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追悼鄒韜奮的大會上留下了這樣的題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鄒韜奮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人民性，熱愛人民、服務人民是其一生的旨歸。

鄒韜奮一生留下800多萬字的文章，並以《小言論》等欄目為標志，始終堅持“為大眾說話、讓大眾讀懂”的寫作原則。他一直希望辦一種合乎大眾需要的日報，“我生平無任何野心，隻有一個理想，就是要創辦一種為大眾所愛讀，為大眾作喉舌的刊物。”他一生先后創辦了《生活》周刊等6種報刊，出版了幾十本著作和譯作。胡愈之認為，假如魯迅是不朽的人民導師，那鄒韜奮就是人民的伙伴、人民的朋友。

無論是反對國民黨政府的統治還是積極支持抗日救亡運動，鄒韜奮都是積極走在時代前列的人。他深刻批判黑暗的社會和腐敗的官僚作風，反映人民的疾苦，努力促進民族解放事業。作為全國各界救國會的領袖，他積極援助前方將士，組織社會的抗日救亡運動。在他身上有著真正的硬骨頭精神，特別表現為“七君子”事件中的不畏權貴。他的《在出獄歡迎會上的演說》風行一時，還曾被收錄進高中語文課本中。他創辦《抗戰》三日刊、主編《全民抗戰》，積極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救亡主張，並專門推出戰地版，報道軍民前線真實消息和日軍的殘暴罪行。

作為出版家，鄒韜奮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麼。這種救國救民、促進社會進步的責任感，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體現。當時的新文化人可以分成幾類：有“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實干者，有魯迅那樣為底層吶喊、不妥協的人，還有堅守一定的學者底線卻與當局若即若離的，亦有躲在書齋做學問或冷眼看世界的。鄒韜奮走的則是實業救國、出版強民的路子，走出了知識分子的另一條救國之路。

現代知識分子走向“十字街頭”的時候，常常會面臨一個難題：究竟是大眾化，還是化大眾？智性如何在民間延伸且又具有民間性？理論和大義如何通俗化？精英文化如何“走下神壇”、擁抱大眾？當時，上海文壇出現了兩種選擇：一種是附和所謂的簡單的、粗糙的大眾文化，由此出現了庸俗文化乃至惡俗文化﹔ 二是知識分子以己身所好強行介入，試圖改變大眾文化的生態結構。這兩種傾向的結果都不甚理想。

那麼，如何在互動中形成新的時代文化，如何使文化作品成為民族覺醒的燈火？鄒韜奮在高爾基那裡得到了啟示。高爾基那種思想者的宏闊境界、高遠的哲學氣象和出身貧苦體現出來的底層泥土氣，它們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喚醒了民眾，促進了自覺。受此激勵，鄒韜奮搭建新聞出版民間新平台，不斷改革出版手段，以國際化的廣闊視野，以平民化的文字語言，緊緊扣住時代精神，並將其與社會現實、民族未來聯系起來，取得了極大的社會影響。

在他那裡，沒有傳統儒生的遲暮之氣，沒有教化大眾的語言，有的只是洋溢著新知、新智、新聲的清新之風。在他那裡，新聞出版不僅是實業，不僅是職業，而是一種民族解放的事業，是一種促進社會進步、社會發展的加速器。作為“中國脊梁式人物”，這就是鄒韜奮之於時代最大的貢獻。

（作者為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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