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突與整合:輿論場生態與網絡輿論空間建構

——基於布爾迪爾場域理論的探索性研究

張碧紅,雷天玥

2017年08月30日16:08  來源:今傳媒
 

摘 要:當下我國網絡輿論空間處在劇烈變動期,各方行動者在網絡空間中的沖突尤顯劇烈,各自持有不同的輿論經營和行動策略。本文從我國近年“輿論場”研究的主要面向入手,借鑒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爾的場域理論,嘗試建構網絡輿論空間的理論模型,對轉型期的中國輿論場沖突現象作分析解讀,以尋找復雜多元輿論場域之間的整合之道。

關鍵詞:輿論場﹔沖突﹔網絡輿論空間﹔整合

一、問題提出與現實意義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自媒體的興盛,蓬勃發展的網絡輿論空間已成為新的戰略場域,網絡輿論的形態在各種社會力量的角逐下日新月異。當下我國網絡輿論空間處在一個劇烈的變動期,各方行動者在網絡空間中的沖突尤顯劇烈,各自持有一套不同的輿論經營和行動策略。盡管網絡空間越來越活躍,輿論互動越來越頻繁,網絡空間卻越來越缺乏共識,甚至走向封閉與對立,尤其體現在一些公共議題上,不同的網絡言論者有著截然不同的輿論表達。網絡中的自行其是、各說各話和缺乏共識,充分體現了當下網絡輿論空間缺乏調適和整合。

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作為社會建構力量之一的網絡媒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社會的互動中,從而形塑了新的社會空間。網絡化社會的表象之下,是社會主體借助傳播交往進行多元互動從而形成文化與社會共同體的過程,“輿論傳播”與“社會互動”正是網絡化社會背景下的最具代表性、意義豐富的絕佳議題。考察網絡化社會中網絡媒介與社會關系和組織形態變遷間的互動關系,不僅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是新聞傳播學回應當下中國現實的學術話語實踐。

二、我國“輿論場”研究的主要面向

把“場”的理論引入網絡輿論的研究范疇,目的在於擴展思路和擴充視野,運用新的視角來深化對網絡輿論問題的研究,這不僅是對“場”的本質屬性認識的深化和擴展,也是對目前網絡輿論研究單一化和集中化的反思和提升[1]。把“場”的理論與網絡輿論研究兩者結合,將會帶來“網絡輿論場”研究的轉向。

隨著社會化媒體的異軍突起以及網絡文化的繁榮,曾經隱形的社會文化概念——“輿論場”,也日益引起新聞傳播學界的高度關注。關於輿論場的研究,國內外均有不同的著述和理論成果。在輿論場的構成和研究方法上,西方學者的“場”論給中國輿論場研究帶來許多的啟示(如布爾迪爾的社會場,1998、考夫卡、勒溫的心理場等,1999)。在社會場解讀層面,布爾迪爾的場域理論從“關系”的角度來詮釋社會,社會空間是布爾迪厄“場域理論”的代名詞,這對於注重禮俗儒家文化的中國社會無疑是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相比國外研究注重從理論層面對輿論場的形成、運行規律及社會影響進行研究,國內學者的研究則更多是側重於實踐研究,旨在指導不同輿論場的打通與融合,形成有利於社會穩定與發展的輿論氛圍。近年來,我國研究“輿論場”的文章多集中在“主流媒體、宣傳場、輿論引導、媒介融合、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等幾個相關熱點,表明這些方向已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具體有以下研究面向。

1.新媒體語境中的輿論特點和生態。通過各類實証資料,我國學者對網絡事件的主體特性和爆發機理(李良榮等,2013)、新媒體語境中的輿論特點和輿論生態(丁柏銓,2013)等議題都做了很好的研究。隨著全球化與信息化的迅猛發展,我國網絡輿論的陣地日益擴大,網民的激增帶來了輿論主體規模的擴大與輿論影響力的提升,從前作為受眾的人民,現成了各項對話的潛在貢獻者和政治舞台的潛在行動者(胡泳,2009),社會突發事件和熱點信息充分體現了輿論話語權的分散和用戶主體地位的提升(陳力丹,2013)。

2.輿論、輿論場、宣傳場的內涵厘清。童兵(2012)從學理上論述了輿論是特定輿論環境即輿論場的產物﹔劉鵬飛(2014)從打通兩個輿論場要遵循新聞規律,形成輿論共振,實現傳播互動角度提出建立新型媒介關系和輿論引導的對策建議﹔劉建明(2015)對“兩個輿論場”的若干歧義和悖論進行了探討,指出主流媒體應成為匯集不同意見、反映輿論、發動輿論、引導輿論,重建網絡背景下的強大輿論場。邱戈(2009)把場域理解為在特定社會空間中各種力量之間按照特定規則和利益取向相互影響、相互聯系的一個整體,場域研究是用資本概念化和標准化各種可能的力量。

3.公眾輿論失調、輿論一律和輿論管理問題。紀忠慧(2011)從軟實力角度探討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公眾輿論失調、輿論一律和輿論管理問題﹔針對突發事件的輿論引導研究越來越偏重於引導策略的顯學,缺乏系統論的視角,趙振宇(2014)構建了應對突發事件輿論引導的傳播系統﹔董子銘(2015)從輿論引導的路徑疊進視角,研究了我國傳統宣傳與當代宣傳的模式及效果。

4.潛在輿論是實施社會綜合治理的新著力點。童兵(2016)對官方輿論、民間輿論、海外輿論之外的潛在輿論進行了專題研究。潛在輿論出自特殊的潛在輿論場,具有主體分散、隱匿流傳、對象多樣、趨利傳播等特點,功能不同於官方輿論,也有別於民間輿論,主張通過立法和開放表達渠道、保護民眾安全表達自己意志、改進官媒平台三方面來加強潛在輿論的化解和吸納[2]。李后強教授(2016)《輿論場結構演化論》從當前輿論場的撕裂現狀對社會的危害、自媒體輿論對主流媒體輿論的沖擊,詳細闡釋輿論場結構演化的特點和過程,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

理論研究是對現實問題的重要回應。現有研究為推進我國網絡輿論場的互動和網絡空間治理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和借鑒,通過梳理相關研究發現,研究者較多地從國家和社會層面、從政策管理的宏觀角度討論輿論的調控和引導,較少從社會關系的空間和文化價值觀的視角闡釋網絡輿論現象及其互動規律,而且對個人輿論表達權的探討和對網絡輿論現實的批判性思考和反思也比較少。

三、網絡輿論空間的建構模型與邏輯

我國傳統基於網絡輿論傳播的研究往往集中於宏觀和微觀兩端,缺乏對中觀輿論場域的研究,即要麼是將輿論視為宏觀總體的社會統治工具,要麼是將輿論視為微觀具體的言論傳播策略,沒有將網絡輿論的互動調適和整合治理視為一個有效的中層場域。

當今互聯網和自媒體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網絡輿論生態和社會場域,基於傳統媒體而建立的輿論理論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予以修正。本研究借鑒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爾的場域理論,試圖構建網絡輿論場域的中層理論,這對於理解當下我國網絡輿論場的互動和網絡空間治理具有重要的學理價值。

1.理論模型。布爾迪爾場域理論的創立,是具有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和時代背景的。在布爾迪爾的場域理論中,場域是行動者基於慣習,運用資本的網絡,原本多是用來分析法國的文藝界問題,在文藝場域中,文藝人基於后天的訓練所習得的藝術品位,調用其力所能及的文化資本,在特定的文藝場域中進行互動,爭奪文藝資源和結構位置。布爾迪爾(P.Bourdieu)把社會場域描述為一種由各種社會地位所構成的多維度空間,社會場域涉及社會資本(各種力量的標准化)、生存心態(慣習、習性或實踐感)、特定場域的游戲規則和專門利益等關鍵概念[3]。

而在輿論場域中,輿論場中的行動者主要是言論者,輿論場所對應的慣習是言論者所操持的語詞,輿論場中的資本是話語權,它們在輿論場中的能量各異。在本文中,輿論場的理論公式需要改為:

2.建構邏輯。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引入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場域(field)理論(1998)。“場域”是行動者基於相應的慣習(habitus),調用各種資本(capital)(社會資本、政治資本、文化資本等),爭奪社會資源、進行社會互動的結構化網絡空間。

在輿論場域中,輿論場中的行動者不是充分的行動者,而只是通過言論進行互動,所以,其行動者主要是言論者﹔同時,就輿論場而言,其所對應的慣習乃是言論者所操持的語詞,就像不同地方的人操持著不同的方言,他們的笑點、邏輯有時甚至完全不同﹔而且,輿論場中的資本乃是話語權,即使是平面化的自媒體也有所區隔,比如微博中的“大V”,其話語權是不均等的,所以,他們在輿論場中的能量也是大不相同的。

本研究將在中觀層面上使用話語權,即話語權既不是籠統的階級統治工具,也不是某一篇網絡文章所能達到的傳播效果,而是在一個相對固定的輿論場域中,由一些相對穩定的言論者基於共享的語詞習慣,有效調用的言論資源,即等同於布爾迪爾所說的場域中的資本。

根據該理論,本研究認為,目前我國網絡輿論的分歧與失調,主要是不同網絡場域出現了不協調,網絡言論的沖突既不是宏觀的階級沖突,也不是微觀的個人沖突,而是不同場域的沖突,是不同場域邏輯的對立,要劃界網絡言論的沖突,必須整合不同的場域邏輯。

四、網絡輿論空間影響因素分析

1.言論者:在信息生產和情感表達上,既有差異又有共享。網民是網絡輿論場中的言論者,與其說網民是烏合之眾,南京大學的青年學者袁光鋒更願意將他們稱為“詮釋社群”。網民在網絡空間中自主使用語詞,看似獨自參與政治的背后,其實共享著特定的情感、知識和意義,“網絡段子”表達的是一種調侃和反諷的情感,通過“段子”文本的生產、改寫、鏈接和傳播,網民形成了帶有戲謔和諷刺色彩的“詮釋社群”。通過“情感”的鏈接,分散的網民形成群體。網民並不是原子化的個體,而是可以被劃分為各種彼此呼應、同氣相求的社群,它們分享著一些相似的情感、知識和意義[4]。

就信息生產行為習慣和情感表達習慣而言,不同群體的網民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聯合搜狗輸入法大數據團隊共同發布的《中國網民的信息生產及情感價值結構演變(2012-2016)—基於搜狗大數據的分析》報告,用大數據披露了近五年來中國網民信息生產行為習慣和情感取向的地域、代際、性別、場景等方面的差異和特征,從中刻畫了中國人 “愛恨情仇” 的社會圖譜。比如,在性別上,女性的情感表達更加豐富和活躍,感性程度相對更高﹔從時代上而言,00后的表達方式更加去中心化,對於表情包的使用遠高於其他時代。近年來,我國有關領導人時政報道的“萌化”語言逐漸成為國內外傳播的一道獨特風景線,2016年裡約奧運會期間號稱游泳界“泥石流”的傅園慧及其“表情包”成為極度流行的傳播元素,這些新聞語言和新趨勢都顯示出,在社交媒體的語境下,輕鬆、有趣、“萌化”的互聯網話語正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著過往傳統媒體時政報道中刻板正經、不苟言笑的臉譜式報道風格,以及過往奧運報道那種運動員苦大仇深、大眾媒體過度煽情的話語方式。

2.語詞:網民對復雜社會境遇的一種獨特話語表達。互聯網不僅改寫了傳統新聞傳播的反饋方式,也改寫了傳統媒體與觀眾的交流和互動方式。2016春晚以“你我中國夢,全面建小康”為主題,直播期間社交媒體上幾乎與節目同步上演的吐槽狂潮,據統計,除夕當天訪問“春節晚會吧”的網友超過1800萬人次,參與春晚吐槽彈幕活動的用戶超過650萬,主題貼突破380萬。正如2016春晚總導演呂逸濤在接受採訪中表示:“有人點贊也好,有人吐槽也好,它都是好事。如果現在00后都不看了,沒有評價了,那才是最大的悲哀。”

不管槽點滿滿,還是無力吐槽,作為中國現代文化中最重要的存在,大年除夕與春節晚會這兩個相互綁定的節日與盛典,在如今的國人心中依然有著無可匹敵的地位和情感。正因為如此,也才讓90、00后以一種互聯網時代的正確姿勢——“上貼吧,槽春晚”——積極參與到春晚當中。無論是點贊還是吐槽,都是做出變革的一種直接體現。支付寶“咻一咻”、微信“搖一搖”的互動新方式,連同不斷強化的意識形態宣傳色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帶一路、綠色生態等核心政治話語與各類節目無縫結合,支付寶主導的搶紅包中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福卡之中,使央視的春晚呈現出“紅旗與紅包齊飛”的獨特景象。

現代網絡社會網絡流行語的產生和流行,被賦予了很強的社會屬性,它是網民對復雜的社會境遇的一種獨特的話語表達。不同世代網民的信息生產習慣特點成為備受關注的熱點。00后一代迅速崛起,以更加無禁忌、更直接的社會表達方式成為網絡新詞的主要制造者和使用者。90后和00后對於娛樂偶像明星的提及度和關注度高於政治人物、商業人物,但明星的“保鮮期”也不斷縮短,“小鮮肉”則成為最受歡迎的審美標准,呈現出“鐵打的‘小鮮肉’,流水的明星”的新社會文化現象。從集體行為的視角看,網絡流行語共同建構了網絡輿論場,顯示了網絡空間的群體性力量,以及在話語制造方面的集體性行為,在這裡話語權力(資本))成為網絡輿論場的焦點。

3.話語權:促進達成共識,尋求良治之道。話語權即思想本身和精神本身,話語權即意識形態霸權。話語權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馬克思。其后,法蘭克福學派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霸權的理論,並基於此,發展了文化批判理論。意大利學者葛蘭西更是系統論述了文化霸權理論,即一個階級主宰另一個階級的意識形態及文化,通過控制文化內容和建立重要習俗以統一意見來達到支配目的[5]。也稱為“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葛蘭西,1973)

言論的沖突其實也是話語權的沖突。對於當前社會輿論場而言,盡管各方意見領袖在事物認知角度、社會角色立場、訴求表達方式、信息擴散手法等方面都有差異,但我們已經不能機械地以官方和民間、強勢和弱勢、主導和從屬、主流和支流來做簡單的二分法界定[6]。2014年以《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的出台為政策標志,中央和地方媒體開啟了新一輪的資本化改造,通過國有資金和媒體技術的跨界利用,打造國有資本控股的“融合性”新型主流媒體﹔此后,國家網信辦陸續頒布“賬號十條”“約談十條”等法規,網絡空間治理的法制化探索逐步升級[7]﹔2016年“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的召開和習近平總書記“2·19”講話的發表,“黨媒姓黨”強悍發聲,其提出的現實背景與理論內涵折射出我國網絡輿論格局的宏觀基調﹔2017年我國各類官方新媒體與機構性自媒體賬號的增長與民間自媒體的“去時政化”已成為基本的態勢。

在宏觀格局上,互聯網深刻地撬動了既有的新聞輿論格局,而在輿論生發的微觀機制方面,眾聲喧嘩的互聯網對新聞傳播與輿情發酵也帶來了深刻的影響,近年來不斷上演的“新聞反轉劇”或可成為這方面的一種折射。互聯網對用戶話語權的釋放,用戶通過公民新聞和輿論力量,對新聞“劇本”的方向具有改寫權,於是我們經常看到新聞“劇情”左翻又轉。新聞反轉的背后,隱含著某種互聯網新聞傳播與輿論運作的機理和機制,需要我們結合社會輿論的生成方式,科學解構輿論場,明晰其內在關系和影響因素,促進達成共識,尋求良治之道。

我們發現,通過網絡輿論對社會事件的探討和辯論,能夠釋放和修正社會的負面情緒,為國家提供真實有效的信息和合理建議,為國家與社會之間搭起溝通的橋梁。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輿論激烈碰撞甚至輿論撕裂的情況,有可能滑向非理性的謾罵,甚至走向族群的撕裂,最終破壞社會的共識與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在研究者看來,輿論參與者們唯有以認知的共性凝聚而非僅因共情凝聚,才能成為真正的參與公共意識建構的理性力量,同時也要看到大量中間群體的存在,是輿論最終可能取得社會最大公約數的基礎。在社會化媒體時代,如何消弭復雜多元輿論場的隔閡,增加輿論場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形成健康向上的和諧輿論生態,是一個非常重要而緊迫的現實課題。

 

參考文獻:

[1] 聶德民.對網絡輿論場及其研究的分析[J].江西社會科學,2013(2).

[2] 童兵,王宇.論潛在輿論和潛在輿論場及其引導[J].當代傳播,2016(3).

[3] (美)戴維·斯沃茨.陶東風譯.文化與權力:布爾迪爾的社會學[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2 .

[4] 袁光鋒.互聯網空間中的“情感”與詮釋社群[J].中國網絡傳播研究,2014(8).

[5] 黎民,張小山.西方社會學理論[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5.

[6] 袁勇.輿論場交鋒:博弈、沖突、互動與通融[J].新聞愛好者,2013(8).

[7] 王維佳.黨對媒體“文化領導權”的重建[EB/OL].傳媒懂先生微信公眾號,2017-05-11.

(責編:馬瀟(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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