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粉絲時代:追星成資本游戲 愛他就要為他花錢

幾位粉絲相約在火鍋店為王源過生日
11月初,TFBOYS組合成員王源收到了一份生日禮物,一個高35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信號站。它立在北京市通州區台湖鎮,4G網絡覆蓋了至少4個村庄。起因是他曾在公開場合說過一句:“改善鄉村教育,不能沒有網絡。”
這只是盛大祝福的冰山一角。與此同時,德國慕尼黑100多家咖啡廳、餐館、健身房,加拿大多倫多市中心的登打士廣場,日本的3座火車站,以及北京、上海、重慶、深圳等國內大型城市的地標性建筑上,都亮起大大小小的LED顯示屏,清瘦的少年和他的名字在上面閃著熒光。這個名字還四散在全國的4萬個快遞包裹上、擁有208條全球航線的某航空公司雜志裡,以及日均曝光2.5億次的微博熱搜榜單上。
兩個月前,TFBOYS組合成員王俊凱的生日祝福同樣出現在全國各大城市的70家銀行、30間咖啡店、500個KTV包廂以及500家影院的5000塊LED屏幕上,甚至出現在大洋彼岸的空中。五架飛機直沖雲霄,用白色的煙劑噴出對王俊凱的18歲生日祝福,正下方的山坡上是94歲的好萊塢地標:HOLLYWOOD。他的照片甚至還將跟隨衛星,直達距離地表十萬英尺的太空。
這些少則幾千元、多則數百萬元的“生日禮物”,全部出自同一個群體——粉絲(fans)。
一場盛大的資本游戲
燈光突然一暗,場館內的觀眾像是得到了某種暗示一般,舉起手中的熒光棒,開始尖叫。
在11月20日的王源生日會現場,上千名粉絲從全國四面八方趕到北京五棵鬆凱迪拉克中心,場館外存包處的三排架子上,滿滿當當地堆放著行李箱。這是個周一的下午,有的粉絲已經提前幾天住進了場館旁邊的酒店,有的粉絲向工作單位請了一天假,前一天晚上坐了一夜火車,等生日會結束后還要趕回去。
剛滿17歲的王源身穿黑色夾克和長褲,站在聚光燈下,身旁是一個6層的生日蛋糕。主持人問他:“你剛剛許了什麼願?”他對著台下說:“希望你們能一直陪著我。”
有人在底下回答:“一定會的!”還有人抬手擦了擦眼角,很快,全場爆發持久的尖叫。從台上看下去,黑暗中綠色熒光照映的每一張面孔都是相似的。
身高不到1.6米的劉納湮沒在人群裡,她坐在正對舞台的第二排,是全場最接近王源的人之一。她全程舉著重達1.5公斤的單反相機,拍下1000多張照片。
劉納說,剛成為粉絲的時候,王源還是個“小孩”。“一下子就長大了。”兩年來,她跟隨王源走了全國七八個城市,親眼見証了一個偶像的崛起。王源去年的生日會是在長沙郊區的一間演播廳舉辦的,當時的觀眾隻有大約1000人。而今年,這個數字翻了好幾倍。
在這個過程中,劉納這樣的粉絲不僅是見証者,更是推動者。
11月8日是王源的生日,那晚劉納召集了幾個王源粉絲,一起吃火鍋為他慶生。
她們頭挨著頭,熟練地勾選著菜單上王源曾經吃過的菜。
“毛肚!”“鴨腸!”“哎不對,他沒點蝦滑吧?”“這個他吃嗎?”
她們渴望擁有偶像的一切“同款”,從幾十元的冰激凌,到幾萬元的手提包,“那樣會感覺離他更近一點”。
這是一場並不需要主角在場的生日會,可他的痕跡無處不在。
從這個包廂出發,幾米之外的餐館大廳裡,王源曾經坐過的位置是空的,據說早已被粉絲提前預定了。餐館走廊裡的雜志架上擺著以他的照片為封面的雜志。
幾公裡外的三裡屯,成百上千公裡外的上海、深圳,數千公裡外的多倫多、慕尼黑,在11月8日這一天,在人流巨大的十字路口的LED屏幕上,每隔幾分鐘就會播放一段王源的宣傳視頻。
粉絲將王源生日會的現場延伸到了整個世界,而實現這個目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金錢。
一個階層分明、分工明確的微型社會
作為一家粉絲后援站(粉絲圈內稱“站子”)的負責人,劉納也為王源籌備了一份生日禮物:讓某手機修圖軟件8日當天將王源的照片作為啟動界面。為此她花費了五六千元,差不多是自己一個月的工資。她聽說,通州那棟移動信號塔是幾家站子聯合捐的,“怎麼著也得上百萬元”。
劉納是一家醫藥公司的檢測員,幾年來,她已經自費跟隨王源去了七八個國內城市,經常在起飛時間前六七個小時抵達機場,只是為了搶到前排的座位。“坐在前面方便下飛機啊,提早跑出去等著,說不定能拍到王源。”
追著王源拍攝幾乎佔用了她工作以外的所有時間。每次拍攝完畢,照片的色調都被調整得更“清新、溫暖”,然后再上傳到站子的微博賬號上。
今年剛剛碩士畢業的吳舟是王俊凱的粉絲,她在自己關於明星粉絲消費行為和社群文化的畢業論文中提到:階層分明是粉絲社群文化的特征之一。根據分工和身份地位的不同,粉絲形成不同的階層,處於“底層”的普通粉絲就要通過“上層”的粉絲站子和“粉絲大大”(指站子的管理者)的信息傳遞來獲取明星的第一手訊息。
生日會當天,場館內幾乎每一個座位上都放著一個綠色的紙袋,裡邊是熒光燈、綠絲帶等一些“應援物”,以及生日會贊助商的產品。在王源粉絲的官方應援站號召下,大概總共2000份紙袋的制作成本幾乎全部由43家王源粉絲應援站承擔,劉納一個人就代表站子出了2000元。今年為王源做的生日應援項目共約90個,也是由官方應援站統一協調公告的發布時間。
“儼然形成一個階層分明、分工明確的微型社會,信息發布權、組織協調權掌握在處於上層的少數人手裡,但其中的每一位粉絲又都承擔著粉絲消費者的身份,為偶像沖銷量、刷票房、推話題。”吳舟說。
“愛他就要為他花錢”
“現在粉絲的追星模式跟十多年前超女時代其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隻不過聲勢更大、話語權更高、消費能力更強了。” 廈門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楊玲說。研究方向為粉絲文化的她本身也是一名粉絲,十幾年前,第一屆“超級女聲”剛剛開始的時候,已經30多歲的楊玲剛剛辭去大學英語教師的職務,“我覺得那份工作太機械了。”
她無意中通過電視看到正在參加“超級女聲”比賽的紀敏佳,頓時喜歡上了對方的聲音。楊玲跟同在武漢的粉絲網友組成了武漢分會。
她們在武漢一條商業街一家一家地挑選、定制燈牌、充氣棒、哨子,以及顏色統一的“應援服”,一買就是幾十套。讓她意外的是,店鋪的老板對這一套流程非常熟悉,比大多數粉絲都懂。
上世紀80年代,就曾有國外學者分析指出明星粉絲的消費行為狂熱、忠誠、穩定,“具有一定的強迫性和成癮性”。
當單個粉絲以一種嚴絲合縫的社群形式凝聚在一起,產生的能量是驚人的。據統計,今年8月13日TFBOYS四周年演唱會的視頻直播預訂人數在6天內突破350萬人次,創造了該視頻平台在線演唱會直播史上的預訂新紀錄。王俊凱在他15歲生日當天發布的一條微博,不到一年時間共產生4000多萬條轉發,轉發量打破了當時的吉尼斯世界紀錄。去年以王源的形象為封面的一本時尚雜志上線僅48秒就被搶購一空。
在吳舟的房間裡,有一個櫃子專門用來擺放追星相關的物品。幾乎每一張專輯和雜志她都有3份以上,有的甚至有十幾份,目的就是為了幫助偶像“刷銷量”。
購買期間,許多站子會發出統一購買的公告,並且強調“專輯數據對人氣考察至關重要”。“我只是不想看到自己的偶像輸。”吳舟說。
粉絲之間也會相互影響,有粉絲說自己“真的很喜歡那種大家一起撕心裂肺地喊買買買的感覺,大概代表著我們熱情永在吧”。
重復購買后,許多粉絲會直接把多余的專輯和雜志送給站子,再由站子投放到地鐵、便利店、咖啡廳等人流量大的地方,進行應援宣傳。
“最開始入圈的時候覺得有愛就可以了,現實卻告訴你花錢才是一切。”一位韓國組合Super Junior的粉絲說,“如果隻有愛,不買碟,那這個組合就開不了演唱會,開不了活動,高層也會覺得這個組合沒有價值,然后你就見不到他們了,就這麼現實。畢竟演藝圈更新換代的速度比蘋果手機出新還快。”
看似狂熱的粉絲消費行為背后,暗含著某種理性的邏輯。“偶像需要流量數據的支撐才能長久地走下去,銷量和流量代表著偶像的商業價值和市場號召力,粉絲想一直在舞台上看到他們耀眼的偶像,就要用粉絲消費能力為偶像提供最好的支持。”吳舟說。
曾經有TFBOYS的粉絲將他們追星的模式形容為“人塔”。粉絲用資本搭建起層層階梯,讓偶像爬上頂端。“我們知道我們不能走,永遠希望自己站得再穩一點,頂上的風能小一點,再來些人吧,讓孩子再往上爬。”一位粉絲表示。
“粉絲價值觀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為偶像的銷量盡力、努力給偶像更亮眼的流量數據,‘愛他就要為他花錢’是粉絲心中共同的價值取向。”她說,“不花錢的根本不是真粉絲。”
他不知道王源是誰,就像劉納不認識崔健一樣
劉納很難解釋自己為什麼會成為王源的粉絲。她列出自己喜歡王源的理由——“聰明、可愛、努力”,然后干脆地承認:“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為什麼喜歡他。”
林童自認為“非常冷靜、非常嚴肅”。在成為王源的粉絲之前,她從來沒有追過星,甚至很多年沒有掉過眼淚,總覺得在公共場合吶喊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所以幾年前,當看到3個小男孩在商場臨時搭建的舞台上邊唱邊跳的時候,她突然心跳加速、渾身發抖,“完全被自己嚇到了”。
那幾個男孩就是當年剛剛出道的TFBOYS。“他們穿得很土氣,唱歌跳舞也很一般,但是一舉一動都非常單純,”林童的聲音聽起來像是沉浸在幸福裡,“我當時很驚訝,竟然有這麼干淨的明星。”兩年來,她為追星前后一共花了十幾萬元。
追星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物。民國時期追星分“文捧”和“武捧”,“文捧”是找文人作詩、貴人題字,“武捧”就是包廂、佔座、鼓掌、吶喊。京劇大師梅蘭芳是電視劇《大宅門》中名伶萬筱菊的原型,白家的千金小姐白玉婷一心想嫁給萬筱菊,“除了他我心裡裝不下別的人”。可惜求而不得,最后跟一張萬筱菊的照片結了婚。
當時一位孟小冬的粉絲,在“梅孟之戀”曝光后,因為妒恨梅蘭芳,拿著槍挾持了人質,並且要梅家賠償。最后他開槍打死了人質,自己也被當場擊斃。
如今,除了對偶像的“愛”沒變,一切都變了。
十幾年前人們喜歡一個明星,更多是因為“唱歌好聽”或者“演的角色討人喜歡”。上世紀80年代楊玲在武漢上中學的時候,港版的《射雕英雄傳》和《上海灘》正在熱播,班上的男生紛紛開始模仿劉德華,在頭發上抹厚厚的摩絲,圍白圍巾。還有同學專門學了粵語版的主題曲。當時的楊玲喜歡翁美玲,會把報刊上的明星肖像剪下來,做成一本畫冊。
“那個時候沒有追星的概念,喜歡一個明星的方式就是看劇、聽歌、關注新聞,或者跟周圍的朋友一起討論。”楊玲說。
她記得費翔1987年在央視春晚上唱過《冬天裡的一把火》后,他的卡帶被迅速搶購一空。一個喜歡林俊杰的女生還記得,10年前自己上初中時,老家一間不到8平方米的音像店裡,偶像的卡帶永遠在左手邊架子的最上方,跟周杰倫、蔡依林和王力宏擠在一起。
“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劉納說,“以前追星花不了多少錢。”讀中學的時候,她喜歡看偶像劇和《快樂大本營》,常常在父母睡覺之后,自己在客廳看到凌晨。家裡的裝飾品除了幾盆花和家人的照片外,隻剩牆上的幾張明星海報,那是一塊錢一張買來的。
幾乎沒人想到,王源生日會上響起的第一首歌是搖滾歌手崔健的《一塊紅布》。作為崔健的粉絲,陳言曾經在他的演唱會現場聽過這首歌。25年前,陳言也曾像如今的劉納一樣站在黑暗中,台上的崔健頭發齊肩,穿著敞懷的中山裝。台下的觀眾幾乎沒人坐著,有人揮舞著手電筒或者一塊紅布,更多的人舉著空空的拳頭。那年他剛從河南老家到北京上大學。為了攢錢看那場演唱會,他連著一個月每頓隻吃饅頭。
現在的陳言已經43歲了,他不知道王源是誰,就像劉納不認識崔健一樣。她從沒聽過那首《一塊紅布》,對“崔健”這個名字的印象隻來源於前幾年熱播的一個綜藝節目。
11月8日上午10點,某本以王源為封面的時尚雜志開啟線上售賣,16萬冊在8秒內售罄。為了給偶像“刷銷量”,劉納一下子買了6本。
像戀人、姐姐,也像母親
陳言的童年幾乎沒有任何娛樂活動。當時,大家看的最多的是《地道戰》《地雷戰》幾部片子。到后來,底下的觀眾台詞都會背了,幕布上的人物前半句還沒說完,底下就接上了后半句。
“那時的生活是被安排好的。”陳言說。
后來,家裡新添了黑白電視機,他看《西游記》《霍元甲》,霍元甲和鄧麗君、費翔一起,成了陳言心中第一批明星。他們的海報貼滿了村裡理發店的牆壁。
“當時對一個明星的喜愛、崇拜或模仿,基本上還是一種個體行為,並沒有形成社群。”楊玲說,“為數不多的消費行為,也是出於自己欣賞或收藏的實用目的。”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上世紀90年代。
“以前粉絲是被動接受偶像的信息。”郝燕說。她在近20年前做過明星經紀工作,當時幫明星跟粉絲互動的方式大多只是回信,最多附帶一張簽名照。“那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
正在國內某知名高校讀大四的魏珂是韓國男子組合BIGBANG成員權志龍的粉絲。她幾乎掌握了偶像的所有行程信息,行李箱裡永遠放著用來應援的手幅和燈牌。
她可以按照時間順序說出,成為粉絲以來,偶像舉辦過演唱會一共40多場,分散在6個國家和地區。而她唯一一次錯過,是因為護照被偷了。
她曾跟偶像一起坐過飛機,甚至在排隊過海關自助查驗時就站在他身后。權志龍穿著條紋睡褲,身上香氣濃烈。她甚至知道那是哪一款香水,卻從來沒有想要伸手觸摸,因為“他太神聖了”。她能做的只是偷偷用雙手捂嘴,熱淚盈眶,偶像轉過身來的時候盡量保持平靜,裝作自己不是粉絲。
她還見過了權志龍的父親,在他經營的山庄裡一起吃飯、聊天,知道了自己的偶像“最近瘦了很多,很累”。
她會時常給站子打款,數額一般是“666”或者“520”。那些錢被用來“應援”,買成百上千張專輯、巨大的花籃和燈牌。據說有的燈牌上還鑲了鑽石,價值100多萬元。而碰上生日這種有特殊紀念意義的日子,她會一次性打過去1萬元。
“技術已經改變了粉絲追星的模式,各種追星論壇能夠對明星產生反向影響。明星與粉絲、粉絲與粉絲之間的聯結已經超越了時間和空間。”郝燕說,“粉絲從單方面的接受到變成參與者。”
成為粉絲后,劉納的生活軌跡一直在追隨王源,有時在機場等了一天,結果接到偶像臨時不飛或者改簽的消息,原來的機票也可能無法改簽或退款,隻能白白浪費。
每次見到王源,她都會遞給對方一封信。裡面用工整的字跡訴說著她對王源的祝福、關心與愛,告訴他要“照顧好自己,北京天氣冷,多穿點”,語氣像戀人、姐姐,也像母親。有一次足足寫了三頁紙。
對於林童來說,王源更像是她的“兒子”。
一開始,這個組合裡的3個成員她都喜歡,這樣的粉絲被稱為“團粉”。在看過一些演唱會、紀錄片和綜藝節目后,林童覺得王源“性格好”,慢慢變成了“唯飯”,在粉絲圈,這個詞的意思是隻喜歡某個組合中的一個人。
所有明星的粉絲圈還會因為情感定位不同,分為“親媽粉”“姐姐粉”“女友粉”等。
“粉絲群體更像一個光譜,從深藍到淺藍,到粉紅再到深紅,每個粉絲所處的波段都是不一樣的。”有粉絲這樣分析。在楊玲看來,認同、想象和愉悅是粉絲消費模式的核心,認同是粉絲消費的基礎,也是粉絲社群凝聚力的來源。而不同年齡、不同身世、不同性別的粉絲所獲取的粉絲愉悅都不盡相同。
“粉絲對明星的情感依賴,必然要以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成熟的人際關系模型為樣板。通過這種對樣板的模仿,粉絲得以在偶像身上滿足自己不同的情感需求。”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常江說。
林童像撫養兒子一樣給他寄去衣服、書包、鞋子,甚至有人寄去了牛奶,希望他長高。她幾乎每場演唱會都會到場,有時花上萬元隻為買一張門票。
“這是一種養成游戲,我的付出會讓孩子變得越來越好,這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滿足感和愉悅感。”在採訪中,王源經常被粉絲稱為“小朋友”或“孩子”。
有一次,王源的一位粉絲去為他送機,看著他走進安檢區后,跟旁邊一位剛把女兒送走的媽媽一起,哭得泣不成聲。
“互聯網讓明星和粉絲之間的親密感大大加強了,比如粉絲可以直接越過各類社會層級,直接與偶像互動,自然也強化了兩者關系之間的這種世俗性。但兩者之間關系的本質沒有改變:對於粉絲來說,偶像既是一種精神寄托和道德典范,也是一種文化消費品。”常江說。
相比起從前的單向輸送模式,粉絲與偶像之間的關系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TFBOYS前期自制綜藝節目是有電話連線的,粉絲在官方微博下面提的意見、發的郵件,都有人認真回復。偶像會念粉絲寄去的信,也會穿他們買的衣服。粉絲甚至可以聯合給公司施壓,比如通過微博私信要求獲得更多的福利,公司不會直接回復消息,但是會用行動証明粉絲的影響力。
“說得赤裸一點,雙方其實就是一種互相消費的關系,是彼此平等的。粉絲花錢買開心,在追星的過程中獲得愉悅感,明星憑借粉絲的支持獲得自己的名利。這本身就是一場你情我願的交易。”林童說,“偶像與粉絲之間的契約是隱形存在的。粉絲的付出一定會要求回報,這種回報通常體現在偶像越來越強大所帶給自己的驕傲感和滿足感。不然沒有人會那麼傻。”
“與其追求所謂的真實,我寧願做一些能讓我真正快樂的事。”
劉納在北京北五環跟同事合租了一個不到10平方米的房間,每個月房租800元。單人床的上方貼著王源的海報,床頭放著以王源為封面的雜志。她跟室友共用的房間裡唯一一張桌子,已經被雜物堆滿。為了省錢追星,她每天的晚飯從沒超過15元,而她為了給王源拍照新買的相機價值3萬元。
“我對物質條件沒有什麼追求,覺得現在住得挺好。”劉納一邊在電腦上挑選王源的圖片,一邊說,“而追星會讓我覺得快樂和充實,是我能夠自如掌控的一個私人空間。”
但她從來不敢告訴父母自己為追星花了多少錢,“他們會覺得我腦子有病”。在最開始追星的一年,擔心被罵“腦殘”,林童不敢告訴任何人自己喜歡王源。有的粉絲在辦公室和臥室不會擺放任何跟王源有關的東西,路過街上王源的大幅海報,她會面無表情地跟旁邊的人說:“怎麼會有人喜歡小孩子?好無聊。”
還有粉絲過年回家,直接被親戚罵“不正常”。劉納在機場舉著單反等王源的時候,旁邊有人說“這要是我女兒早就打死她了”。
在楊玲看來,對粉絲群體的污名化是社會矛盾的一個直接體現。“傳統的儒家文化提倡節儉朴素的消費觀,而且受親疏遠近的人際觀念影響,認為錢應該花在最親近的家人身上。但是現在的年輕人更加獨立,並不會完全依附於家庭,反而會在家庭之外尋找情感支持。”楊玲說,“粉絲與社會觀念的矛盾,其實反映的是在當代社會,人們是否有權利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
對於很多粉絲來說,追星就是一種超脫日常的情感寄托,“就像有的媽媽會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現實生活中,林童曾被人半夜電話討債,破口大罵了兩個小時,策劃了很久的活動也會突然出問題。楊玲在自己30多歲時辭去了大學教師的工作,卻一直沒想好自己未來的職業方向。剛滿24歲的劉納已經被家人逼婚,母親要求她必須在28歲之前結婚,30歲之前生孩子,對男朋友的“考察周期”不能超過半年。
“我媽說,不然就會成為剩女,沒人要了。”她的父母在一場相親中認識,隻見了一面就決定結婚,因為她母親當時已經28歲了。
“對偶像的狂熱其實是中國女性性壓抑的一種升華,”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師、流行文化及人文學研究中心理事周潞鷺說,“中國傳統文化要求女性順從,長期以來,年輕人的熱情沒有安全的渠道發泄,隻有投入在偶像身上。”
“現實生活很多時候是身不由己的,而追星的世界很單純,”林童說,“你隻要付出就好了,偶像的成功就是你的回報。”
“有人問我‘你不知道娛樂圈都是假的嗎?’”她說,“我知道,但我不想追求什麼真實。我隻想要快樂。或許我為之付出的對象是虛幻的,但我得到的快樂是真實的。”
那首粉絲寫給王源的歌裡有一句詞:“我知道我渺小又莽撞/可我能成為十萬分之一的高大城牆/我知道我的默默無聞/可我也是回聲能喚醒整個沉睡村庄……那顆星球太遠了/也想陪他這一場/陪我愛的男孩成長/被他馴養再被他釋放/我的小王子啊/可是你還是會回你的星球去吧。”
對於許多粉絲來說,他們一邊渴望了解更多偶像的真實生活,一邊接受並主動維持兩者的距離感。有的粉絲甚至從不主動瀏覽偶像的任何新聞,“怕現實會打破自己對他的幻想”。
“真實是什麼呢?仔細想想,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另一半又到底好在哪?工作、掙錢、結婚、生子,這些事情隻不過是當前的話語體系要求人們應該追求的‘真實’,但你真正了解那個人嗎?你做這些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林童說,“與其追求所謂的真實,我寧願做一些能讓我真正快樂的事。”
對於很多粉絲來說,追星已經變成一個“帽子”,通過虛幻的世界獲得現實世界的成長。有的粉絲群會自發組成不同的興趣小組,比如跑步、攝影、畫畫,學生甚至組成了“學社”,相約一起復習功課。每次跑步的時候,上百人都會舉起旗子、燈牌,穿上顏色統一的衣服,一邊跑一邊跟路人介紹他們的偶像。
“一切行為都在生產意義,這些行為在不相干的人看來或許是虛幻的甚至是狂熱的,但對於當事人來說,也許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 常江說,“所以,我不主張對這類行為作出簡單的判斷,我們要看到每個人從中獲得了什麼。”
生日會的最后,王源站在舞台中央,保持著90度鞠躬的姿勢,隨升降機消失在粉絲的視野中。燈光亮起,劉納仿佛從一場夢中蘇醒過來。
過段時間,她打算去相親。她從沒談過戀愛,也不想太早結婚,但她決定按照母親說的話去做。
“沒辦法,隻能聽他們的。”她顯得無奈,似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反抗的理由,“總不能不聽吧。”
王源生日當天,劉納特地跑到三裡屯的一塊LED屏幕下看王源的宣傳視頻。初冬的夜晚有些冷,她仰著頭等,生怕錯過了幾秒鐘。在屏幕白色熒光的映照下,女孩的雙眼灼灼閃光,周圍是來來往往的車流。
連劉納自己都快忘了,那一天也是她的生日。
(玄增星文並攝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劉納、吳舟、林童、魏珂、陳言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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