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在新媒體藍皮書《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8）》發布會上，黃楚新教授和與會嘉賓探討交流關於新媒體發展的新現象、新機遇與新挑戰。

談及新媒體的發展及趨勢，他談道，“新媒體的發展日新月異，如何跟蹤了解新媒體發展狀況、存在問題以及提出一些應對措施，成為我們的一個主要研究目標，也是社會的需求。作為國家智庫的成果，新媒體發展報告始終走在領域前沿，在把握好每一年新媒體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客觀預測未來新媒體的發展趨勢，為我國媒體事業的發展建言獻策。同時，為讀者了解新媒體的年度發展提供一個較全面的報告也是我們的職責……”作為新媒體研究的權威專家之一，黃楚新教授對新媒體發展有著獨到的見解。

隨著移動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迅速發展，新媒體領域發生了重大變化，呈現出了新的發展態勢。在“互聯網+”政策的有力推動下，國內媒體融合持續深化，進入融合發展關鍵期。那麼，智能時代的媒體融合是怎樣的？新媒體的發展及趨勢如何？主流媒體該如何突出重圍？圍繞這些問題，我們對話黃楚新教授，嘗試探索新媒體發展的路線圖。

新媒體特征：共享、智能、移動

記者：首先祝賀《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8）》發布。該藍皮書今年以“智能互聯·數字中國”為主題，您如何理解這兩個關鍵詞？

黃楚新：謝謝對新媒體藍皮書的關注和支持。智能互聯與數字中國作為今年《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的主題，濃縮了新媒體目前的發展現狀與未來的發展趨勢。

移動互聯網現在已經在各個領域幫助人類實現互聯互通，散布在不同空間的個體連接早已實現，但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迅速發展則為互聯互通添加了新的羽翼。2017年中國人工智能領域創新發展成果豐碩，以語音與圖像識別、雲計算、機器人為內容的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取得重要進展。人工智能技術推動移動互聯時代向智能互聯時代轉變，智能服務成為互聯網下一階段發展的核心內容，成為全球創新的新高地。中國互聯網的發展通過把握政策紅利、技術紅利和人口紅利，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推動互聯網產業向技術驅動型升級。智能化連接已經成為目前的發展態勢，互聯網與智能技術的結合將為人類探索帶來更多可能性。

“數字中國”一直以來都是黨中央重點部署的發展計劃，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應用基礎研究，明確提出“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信息通信技術發展指數分值為5.60，高於全球平均水平，成為全球進步最快的十個國家之一。數字經濟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成為引領“數字中國”的重要力量。中國應以“數字中國”建設為統籌平台，加快網絡強國建設步伐，圍繞《中國制造2025》，推動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與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數字中國已經成為我國未來發展的前進方向，數字化開始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動能。

當今，中國加速邁入智能互聯新時代，“數字中國”建設步入快車道，未來，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在當前社會發展中將扮演重要角色。

記者：新媒體藍皮書自2010年以來連續9次發布，作為藍皮書的主編之一，可以說您見証了中國新媒體發展的速度，也見証了新媒體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帶來的深刻影響。您認為新媒體的發展軌跡與社會發展的邏輯之間有何關系？

黃楚新：新媒體藍皮書每年都會邀請國內研究新媒體的著名專家學者撰寫報告，分享各自在新媒體領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新媒體藍皮書包括總報告、熱點篇、調查篇、傳播篇、產業篇五個部分，既概括了當年中國新媒體發展面臨的新機遇與新挑戰，也充分關注了新媒體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深刻影響。如今年的27篇分報告就主要探討了中外媒體融合、共享經濟、智能媒體發展、網絡二次元文化、知識付費、互聯網治理、網絡廣告、移動互聯網、短視頻、新媒體版權、新聞推薦算法等重要問題。這些既是新媒體領域發展的熱點問題，也與社會各方面的發展息息相關。

通過這些年的新媒體藍皮書，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媒體領域發生的變化，而這些變化也是與社會發展的邏輯相一致的，從宏觀的國家方針、政策到微觀的個人生活，新媒體的發展都在映射著各個領域的變化，從另一個角度看，新媒體領域發生的變化其實也在影響社會變遷。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這種影響，就是“滲透”，新媒體已經滲透到每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新媒體行業也滲透到了社會其他行業。

從今年的新媒體藍皮書來看，相比較2017年版，今年的新媒體發展報告更加關注新媒體領域呈現的新的變化發展。比如，當前我國信息化建設成果持續惠民，國家通過多措施嚴管嚴控與平台自主整改並行進行互聯網治理，網絡發展進一步規范化。中國加速邁入智能互聯新時代，“數字中國”建設步入快車道，政務新媒體開啟資源共享與服務升級新階段，網絡直播與短視頻行業新形態頻出，媒體融合步入系統性創新時期，內容付費和知識服務掀起變革，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傳播秩序革新，新媒體外交助推中國國際影響力提升。通過審視這些新媒體領域的進展，我們不難發現新媒體與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緊密聯系。為了更好地反映這種變化，今年藍皮書的作者隊伍也更加多元，有來自學界的、業界的以及政府的新媒體研究專家，從多方視角審視研究新媒體的發展。

記者：新媒體是相對傳統媒體而言的，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您如何定義“新媒體”？當下我國新媒體的發展狀況及態勢如何？

黃楚新：的確，新媒體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而在媒體融合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媒體之間的界限也在變得模糊。如果要重新定義新媒體，我認為，新媒體就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以網絡為載體進行信息傳播的媒介，其突出特征就是互動、智能和移動。

當前，我國新媒體發展有五大進展，即我國新媒體發展面臨新要求與新變化，國家信息化建設成果持續惠民，“數字中國”建設步入快車道，互聯網治理實行多舉措嚴管嚴控與平台自主整改並舉，中國加速邁入智能互聯新時代。

當前，新媒體發展存在的問題主要有：用戶個人信息安全亟待保護，“中國科技威脅論”不絕於耳，網絡思潮帶有解構主流意識形態的風險，全球網絡空間安全威脅加大等。

新媒體未來的發展態勢主要表現在，數字經濟引領“數字中國”建設走上新征程﹔人工智能企業迅速崛起，智能互聯與萬物融合加速到來﹔媒體融合系統性創新發展，效果評估不斷規范﹔“一帶一路”倡議等中國智慧持續推進我國國際傳播能力提升﹔內容價值持續回歸，內容付費成為新媒體贏利增長新熱點﹔政務新媒體不斷自我整合，服務功能逐步“實化”和“具化”﹔用戶個體商業價值被激活，以“社交電商”為代表的社交化產品成為新勢力﹔互聯網治理趨勢依然是嚴管嚴控，網絡安全至關重要。

媒體融合：物理相加與化學碰撞的傳媒發展新常態

記者：您曾提出“媒體融合是物理變化，更是化學反應”，請您解釋一下其中的內涵？

黃楚新：媒體融合不是簡單的平台相加，而是內容、理念、體制、技術、管理、人才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簡單的物理上的“相加”是不夠的，媒體融合需要新舊媒體間的深度、雙向融合，以充分的“化學反應”碰撞出媒體發展的火花。

我國媒體融合已經進入了攻堅期。移動化、定制化、數據化、社交化已經成為傳統媒體轉型的關鍵詞。“兩微一端”成為轉型標配，融媒體中心、“中央廚房”被廣泛建立﹔傳統媒體積極利用大數據分析、雲計算等，為用戶提供定制化內容服務﹔不同於以往的單向傳播，傳統媒體借助新媒體平台，為用戶提供跟帖、分享、互動直播等方式，加強與用戶之間的溝通與交流，並借助分享機制，拓寬傳播范圍。隨著融合發展的進一步深化，傳統媒體在理念、體制等方面的局限性也逐漸顯露。新媒體人才不足，傳統媒體思維，媒體管理的機制滯后等成為媒體融合發展桎梏﹔網絡侵權損害原創內容生產，新媒體評估與監管體系不完善等局限也是深化媒體融合需要解決的地方。

可見，媒體融合不單純只是傳播技術的革新或者傳播手段的刷新，更是觀念和理念的更新、體制和機制的創新。為此，應該創新媒體機制，進行新媒體理念與價值認同建設﹔以新傳播技術引領融合發展，媒體進行新表達方式探索﹔探索多元經營模式，建設與完善媒體融合評估和新媒體監管制度。同時，更要緊跟新時代，以此更好地利用、使用新媒體。

記者：移動傳播的發展加速了主流媒體的跨界與融合，當前，我國移動傳播的發展現狀如何？未來我國移動傳播的發展態勢呈現何種趨勢？

黃楚新：移動傳播主要具有生產多元化、傳播即時化、社交互動性高等主要特征。以手機為代表的移動媒體已經成為日常傳播的基本配置，其所推動的移動傳播也日漸成為當前傳播格局中的主流方式。在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支持與推動下，中國已經發展成為移動互聯網大國，目前移動網民已近八億人，相應的移動傳播也因此得以擁有肥沃的發展沃土。當前中國移動傳播在移動社交、移動閱讀、移動音頻、移動視頻以及移動新聞等主要領域均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成效。不同移動傳播的內容領域與形式相互滲透，移動傳播內部邊界日漸模糊，交互式、多元化的移動傳播格局逐漸興起。

關於未來中國的移動傳播發展態勢，我認為有以下幾點：科技引領技術創新，持續推動移動傳播﹔內容與社交將成為移動傳播的重要關切﹔移動傳播將與其他傳播形式持續博弈。

記者：主流媒體怎樣才能在移動傳播中佔領陣地？

黃楚新：對於主流媒體而言，首先應該持續推進媒體融合，才能更快地實現在移動傳播中佔領陣地。當前，我國媒體融合發展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融合發展已經成為傳媒發展新常態。比如，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中央電視台等“國家隊”借助母媒體的資源優勢，打造了“中央廚房”，全媒體平台，在媒體融合的浪潮中搶佔先機。其次，主流媒體應做好“兩微一端”建設，同時根據自身實力和需求，合理調配內部資源，建設適合自己媒體的“中央廚房”﹔同時，在傳統媒體、新媒體、媒體公司之間建立聯系，擴大既有平台或共同搭建新平台，推進集團式融合。

記者：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算法推薦成為流量爭奪戰中的利器，各新媒體平台為爭得用戶的時間和注意力，將“流量為王”奉為圭臬，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黃楚新：互聯網帶來的是眼球經濟，注意力轉變為流量，流量再變“現”。因此，如何吸引用戶關注、了解用戶需求便是互聯網商業模式改革的關鍵點。在新媒體時代，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快速發展，智能化的信息傳播機制使得信息精准匹配成為可能。新媒體平台為爭奪用戶注意力資源，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投其所好”的算法推薦便成為流量爭奪戰中的利器。

然而，在個性化推薦大行其道的同時，公眾信息偏食問題凸顯，還容易陷入“信息繭房”，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在“信息繭房”的作用下，用戶容易陷入工具奴隸的圈套，正確價值觀迷失，以及陷入對現實世界的認識誤區。這一系列問題可歸因於算法推薦大行其道，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流量導向成為各新媒體平台運行的價值准則。為爭得用戶的時間和注意力，各大平台將“流量為王”奉為圭臬，使得問題更加突出。面臨這樣的現狀，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新媒體時代的吸引法則問題。從新媒體平台的角度出發，價值導向應成為流量紅利戰中要達成的共識。以技術為驅動，實現平台賦能，讓內容的良幣價值回歸是讓新媒體吸引法則起作用的關鍵。

新聞傳播學教育: 重在培養“復合型”“全能型”人才

記者：隨著信息化建設進入新階段，大數據挖掘與應用、數字融合、區塊鏈應用被廣泛應用，在您看來，新聞傳播學的一些基礎理論是否被顛覆與重構？新聞傳播學教育未來是否會出現“重技術”的傾向？

黃楚新：新聞傳播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各類新聞傳播活動的形成、發展和基本規律的應用性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是伴隨現代新聞業的發展而誕生的，在研究解決新聞傳播實踐問題的過程中不斷豐富發展。當前，互聯網技術的運用和新媒體的興起，給人類社會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但也猛烈沖擊了傳統新聞業，重塑了媒體業態，給理論創新提出了新問題、新挑戰和新機遇。

新聞傳播學中的一些基礎理論，也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媒介環境帶來的顛覆性改變，媒介技術的進步，使在舊有媒介環境、媒介體制，以及媒介運行機制之上建立起來的傳統新聞學理論由於跟不上時代的快速發展而失去權威性的指導意義，各種概念也在媒介生態的不斷更新中被賦予新的意義和特點。很多經典理論在當前的新聞傳播活動中是缺乏解釋力的，僅僅對具體的理論觀點做出修正已經不足以解決問題，需要在方法論、研究范式、理論范式方面做出突破。

傳播技術的快速發展和迭代，打造了新信息產品樣態，重塑著新媒體傳播生態，這必然引起新聞傳播學教育的重視。黨的十九大報告也指出，要高度重視傳播手段建設和創新，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影響力、引導力、公信力。傳播技術作為媒體發展動能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不僅為學界所關注，也受到媒體機構的廣泛重視。新聞傳播學教育中出現“重技術”的傾向也是自然的。

記者：您剛提到傳播技術的發展會使新聞傳播學教育出現“重技術”的傾向，這對於新聞傳播教育將帶來怎樣的變化？

黃楚新：在新媒體環境下，技術對於新聞傳播的影響越來越大。在新聞傳播教育、新聞傳播業界、新聞傳播理論研究等諸多環節都會注入技術因素。比如，在新聞傳播教育隊伍中，一些懂程序開發及運用的技術專家進入教師隊伍中，教授學生如何掌握新的技術傳播手段﹔在新聞媒體中，技術的運用越來越多，越來越新，如VR、AR、機器人寫作等﹔在新聞傳播理論研究中，我們需要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進行數據分析研究。各種技術對於新聞傳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契機，但我們應該切記，無論技術如何發展，我們都要牢記新聞傳播學中的人文關懷和人文精神。

記者：媒介形態不斷發生變化，作為一名科研工作者和教學工作者，您認為我們應該以怎樣的心態面對這種變化？

黃楚新：新媒體的發展引發了新聞傳播行業的劇變，也使新聞傳播學理論、新聞教育體系、人才培養模式面臨重大變革。隨著媒體融合的不斷深入，社會對媒體人才的需求也發生變化，培養高素質的“復合型”“全能型”新媒體人才成為重要的培養方向。作為一名科研工作者，同時也是一名教學工作者，我也非常重視對學生的全方面培養。一方面將理論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鼓勵學生參與新媒體藍皮書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的運營。另一方面鼓勵學生多了解和運用新媒體平台、新傳播技術。比如，在每一次新媒體藍皮書發布會中，我們都會嘗試最新的新媒體技術與展現形式，從H5到網絡直播，再到今年的發布會中引入抖音，我們不斷將新技術融入實踐探索中。

我個人也會不斷實踐各種新媒體形態，從早期的博客，到現在的微博、微信以及客戶端、抖音。隻有反復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才能不斷發現新媒體發展的特征、出現的問題，從而更好地從傳播學理論中認識新媒體，理解新媒體。

媒介形態的變化是媒體發展中必然經歷的過程，新舊媒體的更替在歷史上反復上演。隨著互聯網的襲來，新媒體已經滲透到每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顯著標志。我們應當與時俱進，合理利用和享受新媒體為生活帶來的便利，使各類新媒體服務於我們的生存與發展。同時，我們也應該注重提升新媒介素養，面對新媒體發展引發的負面影響，保持充分的警惕。

（本文刊登於《新聞與寫作》2018年 第9期 作者：章淑貞 巴亞嶺 蒲玉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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