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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沒要求”起步到“高質量”發展

——記第一套輔讀學校教材出版

金鑫
2018年09月07日13:30 |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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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從“沒要求”起步到“高質量”發展——記第一套輔讀學校教材出版

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出版大事記上清楚地記載著:2003年9月,輔讀學校教材出版開始。全套教材包括《實用語文》《實用數學》《生活》3科,共36冊,2005年全部出齊。全國10余省市使用了這套供智障學生學習的教材,被教育界稱為“陽光教材”。

談及這套教材的出版,上海教育出版社副總編輯袁彬告訴《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上教社最初決定做這套教材時,完全出於教育社的責任考慮,畢竟這是小微市場。沉浸在回憶中,袁彬格外感慨:“當時我們沒有專業編輯室,也沒有專業編輯,但從這套教材起,上教社便與特殊教育相關圖書出版結了緣,也見証了我國特殊教育的發展與變革。”

袁彬向記者介紹,當時上海的特殊教育剛剛實現“零拒絕教育”,在此之前,我國特殊教育學校雖然有著30年的發展歷史,但傳統的做法是隻招收輕度智力障礙兒童,中度以上智力障礙兒童持有免讀証書,不用上學。

毫無疑問,“零拒絕教育”是對每一個生命的尊重:倡導教育機會均等,更是國家進步的重要指標。

然而,學生來了,拿什麼教成了問題。當時,現有的課程設置僅針對輕度智障生,與普通學校相比只是淺一點,慢一些。對中重度智障學生的教育,教育部頒布了大綱,卻沒有具體的課程和教材。改革特殊教育領域傳統的課程設置顯然已迫在眉睫。

“在上海市教委教研室的支持下,我們社與當時上海特殊教育教學走在前列的上海盧灣輔讀學校聯系,決定以他們的校本教材為藍本,組織編寫出版一套輔讀學校教材。”袁彬回憶,由於社裡沒有特殊教材編輯部,承擔任務的是社團支部的一批年輕編輯。

“我是編小學數學義務教育教材的,對輔讀學校的情況並不了解,接到任務后,我記得我們一批編輯去學校做了一天的義工,並隨堂聽了課。”盡管已經時隔15年,談及做輔讀學校教材的這段經歷,現在已是上教社數學編輯室主任的蔣徐巍還是印象深刻。

“學生高高低低,年齡差距也大﹔老師非常有耐心,照顧學生情緒、引導他們聽課的時間比正常上課的時間還要多﹔他們沒有正規教材,老師上課是拿著自己的備課講義。”蔣徐巍告訴記者,他的任務就是從學科的角度,幫助學校老師把教學經驗匯總、梳理,出版一套適合大部分學生使用的教材。

話說起來容易,實際上難度非常大。不要說從來沒有編過教材的人不知道從何下手,就是編過教材的人都知道,這是一項系統工程,靠一所基層學校和編輯編教材,無疑是天方夜譚。已故的上海盧灣輔讀學校校長、全國優秀特教教師何金娣曾這樣描述那段教材編寫的經歷:就好像走在沼澤地,不走會陷下去,每前進一步,要使出全身的氣力。

《實用語文》《實用數學》《生活》3套教材陸續出版歷時3年多,填補了全國特殊教育領域教材出版這塊空白。此后,上教社又與上海盧灣輔讀學校合作,相繼出版了《美術》《手工》《趣味手工》3套教材,作為輔助教學工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深受輔讀學校的歡迎。

“特殊學校的老師原來更像是‘保姆’,照顧好每個學生是工作重點,但是隨著特殊教育的發展,這個教育領域被遺忘的角落終於有了學科建設、教育質量上的要求。”蔣徐巍如是說。

2010年7月,第四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首次將特殊教育單列一章,作為八大教育改革發展任務之一,納入國家教育事業改革和發展大局。隨之而來,特殊教育事業走向全面復興,特教教育理念、教學模式、教學手段獲得巨大發展。

2016年,上教社開始新一版的輔讀學校教材出版。而這時,上教社也早已成立了學前教育與特殊教育出版中心,全線布局特殊教育出版領域,除教材之外,還出版相關理論圖書、實用手冊﹔出版社也有了高校特殊教育系畢業的專業編輯。

“外部環境也不一樣了。此次新教材出版集結了專家團隊、教師團隊和我們出版社的編輯團隊,教材無論是從學科建設還是內容編排,都更加科學、嚴密。”學前教育與特殊教育出版中心副主任王愛軍說。

黨和國家對特殊教育的重視程度和支持力度在不斷加大。袁彬告訴記者,從十七大報告的“關心特殊教育”,到十八大的“支持特殊教育”,再到十九大的“辦好特殊教育”可見一斑。“‘辦好特殊教育’意味著不僅要有特殊教育,更要有高質量、高水平的特殊教育。作為一家專業教育社,我們充滿信心,也感到要做的事情還很多。”袁彬說。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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