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次全國皮書年會（2017）。

　　第六屆人文社會科學集刊年會。

　　台灣大陸同鄉會文獻數據庫·福建庫上線發布會。

　　2017年10月14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現身蘇州，聯手中國管理科學學會發布第四部管理藍皮書——《中國管理發展報告（2017）》，經濟管理出版分社社長惲薇出席在蘇州召開的2017東沙湖論壇——中國管理百人會，編輯工作委員會委員周麗率媒體記者團奔赴北京平谷考察報道並發布《城鄉一體化藍皮書》，總編輯助理童根興在沈陽參加中國社會學會農村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年會，人文分社社長宋月華在貴州出席台灣歷史與兩岸關系國際學術研討會，集刊運營中心編輯劉驍軍在北京參加中國刑法學重點學科論壇（2017），讀者服務和數字營銷團隊在銀川召開的第十七屆中國經濟學年會上為參會專家學者提供出版咨詢與數據庫銷售服務。同時，在世界版圖的另一端——英國克利夫登文學節上，甲骨文團隊正在與《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蒙蒂菲奧裡交流，他的新書《羅曼諾夫王朝》將於2017年年底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社科文獻出版社法蘭克福書展參展代表團正在總編室主任姚冬梅的帶領下與英、美、德、荷的學術出版合作伙伴進行業務洽談。

　　這只是一個看似平凡而忙碌的周末，卻是社科文獻人二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常態。在天南海北的學術現場，社科文獻社的學術編輯時時在場，繪制出一幅獨具特色的學術出版營銷地圖。

　　從一個籍籍無名的小社，到認准學術出版定位小步快跑高速發展，再到成長為向全世界提供知識服務的現代出版機構，20年來，正是憑借著這種對全球學術領域涓涓細流般的滲透和孜孜不倦的追尋，社科文獻出版社完全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出版社概念，在中國學術出版的發展史上獨樹一幟。

　　從產品到品牌再到平台，20年來，社科文獻出版社聚合了中國上千家高校與研究機構、數萬名專家學者資源，連通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幾乎所有研究領域，形成了一個超級學術共同體，承載著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研究的精華，登上世界學術舞台。

　　20年來，社科文獻出版社所經歷的每一次轉型升級都伴隨著破繭成蝶的磨礪，但都會實現跨越式發展，引領業界潮流。她的跨越發展得益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紅利，離不開創業者們的高瞻遠矚和當代中國學者的拳拳關懷。回溯社科文獻出版社20年專業化歷程，便是見証中國學術出版的發展歷程，感受一個大國文化自信磅礡而深沉的內在動力。

　　做中國學術出版樣本 記錄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變遷

　　在國內，大多數出版同行對學術和專業出版的能力與市場價值一直持懷疑態度。很多人認為學術出版的用戶太少，支持不了出版社的運營和發展。因此，在過去的20年中，大多數出版社打破早期的專業分工，轉向大眾，從專門類別的出版機構變成綜合性出版機構。

　　1997年秋，謝壽光從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調入社科文獻出版社，全面主持工作。“既然別人都選擇下沉走大眾出版路線，那社科文獻社就向上發展，做高端的學術出版，服務中國社會與學術發展。”在中國的出版界中，謝壽光便是這樣一個走專業學術出版路線的少數派堅定分子。

　　突破萬難，悶頭做事，不向主管單位索要資金支持，不艷羨彼時中國大眾出版的眼前利益，謝壽光帶領社科文獻出版社在專業學術出版道路上一路快跑，追趕西方專業學術出版同行的步履未曾懈怠。他對出版社當時的一些學術水准較高的出版物進行了改造包裝，以叢書的形式成系列地推向市場，很快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

　　憑借著敏銳的出版眼光，謝壽光捕捉到了年度報告的商業價值和社會意義，他開始著手對《經濟藍皮書》《社會藍皮書》升級改造，從與書商合作變為以自己為主導。1998年，《經濟藍皮書》與《社會藍皮書》一炮打響。

　　“我們做皮書絕不是心血來潮，而是有備而來的。運作之初，還沒有皮書這個概念，皮書這種出版形態是社科文獻社發明的。”謝壽光說。積極發展作者、精心策劃選題、規范編撰格式、提升裝幀設計、努力打通市場渠道……皮書專業化運作之路正式開啟。

　　2000年，第一次全國皮書年會召開﹔2003年，皮書隨書附贈光盤開始數字化的探索﹔2006年，中國皮書網開通﹔2007年，第一本英文版皮書由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出版﹔2009年，皮書評價、評獎工作啟動﹔2011年，皮書數據庫上線運營﹔2015年，《皮書手冊：寫作、編輯出版與評價指南》正式出版發行﹔2016年，第一期皮書高級研修班舉辦……皮書品牌在快馬加鞭的創新與突破中成長為社科文獻社的第一品牌。

　　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為了妥善應對社會轉型給勞動力供給、勞動力需求、收入分配等帶來的挑戰，中國社會科學院著手建立勞動經濟學學科。“人口與勞動綠皮書的寫作貫穿了學科建設全過程，發揮了重要積累和引領作用。連續17年的出版，我們的研究成果通過皮書得以廣泛傳播，取得了很好的社會影響。”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回憶。

　　2014年，中共第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的研究人員為《決定》的形成和推進做了大量工作。“在這些功勞當中，社科文獻出版社的貢獻功不可沒，社科文獻社出版了法學所30多部關於依法治國和法制建設方面的著作、文集。”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法學所所長李林回憶。

　　越來越多的皮書走進了國家與地方政府決策層的視野，擺上了兩會代表的書桌案頭，被媒體喻為當代中國理論研究的“學術日記”、記錄改革開放壯闊進程的“成長年輪”、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成果旗艦”、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的“權威平台”。

　　吸取皮書的成功經驗，社科文獻出版社一頭扎進了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出版的藍海，並開辟出了“列國志”“甲骨文”“社科文獻學術譯庫”等在各學科領域獨具特色的學術出版品牌。

　　皮書之外，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每個關鍵節點，社科文獻出版社也從未缺位。在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時推出“改革開放研究叢書”，在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指導思想之際策劃“全面深化改革研究書系”，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研究系列叢書”“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海洋強國戰略叢書”，開發“一帶一路”數據庫……

　　記錄時代，引領潮流，服務社會。這正是一家有擔當的學術出版機構在這個大潮涌動的大時代中的應有之義、應盡之責。

　　培養學者型編輯 對標全球一流學術出版企業

　　既然明確了走專業學術出版的道路，那麼對於出版社的核心——學術編輯來說，專業性與學術性也是必不可少的要求。

　　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經費緊張，學術出版困難是學者無法逾越的鴻溝。社科文獻出版社堅持以學術價值和社會效益作為出版導向，為一大批中青年學者提供了學術出版支持，培育出一批具有深厚學術功底的編輯，也奠定了其在社會學出版、近代史出版、中蘇關系研究、區域國別研究和全球治理學科或領域的領先地位。

　　歷史學者步平與社科文獻出版社淵源頗深。在東亞史研究及出版的過程中，他與社科文獻社的編輯們建立起了超越學者與出版人的深厚情誼。“我們在2002年的時候開始了中日韓三國共同的東亞史研究。這樣一種跨國研究很有意義，但在當時來說並不是很多人有這種認識的。很多出版社從經濟效益的角度考慮，都打了退堂鼓，但是社科文獻社的編輯們態度堅定。沒想到2005年出版以后，國內和國際社會的反應強烈，發行了十幾萬冊，一度很長一段時間在國內排行榜上都是第一位。”

　　在社科文獻出版社建社30周年暨致敬作者典禮上，新中國第一代近代史學者金沖及作為作者代表接受了社科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的致敬。金沖及說：“我寫《二十世紀中國史綱》時，花了很多力氣讀社科文獻社的經濟藍皮書。像這樣系統的、集中的出版，別的出版社還是不能相比的。我看重出版質量，社科文獻社出的書我比較放心。”

　　以社會學領域的學術專著出版為例，每年全國出版的社會學著作有1300種，絕大多數出版社一年出一兩種此門類的圖書。在這個領域，一年出版數量超過100種的隻有兩家出版社，其中，社科文獻出版社的出版數量達200多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有100多種。社科文獻出版社之所以可以達到這樣的出版量，與編輯團隊的學科背景和專業性密不可分。謝壽光說：“在社科文獻出版社，有社會學學科背景的編輯28人，我的編輯團隊可以把大學社會學的課程開全了。”

　　“一個出版社有沒有和作者交流的能力其實非常重要。”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談道，“社科文獻社的編輯雖然是出版人，但是能和不同學科最優秀的作者進行有深度的交流，這實際上是把作者凝聚到一起的很重要的條件。”

　　“當很多出版社還在糾結要不要給編輯提供外出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時，社科文獻出版社就做了硬性規定：各個學科的編輯，必須保証每年參加至少一次全國性學術會議。”在謝壽光看來，編輯到了學術場域，不是為了去發張名片、認識一個知名學者、組一部稿子，而是要與學者交流，要做專業的主持與評議人，甚至提交學術論文，發表學術見解。換句話說，編輯要成為學術共同體中的一員。

　　社科文獻出版社同時還在全球范圍內挖掘引進學術出版專業人才，致力於打造一批擁有全球視野、掌握國際通行學術出版規則、站在國際學術出版前沿的編輯隊伍。

　　2014年，社科文獻出版社啟動了名編輯工程，對於在學界有突出影響力、知名度的編輯，給予特貼、學術假期、出國交流等政策支持，為高層次人才提供廣闊的發展平台。

　　“國內的中華書局，有一批學者型的老編輯，讓我很佩服。但我的目標是國際同行。國外的大學出版社有幾家我非常欣賞，劍橋大學出版社是我們追趕的對象。人文社科領域的商業類學術出版機構中，施普林格以及荷蘭博睿都很優秀。”謝壽光說。

　　制定標准規范 打造中國學術出版評價權威平台

　　1998年，社科文獻出版社的編輯基本沒有接受過專業學術出版的編輯訓練，一切工作都有待規范化。謝壽光此前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5年的工作積澱開始發揮作用。他親自執筆，起草了第一版3萬多字的《編輯條例》並正式在全社實施。這一條例有效地規范了社科文獻社當時雜亂的編輯制度和流程，此后，逐年完善、修訂的《編輯工作手冊》成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傳統。

　　直到2006年，社科文獻出版社和具有300多年歷史的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簽署協議，確定了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年度報告系列叢書”為名合作出版皮書的英文版。但第一批皮書英文譯稿被博睿學術出版社退回，原因是不符合國際學術出版規范，從論述方式、文獻引用到作者介紹，全部都不符合規范。國際通行的學術出版規范是什麼？全球大部分學術出版機構都是以《芝加哥手冊》為藍本的，並根據自身情況進行微調。當時社科文獻出版社採用的規范是自己的版本，與國際慣例沒有接軌。皮書走向世界的小挫折給了社科文獻出版社一個極為重要的警示，至此，謝壽光開始把制定學術出版規范提上出版社的議事日程。

　　作為中國學術出版規范與標准的倡議者，社科文獻出版社自覺承擔了學術著作規范國家標准的起草工作。2015年，謝壽光帶領團隊拜訪芝加哥大學。后來，社科文獻出版社專門成立課題組研制《ssap學術出版手冊》，將填補我國出版行業在實用性規范手冊方面的空白。

　　皮書系列和學術集刊作為社科文獻出版社兩類連續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社科文獻社缺乏學刊的困局。皮書經過20年的專業化運作，已經搭建起國內首屈一指的智庫出版平台，形成了比較完善的評價指標體系，皮書及皮書報告評價結果已經逐漸成為國內智庫機構的重要參照系。

　　集刊採用以書代刊的方式，形成人文社科領域最新理論與研究快速更新的平台。目前，社科文獻社擁有200多種集刊，其中有24種被收入南京大學社會科學評價中心CSSCI目錄。2012年起，社科文獻出版社開始舉辦全國人文社會科學集刊年會，集刊獎評選也已連續開展4屆。謝壽光說：“中國絕大多數學術期刊都只是按自己的一套玩法來玩。我們做的這些專業集刊，嚴格按照專業化管理，大部分都是學術共同體的交流平台，這是對我國出版管理體制中載體管理的一種突破，是順應國際學術出版的潮流和變化的。”

　　以皮書和集刊兩大平台為載體，制定出版規范與評價標准，佔領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最新成果的高地，要實現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出版權威評價機構的目標指日可待。

　　全球布局 構建中國學術出版話語體系

　　20年來，社科文獻出版社與20余家國際知名學術出版機構合作，直接進行外文圖書出版，總計輸出500多個品種，覆蓋20多個語種，這種合作方式被謝壽光比喻為“借船出海”。在他看來，這是國內出版物直接進入發達國家主流學術話語層最有效的方法。

　　有別於其他出版社，社科文獻社與國際學術出版機構在合作中堅持共同組織選題，走出去的選題多集中於當代中國研究領域，全面反映當下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時代文明各方面的發展變化。無論是出版質量還是出版數量，社科文獻社在全國出版社中都處於領先地位，這也得益於其堅持採用符合國際出版規范的審校流程。

　　社科文獻社的國際出版故事並不隻局限於出版本身。

　　2009年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期間，社科文獻社精心策劃舉辦了一場以“中國經濟發展與全球金融危機”為主題的學術演講會。這次會議不僅擴大了社科文獻社在歐洲甚至西方主流媒體中的知名度，提升了皮書系列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它為社科文獻社融入世界學術舞台、幫助世界了解當下中國發展變化尋找到一條新的路徑。

　　有了法蘭克福書展的成功經驗，謝壽光便將目光投向了自己多年來一直非常關注的北美亞洲年會。從2012年起，謝壽光每年親自帶隊奔赴北美亞洲年會，並組織強大的專家學者和編輯隊伍，利用西方媒體和中國駐外媒體在全球學術舞台掀起一次次的營銷推廣浪潮。“這是研究東亞尤其是當代中國的最權威的話語平台，每年都有我們的聲音，有我們的成果展示，有我們邀請的著名中國學者做學術推廣和演講。”

　　2014年，《世界創新競爭力發展報告》發布會在聯合國大廈召開，站在全球學術出版的舞台上，社科文獻社再一次証明了自身的實力。

　　2016年，社科文獻社俄羅斯分社成立，正式開啟了全球化布局步伐。未來，作者、編輯、出版內容、營銷行為都將被置於國際學術出版市場的大平台之上，謝壽光認為：“隻有實現在全球范圍內約稿、組稿，讓國際頂尖的專家學者在我們的平台上刊發原創學術研究成果、打造國際權威的中文學術出版平台，才算真正贏得了國際學術話語權。”

　　全面融合發展 實現知識服務價值最大化

　　“我們的融合出版，不僅僅是數字出版和傳統出版的融合，而是要全方位地融合。”謝壽光說。

　　山東聊城大學有著中國最大的校門，但在學術上一直沒有找到門洞大開的方法。2013年，聊城大學支持做世界史研究的教授們組建了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13個太平洋島國中，絕大部分和中國沒有建立外交關系，由於聊城幾家企業在太平洋島國有投資，聊城大學開始做國別研究，全方位查找這些島國的各種資料。了解到他們的研究動向后，社科文獻出版社的新版“列國志”將其納入，成為其中的“太平洋島國”系列叢書。

　　合作出書只是開始。社科文獻出版社為聊城大學建立太平洋島國智庫平台，把全球所有關於島國研究的論文和政府文件都聚合到平台上，為其科研提供各種書籍和服務，促成太平洋島國集刊和藍皮書的出版發行。在這個過程中，聊城大學從一個不太知名的大學，變成中國太平洋島國研究的權威學術機構，被確定為太平洋島國研究基礎和研究中心，外交部也把它作為島國研究的智庫。

　　社科文獻出版社作為背后推手，不只是完成了圖書和數據庫出版的基礎動作。謝壽光說：“太平洋島國是‘一帶一路’的延伸性國家，我們幫助聊城大學把它和國家智庫戰略對接上，同時又把國際出版的概念放進去。”在謝壽光看來，這就是社科文獻出版社這個平台點石成金的能力——為合作伙伴創造最大的價值。

　　很顯然，這些都不能完全涵蓋這家雄心勃勃的知識服務商的多個面向。在學術出版、學術評價、知識服務的閉環中，社科文獻出版社已經摸索到了屬於自己的商業模式，在一條看似狹窄的學術出版道路上演繹著豐富的想象力和可能性。

　　社科文獻出版社用20年的時間追趕了西方同行數十年數百年跑出的裡程，快速實現了“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發展目標。總結經驗之時，謝壽光感慨：“出版是一個專門的行當，需要工匠精神，需要執著堅守。”這其中凝聚著他半生奉獻中國學術出版事業的哲思。因此，在社科文獻出版社建社30周年之時，他向全社員工提出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的要求，也正是希望所有同行者能夠在飛奔前行的同時時刻回望本源，這才是積澱社科文獻學術出版百年大業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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