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智媒體時代，作為社會主體的人們在變革媒介技術的同時也被懸置於媒介技術營建的環境之中，其觀念和行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人類自身創造的媒介化環境的影響，在不自主的情況下持續地被動改變，被打上媒介技術的“烙印”，並受到來自媒介技術的“反向馴化”。強調媒介對人“反向馴化”的目的，並非是站在技術悲觀主義者立場對媒介技術做簡單的否定，也不是要重回“技術還原論”的窠臼，而是通過“冷思考”來為智媒的發展厘清思路和掃清道路。

【關鍵詞】智媒體﹔反向馴化﹔人工智能﹔算法推薦﹔沉浸媒介

2017年11月，在裡斯本舉行的年度網絡峰會開幕當晚，著名科學家霍金針對地外生命與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熱點話題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對於人工智能，霍金表達了他的擔憂和內心矛盾：“人工智能的興起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糟糕的事情，也可能成為最美好的事情。”比爾•蓋茨、電動汽車制造商特斯拉公司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等互聯網企業家都曾警告說，人工智能可能是對人類生存的一個威脅。﹝1﹞

同人們對人工智能技術抱有憂思一樣，傳播學者對智媒體的興起及其可能帶來的各種“負效應”一樣充滿了擔憂。所謂智媒體，是指“基於移動互聯、大數據、虛擬現實、人工智能、人機交互等新技術的自強化生態系統，實現了信息與用戶需求智能匹配的媒體形態”。﹝2﹞學者們從媒介倫理出發對智媒體可能造成的“信息繭房”“全景監獄”等負效應進行了詮釋。筆者認為，這些針對智媒體的“冷思考”並非是技術悲觀主義者對媒介技術簡單的否定，也不是重回“技術還原論”的窠臼，而恰恰是“智媒體”創新發展的必由之路。

縱觀傳播發展歷史，從文字衍生到印刷術的發明，再到電話、電報、電視、互聯網的普及，歷史舞台中任何一種媒介技術在逐漸普及展開時，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所處歷史時期的文化傳統、社會觀念產生沖擊並進而引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遷。智媒體時代的媒介技術更是如此：強大的媒介技術相互勾連，“人類被懸置於媒介技術營建的環境之中，其觀念和行為受制於媒介化環境的限定，因媒介技術的變革而重構”。﹝3﹞特別是對社會個體而言，在媒體營造的社會關系中，媒介技術從幫助人探索和描述世界轉為“促逼”人類在技術限定的關系中生存。這種來自於媒介技術的“促逼”，不是媒介決定論意義上的支配或決定，而是去主體化和異化，在智媒體時代亦即表現為“反向馴化”。

一、反向馴化：歷史來源及其語義辨析

“馴化”（Domestication）一詞，本是生物學領域的一個詞匯，意指在動物先天的本能行為基礎上建立起來經由人工訓練形成的條件反射，即將野生的動物和植物的自然繁殖過程變為人工控制下進行的過程。

（一）歷史來源

“馴化”一詞在傳媒領域的出現，是由“家居化”（domestication）演變而來。“家居化”是羅杰•西爾弗斯通和其他的一些英國學者們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對電視收視的研究中最早出現，在后來西爾弗斯通領銜的項目“信息與傳播技術的家居使用”中（Household use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也有涉及。大意是指“傳媒技術（如電視）經過消費過程，進入人們的私人空間——家居，成為家居這個日常生活場景的重要組成部分”。

“家居化”這種形象化的譯法是否准確，在學者中間是存在一定爭議的。但至少在西爾弗斯通等人早期對電視（及其他傳媒技術）的家庭使用和消費的考察來說是適用的。然而，因為“西爾弗斯通的理論有更普適的追求，在那個層面，Domestication這個詞匯譯為‘馴化’更為合適”。﹝4﹞“馴化”是西爾弗斯通等人嘗試表達社會主體人類通過以日常生活“規訓”傳媒技術使用形態的能動性過程，通過“規訓”，物件被烙印上人類的痕跡。然而，媒介技術和人類是一對互相依存的矛盾關系，人類創造了媒介技術作為連接彼此的工具,但媒介技術並不僅僅是作為工具的形式存在，它也在被人們不斷地“馴化”，並逐漸納入到人類社會生活的過程中，也在以自身的“技術意向結構”逐漸地“規訓”著社會主體人類。作為社會主體的人們在變革媒介技術的同時，也受到來自客體媒介技術的約束和影響，不斷地在不自主的情況下做出改變，並被打上技術“烙印”，在不自覺中受到來自媒介技術的“反向馴化”。由此看來，“反向馴化”這一概念並非是技術決定論下的新解釋，而是充分承認社會主體人類在技術面前的主體地位的同時，強調作為主體的個人面對技術邏輯不得不做出改變的事實。以今天我們所處的社交媒介為例，技術營建的媒介化生存方式日趨“綁架”個體的社會交往，逐漸演化為一種現代人無法躲避的生活方式。

（二）馴化和異化

媒介技術異化是異化哲學范疇的重要一支。“異化”是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也出現過200多次，指主體在發展過程中由於自身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客體,而這個客體又成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簡單地說,異化的過程也就是人的主體性完全喪失,遭到本來由自己創造而現在卻成了異己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奴役的過程。﹝5﹞不管是其后媒介環境學派英尼斯所謂的傳媒技術對“心因性機制”的影響、麥克盧漢的感官延伸的論斷，還是凱瑞提出的技術偏向所形成的文化偏向的觀點，都體現了一種對媒介能動性的看法。﹝6﹞

“反向馴化”是“異化”概念在智媒體營建的信息環境中的發展和延伸。傳統的異化研究中，以作用對象作為參照來區分的話，傳媒學界對於異化過程探討主要分為兩類：媒介技術對社會的異化和媒介技術對人的異化。

1.關於媒介技術對社會的異化的探討

早先是美國著名新聞工作者李普曼從環境認知的角度提出了關於“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的論述，其后是日本學者滕竹曉指出了“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現象，即在媒介對社會異化的過程中，現實環境越來越帶有“擬態環境”的特點。無論是李普曼還是藤竹曉均是面對傳統媒體時的思考，而在新媒介技術觀照下的當前社會，“時間的空間化”與“空間的時間化”通過多媒體的形式得以呈現，雖然可以被意識感知，卻無法肢體觸碰，類似於一種“夢幻”的構意。這些觀點，都體現了一種媒介技術能動性的看法，是媒介技術對社會“異化”的討論。

2.關於媒介技術對人的異化的探討

不少傳播學者都認為，一種媒介技術的產生、使用和普及會逐漸營建出媒介工具環境，這一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會改變“置懸”其中的人的個性或者人格。在早期的電視傳播研究中，日本學者林雄二郎將印刷媒介環境和電視媒介環境中完成社會化過程的兩代人進行了比較，明確提出了“電視人”的概念，指出了在電視媒介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在思維方式、人格特質等方面出現的差異。與此相接近的還有中野收提出的“容器人”的概念，他們都是對傳播媒介影響下的“媒介依存症”這一社會病理現象的探討。

一言以蔽之，“異化”這一概念既包含了媒介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又包含了媒介技術對人的異化，然而在這些研究中我們卻並未看到作為主體人的能動性。而“反向馴化”這一概念是在充分承認作為社會主體的人們具有“馴化”媒介技術的主觀能動性的前提下，聚焦媒介技術對人的反向的“規訓”。而且，在新的歷史語境下,特別是智媒體生存環境下，智媒體在成為一種外在的異己力量的同時，擁有人工智能的智媒體技術將更加智慧、智能，比以往的傳播媒介更加人性化、擬人化。從這個意義上說，用“反向馴化”這一概念指代人們“馴化”智媒體技術使之更智能、智慧的同時，同樣受到來自智媒體技術的反向的“規訓”影響，將比“異化”這一籠統的概念更加貼切，更加符合智媒體時代的傳播特征。在本研究中，“反向馴化”是以往對於媒介技術的“規訓”影響在智媒體時代的延伸與發展。

二、智媒體時代的反向馴化表征

在關於移動互聯技術對人的“規訓”影響的研究中，我國學者明確使用“反向馴化”這一概念的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李彪，他在一篇研究社交媒體使用與依賴對拖延行為的影響機制的文章中提到，技術在被人們使用的過程中會帶來技術異化的影響，人們在“馴化”媒介的同時也被媒介“反向馴化”著，大學生對於社交媒體的依賴的加深，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拖延行為的增強。﹝7﹞遺憾的是，李彪的研究對象僅僅限定在社交媒體上、反向馴化效果僅僅限定在拖延行為上，並沒有對更加宏觀的智媒體對人的反向馴化進行探討。而其他的一些學者在對於智媒體的研究中，雖然沒有明確使用“反向馴化”這一概念，但事實上他們都關注到了智媒體技術對於人的反向馴化效應。

（一）智媒體與人的視野窄化

時下針對算法新聞精准化推送導致的用戶“信息窄化”詬病，就是對智媒體中“人工智能”技術潛移默化地“窄化”人的視野的一種關於反向馴化影響的探討。

“信息繭房”本是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提出的概念。智媒體時代，在算法主導下的智能推薦、精准化推送的背景下，對於“信息繭房”的討論尤其具有現實意義。伴隨智媒體技術的發達和網絡信息的劇增，信息資源日益過剩和用戶注意力稀缺的矛盾愈演愈烈。基於算法的精准化推送，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這一矛盾，使人們在面對海量信息時得以選擇自身所感興趣的話題，自行決定想要接觸的內容，“然而這種‘個人日報’式的信息選擇行為將會導致網絡繭房的形成”。眾所周知，人工智能能夠對用戶進行“畫像”，其原理正是通過數據採集，抓取用戶活躍時間、內容點擊和存續時長等數據信息然后通過算法繪制專屬於用戶的“用戶圖譜”。“這一圖譜就仿佛是用戶在虛擬世界中的DNA，系統基於這些DNA，可以向用戶進行個性化信息推送”﹝8﹞，在這個過程中，人工智能技術事實上扮演了過濾的角色，所有的內容均被“貼上標簽”，凡與用戶圖譜不相匹配的內容將被自動過濾，而與用戶興趣圖譜相吻合的信息內容將通過篩選，源源不斷地呈現給用戶。算法推薦所描繪的用戶的行為圖譜越精准，用戶的關注視野就越會被收窄，久而久之，用戶在信息接觸中就會被禁錮在自己所構建的“信息城堡”中，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接觸機會，即“信息窄化”。

（二）智媒體與人的媒介化

伴隨著智媒體日漸智能化、擬人化、沉浸化，作為社會主體的人類在與媒介的互動中，越來越像機器一樣思考，通過穿戴媒介設備逐漸地融入媒介中並成為媒介的一部分。通過穿戴設備、獲得沉浸體驗的人不再僅僅是媒介的駕馭者，在一定意義上其已經成為沉浸媒介的“本體”。“人機合體的‘沉浸人’，是沉浸媒介的最高狀態，是真正的超媒介”。﹝9﹞在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信息技術構建出強大的信息環境中，人的行為不斷地被記錄、存儲並按照機器的邏輯加以解釋，從而使媒介技術不斷地擬人化。在媒介學習人類思維的同時，為了更好地實現人機交互，作為社會主體的人也在學習機器的思維方式，按照機器的邏輯去思考問題，即媒介與人互相沉浸。

（三）智媒體與人的本能隱抑

智媒體時代，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等技術手段相互勾連，從而使現實媒介具備了比以往更為完備的功能和手段。一方面，它極大地簡化了人們的行為，從而使人類的傳播情景更為舒適、便捷，以往需要發揮個人能動性的眾多場景，通過媒介技術手段輕而易舉地就可以獲得滿足感。但正因為這些媒介具備了代替人類部分行為的功能，從而導致面對問題的人們不願意再發揮自身的能動性而更傾向於轉用技術的方式代替。雖然這種代替行為為人們的現實生活帶來了較大的便利,但長此以往也在使“人的一些原始的本能漸漸隱抑”。﹝10﹞人類的惰性伴隨日益先進的傳播手段的發展與日俱增,越發期待通過更加智能、智慧的媒介手段，憑借簡化為“傻瓜式”的操作來為自己獲取目標信息。“對媒介技術的過度依賴使減少了能動性卻增長了惰性的被裝備的健全人與被裝備的殘疾人幾乎完全一樣”﹝11﹞，正是由於人的行為惰性，最終產生了對媒介技術的精神依賴,一旦脫離了媒介技術的支持,本能隱抑后的人就會覺得無所適從。

三、智媒體反向馴化的歸因分析

關於智媒體的反向馴化，不同的技術哲學視角做出了不同的歸因。技術決定論的堅持者往往認為是智媒體包含的強大媒介技術的內在邏輯壓迫、倒逼著人類，導致了人類的異化。社會決定論者則認為是掌握和控制媒介技術的社會主體的人類自身，在使用媒介技術的過程中沒有把握尺度，從而引起了自身心理和行為上的異化。無論是技術決定論還是社會決定論，都有把一方的作用絕對化的傾向。因此，筆者認為，正是因為人類和媒介技術是相互依存互動的關系，在人類與媒介技術的互動過程中產生了反向馴化。這中間既包括媒介技術本身蘊含的技術邏輯，也包括人類在運用媒介技術的過程中的“技術本身的目的化”和“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權衡。

（一）智媒體自身的意向結構

智媒體本身的技術意志和內部邏輯要求媒介技術的使用者做出改變，以順利地使用技術參與其中，由此便引發了智媒體技術對人的反向馴化。以沉浸媒介為例，媒介使用者要想獲得沉浸體驗就需要進行設備穿戴，沉浸設備營造沉浸體驗會和人的神經感知產生偏差，久而久之，會使穿戴者產生眩暈等不良反應。有研究者認為，技術意志作為技術系統中個人化、主觀化的能動要素，它既具有改變或重塑世界的客觀功能，也具有控制或操縱世界的主觀依據，技術使用者的行為意圖、思維方式、實現途徑也會受其影響，在不自知中成為技術意志的能動實現者。

（二）人對技術的精神依賴

智媒體時代，技術的目的化，人類對媒介產生非目的性的精神依賴同樣是反向馴化產生的原因之一。貝雷爾森在研究報紙受眾的媒介接觸意圖時曾指出，“讀報本身的目的化”也是人們閱讀報紙的動機之一。“讀報本身的目的化”反映了受眾對報紙非目的性接觸的動機，它揭開了人們對媒介產生的精神依賴的一角。如今，智媒技術廣泛而深入地滲透到人們的生產、生活中，有時候人們接觸媒介技術似乎是出於所處場景的需要，但更多的時候人們接觸媒介技術似乎正是目的本身，“人們把接觸媒介本身作為必不可少的日常習慣和日常儀式，而不是出於對媒介內容的實際需要”，即對智媒技術產生精神依賴的人們已經將媒介接觸行為目的化了。人對於媒介的依賴度越高，人的生活也就越媒介化。

（三）人對工具理性單方面強調

智媒體時代是理性工具化的時代，價值思維日漸淹沒在工具理性的洪流中，人逐漸被智媒體反向馴化。伴隨著智媒體構建出日益強大的技術力量，為了更加精准地對用戶進行“畫像”，實現“推送的就是用戶愛看的”這一效果，工具理性被一再地強調，甚至凌駕於價值理性之上。事實上，從人文主義角度來看，用戶可能還需要關注其他內容，以補充自身的知識結構，從而拓寬視野。﹝12﹞如今，“技術作為生產力的純潔性已經消失，社會的一切行為都按照技術的邏輯進行理解和解釋，最終變成了技術行為，政治也以解決技術問題為先導目標”。因此，強調工具理性而輕視價值理性最終會導致智媒體時代人的異化。

四、結語

梅塞尼認為，新的技術必然引發社會和人的變革，它既為人類創造機會，提供新的可能性，也會制造矛盾，從而產生新的問題。在人與媒介技術的互動中，既需要媒介技術的使用者提升媒介素養，以抵制強大媒介技術對人的心理和行為產生的“促逼”作用，也需要技術的開發者，把握技術意向，處理好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關系，從而建立一種通過技術發展推動社會和人類進步的良性機制，把技術對人的反向馴化可能降到最低。

﹝本文為“2017年河南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團隊支持計劃”（項目編號：2017-CXTD-01）、河南省優勢特色學科“意識形態與社會治理”項目“意識形態傳播：從體系建構到范式轉換”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霍金稱人工智能或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糟糕的事件﹝N﹞.參考消息，2017-11-09.

﹝2﹞郭全中.智媒體的特點及其構建﹝J﹞.新聞與寫作,2016（3）.

﹝3﹞胡翼青.為媒介技術決定論正名：兼論傳播思想史的新視角﹝J﹞.現代傳播，2017（1）.

﹝4﹞潘忠黨.探討新傳媒技術應用中的“中介化”和“馴化”﹝J﹞.蘇州大學學報，2014（4）.

﹝5﹞肖靜.新媒介環境中人的異化﹝J﹞.當代傳播，2007（5）.

﹝6﹞蔣曉麗，王志華.娛樂至死、虛擬互構、全景監獄：論《飢餓游戲》中的文化映射﹝J﹞.當代文壇，2014（3）.

﹝7﹞李彪.反向馴化：社交媒體使用與依賴對拖延行為影響機制研究——以北京地區高校大學生為例﹝J﹞.國際新聞界，2016（3）.

﹝8﹞徐靖德.人工智能的未來沖擊和相關反思﹝J﹞.傳媒觀察，2017（5）.

﹝9﹞李沁.沉浸媒介：重新定義媒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J﹞.國際新聞界，2017（8）.

﹝10﹞肖靜.新媒介環境中人的異化﹝J﹞.當代傳播，2007（5）.

﹝11﹞保羅•維利裡奧.解放的速度﹝M﹞.陸元昶，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23.

﹝12﹞吳衛華.算法推薦在公共傳播中的理性問題﹝J﹞.當代傳播，2017（3）.

（劉千才為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6級新聞與傳播學碩士生﹔張淑華為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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