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綏新聞事業與甘惜分早期新聞作品的特色分析

常志剛,孫寶琴

2017年09月22日16:41  
 

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甘惜分教授是我國著名新聞理論家和新聞教育家,其學術活動及其成果一直為學界和業界所關注。但是卻鮮見有人探討甘老師早期的新聞業務實踐與其新聞理論觀點和業務思想形成之間的關系。事實上,早年在晉綏邊區的新聞從業經歷給甘惜分后來新聞理論和業務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養分,從而使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黨報理論和業務思想。

【關鍵詞】甘惜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新聞作品特色﹔晉綏邊區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新聞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明確要求,強調新聞工作者要學好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在中國共產黨新聞史上,《晉綏日報》有著很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這不僅僅是因為它當年在解放區率先開展反對客裡空運動,而且還因為毛澤東1948年4月在這裡曾經發表過著名的《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晉綏日報》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指導新聞實踐的精神和傳統成為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的寶貴財富。在當前異常復雜的國際環境下,如何繼承和發揚這些精神和傳統,做好新時期的新聞輿論工作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甘惜分作為我國黨報理論的奠基者和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研究的開拓者,在近80年的新聞實踐、教學和科研中,孜孜以求,不斷探索,勇於創新,成果卓著。在甘惜分教授一生的新聞實踐經歷中,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在《晉綏日報》的那段經歷,對於其后來新聞理論觀點和業務思想的形成意義重大。本文希望通過對甘惜分先生這一時期新聞作品的寫作特色的分析,在揭示這兩者的關系方面做些基礎性工作。

一、甘惜分與晉綏邊區

甘惜分1916年4月17日出生於四川省鄰水縣。幼年家境貧困,三歲時父母雙亡,依靠兄長撫養長大。“九·一八”事變之后,因常讀來自上海的革命書刊,思想激變,在鄰水縣組織抗日救亡活動,積極動員當地群眾支持抗日。

1938年,年僅22歲的甘惜分奔赴延安,先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秋天奉調轉到馬列學院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此,常聽黨中央領導人講課,打下了一生從事新聞教學與研究的思想基礎。1939年秋天又調回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不久隨校遠征敵后。后到達晉察冀邊區,隨即奉賀龍將軍命令到八路軍120師所在地呂梁地區興縣蔡家崖(晉綏邊區首府),擔任高級干部研究班政治教員。該研究班學員多為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干部,1955年授軍銜大多是中將或少將。

1939年12月,山西發生了“晉西事變”,閻錫山妄圖消滅新軍,黨中央命令120師星夜馳援晉西北,從此120師在晉西北安家,建立晉綏軍區(晉綏邊區)。甘惜分繼續在高級干部研究班擔任教員,研究班結束后,擔任晉綏軍區政治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員。

甘惜分一直把晉綏邊區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在《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一文中,他曾提到和他一起在晉綏邊區從事新聞事業、《工人日報》原總編輯高麗生。他認為:“《晉綏日報》以及他的前身《抗戰日報》在晉綏解放區的創建和革命斗爭史上建立過巨大的功勛。”“《晉綏日報》在《解放日報》的影響下,與其他兄弟報紙一起創立了解放區新聞工作的優良傳統,這個優良傳統,用一句話說完,就是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觀察一切。”﹝1﹞

甘惜分將當時在山西出版的幾份報紙稱為《晉綏日報》的“友鄰部隊”。在他看來,《晉綏日報》在這批友鄰部隊當中處於先進行列。但他反對對於一個事物的評價持有“說好就是好,一切皆好”“說壞就是壞,一切皆壞”這樣一種態度。他曾不止一次地反思了由《晉綏日報》發起,影響波及整個解放區的“反客裡空”運動﹔並堅持對其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既不美化歷史,也不丑化歷史,辯証地分析《晉綏日報》的得與失。

二、甘惜分與晉綏新聞事業

1940年,晉綏邊區籌劃建立一份屬於晉綏邊區600萬人的報紙,宣傳黨中央抗戰政策,宣傳抗日,鼓勵群眾參軍抗日,為紀念抗戰,於9月18日刊發,當時名為《抗戰日報》(晉綏日報前身)。正如曾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的賀龍將軍所言:“《抗戰日報》猶如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一面旗幟,廣布新民主主義光華,團結著晉西北的群眾奮斗前進。”曾任《人民日報》西南記者站責任記者、新華社四川分社社長、《人民日報》記者部副主任的《晉綏日報》老報人紀希晨先生回憶道:“這張用馬蘭紙印刷的四開報紙,是響徹呂梁山的戰斗號角。他忠實地傳達著黨和人民的聲音,記載著戰斗的史詩,歌唱著軍民英勇斗爭的凱歌。”﹝2﹞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內戰爆發,甘惜分開始在晉綏邊區擔任軍事宣傳工作。日本投降之后,甘惜分從政治教員的身份轉變為新華社記者的身份,開始從事新聞事業。事實上,早在進入新華社晉綏分社之前,他便在工作之余,為《抗戰日報》提供稿件,發表新聞報道。

是年冬,他奉命北上綏蒙前線,擔任前線記者。至此,甘惜分便與《晉綏日報》結下不解之緣。1946年,甘惜分留在綏蒙地區,擔任新華社晉綏總分社綏蒙分社記者。1947年秋,甘惜分從綏蒙分社調回呂梁興縣蔡家崖的新華社晉綏總分社工作,總分社的任務是每天把晉綏地區的要聞報到總社,總社再轉發全國。“新華社晉綏總分社與《晉綏日報》在一個院裡辦公,在一個灶上吃飯,我們有時候向他們供稿,也把《晉綏日報》每日大事發往新聞總社。”﹝3﹞在土地改革和整黨報道中,晉綏總分社曾把錯誤路線大為張揚。此時,新華社還發表了表揚《晉綏日報》的兩篇社論,更為錯誤路線添薪加火。最后毛澤東在黃河西岸發現了晉綏地區的嚴重錯誤,寫了一系列指示,才把晉綏邊區土改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之風剎住。毛澤東在1948年3月底離開陝北前往河北西柏坡途經晉綏,4月1日和4月2日,分別發表《對晉綏邊區干部的講話》和《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4﹞。

甘惜分后來回憶這段歷史時寫道,“當記者是我很久遠的一個願望。以鄒韜奮為首的進步報刊過去給了我很多啟發,我從新聞外行很快成為內行,關鍵在於每日鑽研,每日總結,我這個人就是每天研究新事物,研究新華社,也研究地方實際。事實上,我就想做鄒韜奮式的人物,當個新聞記者。但是沒有辦法,在延安不可能,那時我太小。現在有希望了”。鄒韜奮對晉綏邊區的新聞從業人員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新中國成立以后在新華社任職的原晉綏日報社記者穆欣,曾經專門為鄒韜奮撰寫了傳記。鄒韜奮逝世的消息傳到晉綏邊區,邊區文化界聯合會曾組織召開了鄒韜奮紀念座談會,且在《晉綏日報》副刊整版刊登回憶性文章。

1949年年底,甘惜分跟隨《晉綏日報》總編輯常芝青和他的同事及領導高麗生等人一起隨劉鄧大軍解放大西南。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甘惜分參與了對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總社的接管,建立新華社西南總分社,並擔任西南總分社採編部主任。在1954年奉調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副教授之前,甘惜分的記者身份延續將近十年,大致以新中國成立為界,前半段在呂梁(1945—1949),后半段在重慶(1949—1954)。本文隻分析前半段,他在晉綏邊區的新聞業務實踐,后半段將有另文詳述。

三、甘惜分早期新聞作品的特色分析

甘惜分在晉綏邊區的從業經歷可分為三個時期:1.擔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教師,兼任新華社和《晉綏日報》通訊員時期(1945年8月之前)。2.擔任新華社晉綏總分社綏蒙分社記者時期(1945年8月至1947年5月)。3.擔任新華社晉綏總分社編輯時期(1947年6月至1949年9月)。此間發表在《晉綏日報》上的文章共計18篇(見表1)。甘惜分對於新聞業務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1946年由《晉綏日報》通訊科創辦的《通訊研究》(1948年改名為《新聞戰線》)這一內部刊物的影響。甘惜分在成為新華社綏蒙分社記者之前的早期新聞作品,也是以《晉綏日報》通訊員的身份發表的。

早在20世紀60年代,甘惜分已經高度凝練出了自己關於新聞通訊寫作的主導思想:“高”“新”“實”“廣”“動”“真”“情”七字箴言。而諸如此類的關於新聞業務的思考,在其早年晉綏邊區的新聞業務實踐中已經顯現雛形。總體而言,甘惜分的新聞通訊作品有如下特色:

(一)“高”屋建瓴,腳踏“實”地

甘惜分曾經對新聞從業人員說:“新聞記者不是文字匠,新聞記者是政治觀察家和社會活動家。我國記者最大的缺點是他們不是政治觀察家。我看很多外國記者的文章,人家比我們的記者寫得好,他寫一個小事反映了大局,也從一個小事來看中國。首先要掌握大局,第二是要注意細節。有人說馬列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觀、人生觀,是正確的,但在具體問題上,不是沒有缺點。幾十年前、百年前的著作,今天看起來當然可能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它作為一種世界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論,是一個很正確的立場和方法,所以我們新聞記者也要認真研讀唯物辯証法。”﹝5﹞

甘惜分認為,記者要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平,要有較豐富的法制、社會和專業知識。否則很難引起受眾的共鳴。1947年1月12日,民族英雄劉胡蘭慘遭閻錫山軍隊殺害,新華社晉綏總分社呂梁分社記者李宏森事隔半個月之后,陪同陝甘寧慰問團路過文水縣時,採訪了當時的親歷者,並將寫成的新聞稿件發回總社。此時,甘惜分擔任新華社晉綏總分社編輯,兩年多新聞記者生涯的歷練,訓練了甘惜分極其敏銳的政治嗅覺,他意識到劉胡蘭是反抗強權、堅持真理、視死如歸的民族英雄的典型。於是,他對該稿件刪繁就簡,進行少許文字調整后發往總社,后此事為毛主席獲知,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劉胡蘭的事跡至此為全國人民所熟知。

“我是新聞記者出身,我的職業習慣是寫真實的事物,我筆下的人物是通過他們的語言和動作以表達他們的內心世界,我從不鋪張揚厲,描龍畫鳳,不夸張我沒有見過的事情,搞什麼‘合理想象’。”﹝6﹞

在1948年10月23日的《尷尬的嘴臉》﹝7﹞一文中,甘惜分用問答式的寫作方式,再現了採訪國民黨所謂的“流亡縣長”的具體情境,通訊稿讀來猶如電影放映一般真切,頗有蒙太奇的味道。

(二)文風潑辣,生“動”感人

1946年1月,國共停戰協議簽訂,甘惜分留在綏蒙地區,轉為新華社綏蒙分社記者。作為《綏蒙日報》的創建者之一,甘惜分還為該報題寫了報頭。同年4月,甘惜分的一篇文章石破天驚,引起了國內外華人的極大憤慨,同聲斥責蔣介石政府。

“大同居住著許多日本人,他們穿著嶄新的黃呢軍裝,鮮紅的領章,寬皮帶,長靴子,挺著胸膛,搖擺著手,三三兩兩從大街上走過。如果一位藝術家把這些臉白紅潤的大和民族的武士們和閻錫山的疲弱的士兵寫入一張畫面上,那無疑將成為一幅絕妙的諷刺畫。”“日本投降者在大同如此無憂的生活,大同周圍的許多車站、村鎮的碉堡之中,日本士兵仍執著武器和閻軍共同駐在一起,不時向各村屠殺,搶掠中國人民。”﹝8﹞

國共內戰再次拉開序幕,大同成了人間地獄。全國各地人民紛紛發起游行活動,抗議蔣政府殘忍暴行。

“八月十五日起,美制轟炸機與戰斗機配合大同閻偽日軍之地上大炮,開始在這一帶猛炸,十五日一日內,院內落炮彈二百余枚﹔十七日蔣機不斷轟炸、掃射,前樓著火,我軍立即出動搶救,幸未成災﹔十八日投彈,最后房屋多處被震塌,五株樹被攔腰截斷,兩頭騾子炸成肉泥,不見尸體﹔十九日蔣機來襲六次,中午對准教堂投下燃燒彈七枚,繼之以燃燒性機炮彈掃射,頃刻之間,黑煙騰空而起,大火從北面那座大樓上燃燒起來。”﹝9﹞

甘惜分認為,文章要生動具體、鞭辟入裡。“不要把文章寫的像一串糖葫蘆,一個主題串幾個例子便完事,這樣主題深刻不了,人物站不起來。要把文章寫成中國式的大院,要引人入勝。走進大院,要看了前院,看中院,再看后院,寫成‘五進’大院更好。如果站在大門口,一眼看到后院廁所,就索然無味了。現實生活中是充滿矛盾的,你抓住了人們關心的熱點問題——問題的起因、問題的解決、問題解決后事物又是怎樣發展變化的,讀者就愛看。當然,文章也要講究語法修辭,如用排比句、對比的方法、襯托的方法﹔講究標點符號,使語勢跌宕,給文章增加生動感。”﹝10﹞

在一篇題為《黑暗的大同城》的新聞通訊中,甘惜分通過訪問閻軍俘虜和難民后獲悉:

“大同已成黑暗城市,入夜全城漆黑,居民都緊閉大門,鑽進地洞,以防閻偽軍趁火打劫。市內白晝行劫之風普遍發生,每個士兵回營,總可以搞一口袋糧食,或弄來幾個手鐲、金戒指。閻偽軍強征壯丁入伍,平均每閭三人,全城計六百閭,共可征兵一千八百名。此外從監獄選出大批罪犯,強迫當兵,三十四歲的王界承於今年四月曾因為偷了日本人的東西,而被大同地方法院逮捕入獄,最近已押入晉北學院營帳內保安十一閭當兵﹔去年以來,雁門各地閻偽軍逮捕之我區群眾及工作人員,一部被編為三十八師新兵連,但未發給武器。為加強大同各街道的碉堡和壕溝,居民每戶每天得派出一人服役,其中許多被騙進營房之后,就失去了行動自由,被迫當了兵。國民黨飛機在大同上空投擲彈藥物資降落傘落地時,曾打塌民房多間,居民死傷者達百余人,俘虜張俊德(三十八師二團通訊兵)說:他親眼看見大同街上一個小孩,被降落下來的東西打得腦漿迸出。大同物價極為驚人,白面每斤已至三千余元,粗劣之高粱面亦售價近二千元。大同東五裡沙嶺村之閻偽三百余被殲后,我軍發現士兵每人所帶之干糧,為一口袋煮熟的黑豆,可見其食糧之窮況。”

文章寥寥數語,將閻錫山軍隊的窘迫之態與不得民心描寫得淋漓盡致。

(三)增見“廣”聞,日日維“新”

在甘惜分看來,記者要有廣闊的知識面和豐富的生活經驗,這樣才能使所寫的通訊作品內容深廣。他非常推崇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認為在范長江筆下的上層人物或百姓的思想、生活都非常真實,穿插了許多當地的歷史背景,深刻地揭示了當時社會黑暗、吏治腐敗、民族矛盾等問題。

1947年秋天,甘惜分奉命調回晉綏地區首府興縣,擔任新華通訊社晉綏總分社編輯﹝11﹞,負責每日向總社發稿。其編輯的稿件題材豐富多樣,包含抗戰游擊隊勝利成果,政治擴干會議,生產變工,土地改革試點,揭露貪污腐敗現象,軍民魚水一家親等。從而擴大了報道對象、報道內容,對晉綏地區培養新聞人才起到了榜樣的作用。

正如甘惜分所言,“我們辦報紙,辦廣播,辦通訊社,發展電視事業,無非是為了把黨的政策和主張傳達到人民中間去,為了爭取更多的朋友,為了反映人民的呼聲與要求,為了對人民進行啟發和教育,以便把人民團結起來,為了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12﹞。

在甘惜分看來,通訊的內容一定要新,角度也要新,寫的是干部和群眾需要的新經驗、新知識、新人物、新思想,隻有新的東西才能抓住讀者。作為響應“大家辦,大家看”“做什麼,寫什麼”的“全黨辦報”路線的通訊員中的一員,甘惜分在晉綏邊區的新聞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發生在群眾中的新事物的親切深刻、具體生動的描述。

(四)求質求“真”,以“情”動人

“真”,新聞的真實性是新聞存在的基礎和前提。這是一個本質要素,新聞來不得半點虛假。

在甘惜分的早期戰地新聞報道中,最有代表性是《平社之戰》一文:

(新華社同蒲北線十二日電)八路軍某部於五日晚,以閃電之勢,突然出現於庄磨、平社之間,庄磨閻偽聞風逃竄入平社。六日天色微明,平社之敵爬上鐵路東側山地,企圖頑抗,我軍白日進軍,其神速完全出敵意外,二十分鐘即登至山頂。某連兩個班,在班長狄連廳、張宛明率領之下,一馬當先,手榴彈一響,閻偽軍即狼狽向南退卻。我后繼部隊乘勝推進,一氣佔領五個山頂,控制第一條山梁,並繼續向第二條山梁擴展,此時敵機嗡嗡而來,惟濃霧漫天,我軍大膽進擊,前面是汾陽嶺的主峰,峰巒起伏,山頭一個比一個高,地勢一處比一處險,潰敗之敵,就據守在這條山梁上,我軍過溝越嶺,傳來大黑山上第一個山頭被佔領的號音,全軍喝彩,勇士們高呼:“沖上敵人指揮部呀!”我炮兵彈無虛發,震動山谷,閻偽團長下令死守,但士兵四散奔走,二營營長被槍擊,亦無法挽回頹勢,我軍以席卷之勢,迅速沖上最后一個山頭的敵人指揮部裡,團長乃張惶(皇)逃命,此時天色黃昏,戰士們說:“敵人跑得太快了,打了一天,俘虜不多,心裡很不痛快!”我指揮員笑答:“不要著急,好消息馬上就來。”少頃,隔山槍聲大作,捷報傳來,向忻縣退逃之敵,剛出溝口,即遭我某部伏擊全部落網。

整篇報道語言簡練精致,不足五百字的通訊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八路軍英勇殺敵的情景,甘惜分非常擅長用簡潔的直接引語報道具體的細節。在另一篇題為《閻錫山的軍事機密掌握在日本人手裡》的短消息中,甘惜分用確鑿的証據揭露了閻錫山與日本人共享軍事情報的事實。

(新華社同蒲北線十日電)在晉北忻縣汾陽嶺戰斗中,被我俘獲之日人四名,系駐忻縣保安第二大隊之電務人員,計通訊排長高木(改名司馬義),通信士長岡寬(改名張寬政)與報務員田中武(改名管仲武)、真島明(改名為楊明秀),共帶電台一部,閻四十師師部與第三旅之間的電訊聯絡,均經彼等四人之手,忻縣之日人保安第二大隊與四十師師部及旅部間電訊,亦由他們轉發,由此可見閻錫山的軍事機密,對於日本人是公開的。

甘惜分的新聞報道非常善於運用數據和直接引語,用不足兩百字的短消息,言簡意賅地揭示如此重大的事件,堪稱新聞寫作的經典之作。

在1944年撰寫的《收復黃家堰的經驗》﹝13﹞一文中,甘惜分總結了收復黃家堰的三個重要條件:首先,對該村進行了艱巨的群眾工作。其次,善於孤立敵人的要害,遏制敵人的弱點。再次,堅持圍困的戰略方針。﹝14﹞嚴格意義上說,這樣的文章並不具備明顯的新聞屬性,但正如他所言“黨報黨報,它應該代表黨和人民的利益,代表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無論中央和地方傳媒,都要緊緊地圍繞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去宣傳。要宣傳地方的好經驗、好思想,既要有全國意義的好人好事,正面宣傳為主,同時也要有批評報道。”﹝15﹞

在1946年7月發表的《綏蒙水利工作經驗》一文中,甘惜分分析了晉綏邊區綏蒙地區水利工作中的成功與失敗的典型案例,並總結出重要的經驗,“以上說明水利事業中群眾路線的重要性,凡發動群眾者則大有創造,事半功倍,凡把持包辦,依賴政府貸款者必事倍功半,以至塌台”。﹝16﹞

1947年7月甘惜分在《晉綏日報》上發表了《執行土機技術送上門的基本經驗》一文,文章中指出,為了盡可能解決貧雇農的穿衣困難問題,邊區推行土機紡織技術送上門的政策,在採訪了相關負責人之后,甘惜分總結道,第一,紡織教師必須與貧苦群眾情感交融,必須“愛窮人”,耐心教育。第二,教師自己的紡織技術還須大大提高,克服看輕土機技術的思想從而才能教好紡婦。還有一點,在教紡織的時候,必須教會全套本領,教會一個頂一個用。﹝17﹞

這種對工作經驗的總結作為黨報,尤其是解放前邊區黨報的基本特征,經常出現在《晉綏日報》上。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對1942年毛澤東延安整風運動的一種回應。

甘惜分認為,記者對自己所寫的人物或事物要有感情,動真情才能寫好通訊,有感情才能有個性化的表達語言。

1948年6月,甘惜分的胞兄在呂梁嵐縣不幸去世,甘惜分在《晉綏日報》上發表《哭向群哥哥》一文,文章聲淚俱下,非常感人。“你為人民而死,你為千百萬農民翻身而死,雖死猶榮。在追悼你的會上,軍民高呼:為向群同志復仇!消滅地主封建勢力!這聲音是多麼洪亮,殺死你的敵人在這聲音面前發抖!軍干校的同志、東村附近的老百姓、婦女們、孩子們沒有一個不說你好﹔在追悼你的大會上,他們的哭聲,他們的眼淚,他們的講話,說明了這一切。”﹝18﹞

四、結語

在長達60余年的學術生涯中,甘惜分多次撰寫有關晉綏邊區的史料性文章,對《晉綏日報》的得失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並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度提綱挈領地作出了公允的評價。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奠基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倡議者,甘惜分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本文回顧其早期的新聞從業經歷,旨在總結甘惜分先生偶有涉獵但並未深入闡釋的新聞業務思想。一如他自己總結的那樣:“我雖然在新華社工作10年,但真正擔任記者的時間很少,絕大部分時間都是留守,看稿,改稿,發稿,組織各分社的報道……經我編發的稿子很多,但我自己採寫的稿件卻少得可憐,至今回去收集舊作,實在拿不出手。”在《一個新聞學者的自白》一書的自序當中,甘先生認為自己的人生可分為兩段,前半段是從出生到1954年,不到40年,經過窮困中掙扎的童年時代,朦朧的少年時代以及戰與火的青年時代。他認為自己的早期作品只是服從政治任務的應時之作,不是自己的獨立思想,很少有保存價值。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經由他親自審定,於2012年出版的《甘惜分文集》中隻收錄了四篇早期的新聞作品。事實上,經過分析,我們可以把上述的自我評價理解為甘先生的謙辭。無論他的新聞作品還是他所總結提煉的新聞業務思想,同樣具有超越歷史時空的現實指導意義。

作為一門實踐性、應用型為導向的學科,新聞學與新聞業的關系密不可分,文章所作出的初步探討尚顯粗淺,限於篇幅,文章隻探討了甘惜分新聞從業經歷的前半段,即晉綏時期的基本情況,關於他新中國成立以后在西南地區的新聞從業經歷將另文詳述。

 

參考文獻:

﹝1﹞甘惜分.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M]//戰斗的號角——從《抗戰日報》到《晉綏日報》的回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220.

﹝2﹞紀希晨.學習的楷模——常芝青.載紅色報人﹝M﹞//紀念常芝青百年誕辰文集.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210.

﹝3﹞甘惜分.四十年前功與過——對晉綏日報土地改革宣傳的反思﹝M﹞//甘惜分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505-541.

﹝4﹞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M﹞//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149.

﹝5﹞甘惜分.中年時代鄧小平的風採﹝J﹞.人民論壇,1992(11-12):71-72.

﹝6﹞甘惜分.中年時代鄧小平的風採﹝J﹞.人民論壇,1992(11-12):71-72.

﹝7﹞甘惜分.尷尬的嘴臉﹝M﹞//甘惜分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2.

﹝8﹞甘惜分.大同——日本投降者的樂園﹝N﹞.晉綏日報,1946-04-25.

﹝9﹞甘惜分.蔣機炸毀大同修道大學院目擊記﹝N﹞,晉綏日報,1946-08-27.

﹝10﹞馬蛟龍,甘惜分先生的“新聞箴言”﹝EB/OL﹞http://news.163.com/16/0403/04/BJMVKOO800014AED.html.2016-05-22.

﹝11﹞甘惜分,悲喜交集的回憶——記新華社晉綏總分社﹝M﹞//甘惜分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572.

﹝12﹞甘惜分.論新聞與政治﹝M﹞//甘惜分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400.

﹝13﹞甘惜分.收復黃家堰的經驗﹝N﹞.晉綏日報,1945-07-25.

﹝14﹞甘惜分.收復黃家堰的經驗﹝N﹞.晉綏日報,1945-07-25.

﹝15﹞馬蛟龍.甘惜分先生的“新聞箴言”﹝EB/OL﹞.http://news.163.com/16/0403/04/BJMVKOO800014AED.html.2016-05-22.

﹝16﹞甘惜分.綏蒙水利工作經驗﹝N﹞.晉綏日報,1946-07-09.

﹝17﹞甘惜分.執行土機技術送上門的基本經驗﹝N﹞.晉綏日報,1947-07-30.

﹝18﹞甘惜分.哭向群哥哥﹝N﹞.晉綏日報,1948-06-05.

(常志剛為呂梁學院中文系新聞學專業教師,晉綏新聞文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孫寶琴為呂梁學院中文系新聞學專業教師)

(責編:馬瀟(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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