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以出版為津梁溝通世界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700種分科本出版
“9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將出齊700種,其中包括哲學類255種、政治法律社會學類165種、歷史地理類135種、經濟類130種、語言類15種。”在2017上海書展上,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於殿利向讀者介紹了這一書訊。
百年不變的初心
“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世界各國學術名著的傳統可追溯到100多年前——1905年,以鉛印本首次出版嚴復翻譯的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商務印書館學術出版中心副主任李霞介紹。
此后,商務印書館一直致力於約請名家譯介各國思想文化精粹:1929年,成套出版“漢譯世界名著叢書”,廣泛收錄康德、黑格爾、笛卡爾、弗洛伊德等名家著作﹔1931年,將嚴復所譯西方學術經典匯編成叢書出版,其中含亞當·斯密《國富論》、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等名著﹔新中國成立初期,圍繞馬克思主義學術上的3個來源德國古典哲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譯介相關名著,形成一個400種譯稿組成的書籍出版選題庫。
1982年,叢書推出第一輯共50種,其中收錄了亞裡士多德《形而上學》、塔西佗《編年史》、達爾文《物種起源》等著作。200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叢書推出珍藏本400種,涉及哲學、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以及自然科學等多個領域,不少著作都代表某一時代、某一學派的學術最高水平。
“叢書剛出版的時候,我還是本科生,后來當老師、搞研究,要閱讀學術原典的中文版本時,我都會選擇這套叢書。”華東師范大學黨委書記、哲學院教授童世駿回顧。
“自古以來,我國知識分子就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和傳統。”於殿利追溯,“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為津梁溝通世界,為學術創新提供參考與借鑒,一直是商務印書館成立百余年來不曾改變的初心和致力達成的目標。”
去往更多“人類已經抵達過的精神世界”
“叢書新收錄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科林伍德的《自然的觀念》、李希霍芬的《中國旅行日記》等50種。”李霞介紹,“近年來叢書收錄數量猛增,一方面得益於商務匯涓為流、逐步建立的各學科名著選題庫,另一方面得益於叢書背后強大的學術團體。”
以選題庫中的“漢譯人類學名著”系列叢書為例,已出的《非洲的政治制度》《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人類學的四大傳統》《人類學的文化見解》等20余部著作,為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出版提供了人類學的書籍來源。
“世界學術著作在出版前先由各學科編輯提供初步的書單,邀請學界專家共同進行選題策劃。書籍出版后再由專家進行論証,根據書籍的品質決定哪些著作能進入叢書。”李霞說。品質是指學界反響和翻譯水准——唯有高質量的譯文才能與經典原著相得益彰。“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正擁有一批燦若星河的譯者,如翻譯《人文類型》的費孝通,翻譯《美學》的朱光潛,翻譯《社會契約論》的何兆武。
已為叢書翻譯了10本書的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孫周興認為,隨著外語教學的普及,部分學者已能直接讀懂原著,但這並不意味著學術著作不需要翻譯——翻譯並非機械化的轉化過程,而是相應中文學術語言體系的建構過程,也是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進行交流的前提和基礎。
書籍帶來的好處,在於不出斗室但足以游弋世界。語言學家陳原曾指出,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這些世界學術名著,代表著“人類已經抵達過的精神世界”。“借由這些書籍,讀者可以抵達人類思想已經到達過的邊際。”孫周興說。
東方擁有與西方同樣燦爛的文明
“展開一張世界地圖你會發現,世界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文明。”西安外國語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院院長馬福德對記者說,“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越來越多的人將目光轉向了沿線國家。”
開辟“阿拉伯伊斯蘭經典著作譯叢”和“伊斯蘭哲學譯叢”,從中選擇“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書籍,是商務印書館近年來開闊學術出版視野的重要舉措。身為“阿拉伯伊斯蘭經典著作譯叢”的主編,馬福德組織多所高校阿拉伯語專業的教師組成了一個20人左右的學術團體,制訂了一個為期10年,旨在反映阿拉伯語言、文學、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思想等方面成果的翻譯計劃,共計50余部。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類文明因多樣才有交流互鑒的價值。譯介這些書籍,是對伊斯蘭文明的一次深入介紹,也是對同為東方文明的中華文明的鼓舞。當前,說阿拉伯語的國家有22個,在與這些國家交往時,我們需要對他們的文化有充分的了解。翻譯經典,是連接不同文化的橋梁。”馬福德說。
在與國外出版社日益頻繁的交流過程中,於殿利發現,外國同行不僅對中國傳統典籍感興趣,對當下中國正在發生的事實也有著極大的熱情,《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已經有了英語、法語、俄語等20多個語種的譯本,學術書籍也正隨著中國政治、中國經濟、中國文化一起“出海”。
“譯介之難之苦,實過於自由撰著。好在有一些學者不懼艱辛,甘嘗苦味,學術書籍的譯介才會延綿不絕,學術事業的發展才會宏富且多彩。”於殿利說。 (本報記者 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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