許可証的相關題材紀錄片。“二十二”是電影拍完時內地公開慰安婦身份的幸存者在世人數。從2014年拍攝完成到如今上映，三年時間裡，幸存者縮減到了九位。而在《二十二》之前，導演郭柯曾在2012年拍過一部相同題材短片《三十二》。

“三十二”變成了“二十二”，“二十二”隻剩下“九”，“九”終究會歸零。生老病死是顛扑不破的規律，但歷史永遠無法磨滅。郭柯希望，影片上映后，至少能有20萬人次走進電影院看一看老人們如今的生活。20萬，是公開歷史資料裡曾受摧殘婦女的大致人數。

趕在“零”之前，再挨個看一眼她們

《二十二》 日前在北京安排了一場首映儀式。導演郭柯提及最多的是“趕在‘零’之前”。

2012年6月，郭柯偶然間看到微博上一篇名為 《中國慰安婦生下一個日本孩子》 的文章，敘述了一位名叫韋紹蘭的老人和她兒子的經歷：1944年，24歲的韋紹蘭連同一歲的女兒被抓進魔窟，熬了三個月，她逃離了。回家后不久，女兒死於營養不良，她卻發現自己懷孕了。在自殺未遂之后，1945年，日軍投降時，韋紹蘭生下了兒子，取名羅善學。羅善學如今年過古稀，終身未婚，跟母親相依為命。

郭柯去廣西找到了韋紹蘭老人，以她的視角拍了些關於幸存者們后半生的生存概況，剪成紀錄片。“慰安婦問題”領域的專家蘇智良教授告訴他，當時中國內地仍在世的並且公開過自己慰安婦身份的老人，隻有32個。短片即以此命名。郭柯把 《三十二》 放到網上，當那個有著日本血緣的古稀老人在鏡頭前講述自己的一生時，彈幕上鋪天蓋地的詞條涌了出來：“你是無辜的中國人。”這一幕擊中了郭柯，他覺得自己有必要做個記錄者，把飄零在歲月裡的苦難碎片打撈出來，讓世人銘記，送給歷史學者研究，或者只是出於一種使命。

2014年，蘇智良告訴郭柯，數字已經變為“二十二”。郭柯立即奔波於廣西、雲南、山西、海南等地，和22位老人挨個見了面。有位老人叫林愛蘭，海南人，1925年出生。她有雙重身份，1939年，14歲的林愛蘭參加了瓊崖縱隊，成為紅色娘子軍中的一員。她曾潛進日本駐地，偷出子彈，還用槍打死過兩個日本兵，並因此獲得了兩枚紀念章，她視之比生命更重要。僅僅是兩年后的1941年，林愛蘭16歲，被抓進了一個日本據點，在那裡她失去了生育能力，腿也被打斷了。被解救后，林愛蘭一生未嫁，隻在60多歲時收養了個女孩，取名林寶香。阿香后來嫁人生子，林愛蘭進了養老院。

郭柯見到林愛蘭老人時，她已在養老院住了三年多。一見面，老人就從衣服兜裡掏出那兩枚紀念章。2015年12月，林愛蘭老人去世。2016年4月，老人的墓前立起了墓碑，上寫“抗日女戰士林愛蘭女士之墓”。她生前最珍愛的兩枚紀念章，一枚隨她入土，一枚捐給了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

時間會掩去許多痕跡，郭柯想做的，就是擦拭記憶，証明一段歷史。這部紀錄片的片名定為《二十二》，但在拍完當年，廣西和山西就各有一位老人故去。后來，每離開一位，片尾的名單裡就多一個框。但最近兩年，老人們走得太快了，一下子就縮減到了九人。郭柯說：“我有時候想，干脆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當初遇見她們時的那樣，老人活著。”活著，是從《三十二》 到 《二十二》，畫面裡自然流淌出的不變的主題，卻也是過去七八十年裡20萬受害者天大的難題。

把老人當親人看待，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

無疑，這個題材是民族的傷懷舊事，任時間退潮，依然留下無法彌合的痛。所以，郭柯不止一次被問到：為什麼要把鏡頭對准這些老人？“不是販賣磨難和眼淚。”他說，“她們的生活早已歸於平靜，我們能做的就是遠遠地看，平視。”

可事實上，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遠觀且平視，連郭柯自己都很難說得清。

以五年前的緣起為例，讀完微博上的文章，郭柯第一反應是“離奇”。他那會兒已在影視圈裡工作了10多年，給不少導演當過副手，直覺告訴他“那是不錯的影視劇素材”。在決定拍攝之前，年輕的郭柯並不確定自己該以何種方式與老人對話。在生而為人的善意與一名“影像記錄者”的本能之間，他反復撕扯過。但見面后，老人身上超出預判的東西敲打了他，比如平靜。

“正式拍攝前，我也只是通過網絡和新聞報道了解她們。印象中，以淚洗面，生活裡充滿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仇恨，但真正接觸下來才慢慢意識到，老人們都是活生生的人。”郭柯發現一組對立，老人們對著長槍短炮，常常脫口而出“我不原諒日本人，我要他們認錯”，但背過身去，她們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這促使他反思，拍攝這群老人，難道唯一立場就是讓她們揭開傷疤、痛陳日軍暴行嗎？

“處久了，老人就像自家奶奶。把她們當親人看待，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郭柯的鏡頭下，平靜甚至無聊佔滿了畫面。比如有老人一見面就打招呼“吃了嗎”﹔比如有老人把喂飽村裡大大小小的貓當成大事，某一天會跟人說“這隻腰粗了，懷孕了吧”﹔還有的倚靠在炕上沉默地看電視，幾小時一晃而過……拍攝過程中，郭柯發現自己一直在變。原本具備的矛盾沖突，表達激情的導演本能，被老人的平靜一點點磨去。他開始躲避眼淚，每當老人落淚時，他的鏡頭就切向大山、天空、白雲。除了老人臉上的溝溝壑壑，片子平坦得完全沒有節奏、戲劇性、起承轉合。這導致了他的專業性遭到抨擊，投資方撤了資，2014年的影片一直無法做發行。三年裡，是網絡眾籌幫助《二十二》等到了公映的日子。

郭柯說，漫長的三年等待，他一點都不后悔，因為他的拍攝剔除了功利心和獵奇態度。“你為什麼不給觀眾一個機會，讓他們也深情地看她們一眼呢？鏡頭全部放長了，我們就靜靜地看著她們。可能看15秒后，觀眾的內心，就有自己的思考。然后就會體會這些老人，她們的生活環境，她們的心情。”

該片的片花裡，老人眺望遠山，嘴裡念叨：“天上落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憂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干。”好像她們一生的寫照。

《二十二》收尾，落幅畫面定在俯拍的山野。山被雪覆蓋著，白茫茫的，真干淨。有些過去的就過去了，有些過去的永遠過不去。（記者　王彥 實習生　張涵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