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蔡元培的一生，同報刊結下不解之緣。他邊辦報邊總結經驗，提出了重要的新聞學理，是我國研究新聞性質、特點和報刊編輯方針的第一人。他不僅是中國新聞學的倡導者，而且是新聞學的實踐者和啟蒙者。晚年他以捍衛言論與新聞自由的具體行動，書寫了新聞自由與民權的血肉聯系、與法西斯暴政勢不兩立。

【關鍵詞】蔡元培﹔辦報實踐﹔新聞學理﹔新聞情結﹔反對暴政

今年我國新聞學創立恰好一百周年。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北京大學開設新聞學講席，徐寶璜《新聞學大意》一書完稿並在《東方雜志》和《北京大學日刊》上連載，標志著我國新聞學的誕生。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新聞學大意》於1919年12月集冊出版，改名為《新聞學》，《京報》贊曰：“無此書，人且不知新聞為學。”然而，如果沒有蔡元培，新聞學在中國將不知始於何年。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生於浙江紹興，清末翰林，中年三度旅歐，精研西學，崇尚民權。他37歲在上海組建光復會，后並入同盟會，孫中山任命他為該會上海負責人。辛亥革命爆發，他立即從德國回國，參與創建民國，1912年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1917年1月4日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縱觀其一生，他倡導思想自由、愛國愛民、移風崇教，同報刊結下不解之緣。在新聞生涯中，蔡元培深感新聞學理之重要，邊辦報邊總結經驗，不僅是中國新聞學的倡導者，而且是新聞學的實踐者和啟蒙者。

一、中國研究新聞屬性的第一人

在我國，對新聞的性質和特征的研究，蔡元培應是第一人，可謂開山鼻祖，冠絕史冊。1901年10月，蔣智由、趙祖德等在上海創辦《選報》（1904年改名為《域外報》），蔡元培為該報寫的“發刊詞”，諮經諏史，獨樹己見。他認為，古人修史主要有三種方式——“曰記注，曰輯比，曰撰述。記注者，據事直書，如董狐南史之事是”。他考察當時報刊的編輯體例后指出“海通以來，有日報為記注之體……”而“記注”的目的，則“有關天下之故，通古今之變，咸具本末，兼附評議，托體於溫故，而取徑於開新。”[1]

所謂“記注”，是指記錄事實並解釋其精要，即新聞之謂也。當時我國尚無新聞學，報人對新聞知識不甚了了，更不知報道新聞需要“咸具本末，兼附評議”。蔡元培以修史為例，研究新聞的基本屬性，對新聞性質作出的概括，貼切恰當。

不久，蔡元培與張菊生、趙從藩、杜亞泉等創辦旬報《開先》，以啟發民智、喚起民心為旨要。1901年10月22日《開先》改名為《外交報》，連續出版10年之久。蔡元培於10月31日發表《外交報》敘例，以事實、思想、言論三者相互影響為切入點，論及新聞影響社會的機制。他認為，言論、事實、思想互為因果、互相助益，“其際如循環也”。他強調：“然而思想之為物也，非能孑然而孤立，畫然而凝結者，必激動於外界之所感而生長，而變遷，則又以言論、事實為思想之根源。”蔡元培這個結論並不清晰，到底是事實決定思想，還是言論決定思想，在他筆下有些混亂。毫無疑義，事實是正確思想的來源，言論只是對思想的表達。凡精當的言論都來自事實，驅使“人心為之一變”，脫離事實的言論，隻能“詭入詭出”。[2]

新聞的重要性在於供給思想，但思想直接來自“據事直書”，並非憑空想象。蔡元培寫道：“夫思想頑鈍，賴言論以破之﹔言論曖昧，則藉事實以畫之。然而研地學者，必取之於圖繪，習制造者，或效象於雛形，事實一界，非空言所能發也。”[3]新聞為思想提供事實依據，同時也向人們注入思想。而再現事實，空言不能奏效，必須描述事實的事象與物象。對新聞屬性的這一闡釋，可謂對“用事實說話”的最早解釋。

他在為徐寶璜的《新聞學》一書做的序言中，揭示了新聞的主要特征——新鮮性、速成性和營業性。他強調：新聞之與史，又有異點。兩者雖同記已往之事，史所記不嫌其舊，而新聞所記則愈新愈善。其異一。史作者可窮年累月以成之，而新聞則成於俄頃。其異二。史者純粹著述之業，而新聞則有營業性質。其異三。指出新聞的“營業性質”，頗有見地。這種“營業性”就是“可售性”，即能很快銷售出去。新聞如果賣不出去，無人需要，也就喪失了新聞的性質。蔡元培歸納的這個特征，不僅指新聞是商品，主要是說它是人們的必需品和急需品，在市場上能夠營銷。

1901年蔡元培揭示的新聞的性質和三個特征，不是抄自外人，是他辦報經驗的自我總結，是我國對新聞學的首創。中國出版第一本外國新聞學著作是在1903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日本鬆本君平的《新聞學》。1901年蔡元培還沒有到過國外，1902年夏是他第一次游歷日本，此前他不可能接觸到外國新聞學。有理由說，蔡元培是中國第一個對新聞性質、特征做出獨立研究的人，他的結論簡潔敹徹，遠遠超出梁啟超的隻言片語。鄭觀應、王韜和梁啟超主要對報刊的功能、作用論述較多，很少論及新聞的屬性、特征問題。蔡元培不愧為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

二、提出“去三弊”與“三要務”的編輯方針

蔡元培認為，報刊要提倡革命，凝聚民眾，捍衛國家民族利益。1902年俄國霸佔我國東三省，拒不撤兵，妄圖將東三省變為它的殖民地，我國人民兩度掀起聲勢浩大的拒俄運動。1903年10月，蔡元培與王小徐、陳競泉等人組織“對俄同志會”（后改名“爭存會”），創辦《俄事警聞》報，“借俄事為名，而本意仍在提倡革命。”[4]1904年2月8日，日俄戰爭爆發，《俄事警聞》改名為《警鐘日報》，前后共發行73號。在《〈俄事警聞〉改刊廣告》《〈俄事警聞〉改為〈警鐘〉之原因》《〈警鐘〉之發刊旨趣》等文章中，蔡元培闡述了報刊應當“抵御外辱，恢復國權”，對內喚醒民眾，對外拒俄反日，斥責達官貴人以民族利益做交換，“倚日抗俄，不知羞恥”。他制定的編輯方針，確立了當時報刊的主要使命和政治立場，對今天的新聞工作仍有指導意義。

1912年4月，他又與胡漢民、唐紹儀、宋教仁、李石曾、張競生、黃復生等人創辦《民國報》，“以謀軍界之開明，女權之發展，與一般普通人民輸入常識”[5]。他在“出版公啟”中表達了振興國家民族，使我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辦報思想。他的編輯方針，始終體現振興國家民族，使祖國獨立富強這一偉大目標。

1918年10月20日，“國民雜志”社成立，蔡元培到會發表演說，親自為《國民雜志》作序。在演講中，蔡元培以會場國旗為例，提出報刊“三弊”的觀點。辦報要“拯國家於危亡”，必須“質堅色美，幅均位順”，促進“實業發達，學術修明，發揚國光，提高國民道德”，這就必須清除“三弊”。即（1）“內容無價值，猶旗質之不堅也”﹔（2）“內容善矣，而文筆晦澀，編次凌雜，不能使讀者知其真意之所在”﹔（3）“內容及形式均善矣，而或參以過當之言論，激起反動，或加以卑猥之小品，若廣告，以迎合一部分惡劣之心理，則亦猶國旗之污損”。他說：“去此三弊，則雜志始為完善，而有以副諸君救國之本意。”[6]“去三弊”，是蔡元培編輯方針的三個原則和要求。

蔡元培在《國民雜志》序中還明確提出辦報的“三要務”——正確、純潔和博大，以此糾正報刊的“三弊”。《國民雜志》由北京學生印行，參與的學生出於愛國，將其作為救國事業。蔡元培認為，辦好這個雜志需要高貴的人格，遵行“正確、純潔和博大”三條編輯“要務”，體現學生的救國心和求學的崇高目的。

所謂“正確”，就是編輯的頭腦冷靜，根據事實作出判斷，決不妄下結論。“愛國不可不有熱誠﹔而救國之計劃則必持以冷靜之頭腦，必灼見於事實之不誣而始下判斷，則正確之謂也”。編輯記者的判斷不是出於對事實的好惡，不能拿這樣的判斷去誤導大眾。愛國要有熱忱，救國需要冷靜，反復考察，斟酌事實，然后作出結論，才能稱得起“正確”。[7]

所謂“純潔”，是說專心救國，舍棄個人利益，不怕苦難和犧牲，把國家命運擺在首位。蔡元培指出：“斷未有溺情於耳目之娛，侈靡之習，而可以言救國者。近來我國雜志，往往一部分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則雜以側艷之詩文，戀愛之小說，是一方面欲增進國民之人格，而一方面則轉以陷溺之也。願《國民雜志》慎勿以無聊之詞章充篇幅。”報刊迎合讀者的“耳目之娛，侈靡之習”，刊登談情說愛、無聊之詩詞，也就失去了“純潔性”。

所謂“博大”，是指報人要有博大胸懷，既要考慮部分民眾的利益，更要考慮國家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小家的利益服從大家的利益，一國的利益服從世界的利益。蔡元培高舉世界主義的大旗，侃侃而論：“積小群而為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與大群之利害相抵觸者為標准。家，群之小者也，不能不以國之利害為標准。故有利於家，而又有利於國，或無害於國者，行之。苟有利於家，而有害於國，則絕對不可行。此人人所知也。以一國比於世界，則亦為較小之群。故為國家計，亦當以有利於國，而有利於世界，或無害於世界者……願《國民雜志》勿提倡極端利己的國家主義。”這種胸懷世界的辦刊宗旨，頗有“解放全人類”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遠大追求，體現出高度的新聞專業主義精神。即使在今天，蔡元培的“三要務”仍是選擇和編輯新聞稿件的思想與政治標准。

三、北大歲月中的新聞學情結

1918年10月蔡元培回應北大學生羅章龍、譚平山的建議，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自任會長，聘徐寶璜、邵飄萍為研究會導師，力主“灌輸新聞知識，培養新聞人才”。此時，蔡元培對新聞學情結深厚，令同人深為感佩。他制定了北大新聞學研究計劃，決定開設新聞學課程，五次在《北京大學日刊》上以“校長布告”形式發布新聞研究會成立和招收會員的通告。10月14日新聞研究會成立，他親臨會場發表演說，此后又批准徐寶璜主編《新聞周刊》發行。在新聞學研究會第一期屆滿會上，他向55名學員頒發了証書，並發表訓詞聲稱：“從事新聞事業之人，能以一身之經驗研究學理，而引進於學校中，乃吾深望者也。”[8]他對新聞學有一種正中己懷、樂此不疲的興味，對其學理睹微知著，不乏深思熟慮，蔡元培認為，新聞學是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與其他學科一樣，都有從實踐到理論的認識和發展過程。“凡學之起，常在其對象特別發展以后。烹飪、裁縫、運輸、建筑之學舊矣，積久而始有理化……以此類推，則我國新聞之發起（昔之邸報與新聞性質不同），不過數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聞學之端倪，未為晚也”。[9]這一觀點在其《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成立演說詞》中也有闡述：“凡事皆有術而后有學。外國之新聞學，起於新聞發展以后。我國自有新聞以來，不過數十年，則至今日而始從事於新聞學，固無足怪。”

報刊和新聞報道的發展，奠定了新聞學產生的基礎，因為它依賴新聞經驗的積累。蔡元培寫道：新聞學“惟其發展之道，全恃經驗，如舊官僚之辦事然。苟不濟之以學理，則進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提出新聞學之意也”。由此，蔡元培又得出另一個結論：“蓋新聞為經驗之事業，非從事新聞之人，以其經驗發為學理，則成績終無由十分完滿也。”[10]基於這一認識，他寄希望於徐寶璜、邵飄萍和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同人，要對新聞學深入探索，“使茲會發展而成為大學專科，則我國新聞界之進步，寧有涯涘歟”。

蔡元培不僅指出研究新聞學的途徑，還提出新聞學研究的方法。第一，新聞學雖然來自新聞實踐，立足於新聞經驗，但與其他社會實踐和科學有廣泛的聯系，研究者應吸取各門學科的優秀成果。他寫道：“新聞之內容，幾與各種科學無不相關。外國新聞，多有特辟科學、美術、音樂、戲曲等欄者，固非專家不能下筆。即普通紀事，如旅行、探險、營業、犯罪、政聞、戰報等，無不與地理、歷史、經濟、法律、政治、社會等學有關。而採訪編輯之務，尤與心理學有密切之關系。至於記述辯論，則倫理學及文學亦所兼資者也。”[11]沒有豐富的知識，不掌握多學科的理論，新聞學的立論缺少肥沃的土壤，其學理難以闡釋完美。

第二，研究新聞學要從本國新聞工作的實際出發，探索符合本國新聞工作需要的學說。各國的社會與新聞實踐不同，新聞報道就有不同的出發點和方式，各國的新聞學不可能是同一個模子。當時中國新聞的寫法和辦報風格都模仿以《申報》為代表的西方報刊，蔡元培不贊成這種照貓畫虎、亦步亦趨的報道方法。他指出：“我國社會與外國社會有特別不同之點。因而我國新聞界之經驗，亦與外國有特別不同之點。吾人本特別之經驗而歸納之，以印証學理，或可使新聞學有特別之發展。”[12]從本國的新聞工作實踐出發來研究新聞學，才可能有所發現、有所創新。但他又主張，“我國則尚為斯學萌芽之期，不能不仿《申報》之例，先介紹歐美新聞學。是為吾人第一目的”[13]。他的這一目的和建議，符合當時我國新聞學研究的現狀。可見，創新離不開借鑒，借鑒吸收，要取之精華，才可能創新。

蔡元培重視報人的職業道德，提出“新聞品格論”，要求新聞學研究者為糾正不良“報風”作出貢獻。他在新聞研究會成立會上的演說，砭灸報風，直言不諱，一針見血：“新聞自有品格也。吾國新聞，於正張中無不提倡道德﹔而廣告中，則誨淫之藥品與小說，觸目皆是﹔或且附印小報，特辟花國新聞等欄﹔且廣收妓寮之廣告。此不特新聞家自毀其品格，而其貽害於社會之罪，尤不可恕。諸君既研究新聞學，必皆與新聞界有直接或間接之關系，幸有以糾正之。”這一單刀直入、療瘡剜肉式的批評，對重商主義或尋花問柳新聞學，不啻是猛擊一掌。

四、譴責法西斯主義，捍衛新聞自由

自1923年辭去北大校長職務，蔡元培先后任國民黨中執委常務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司法部長和監察院院長。在蔣介石剪除共產黨的政變中，蔡元培最初支持蔣介石的舉動，事后常有切膚之痛。1927年3月6日晚，吳稚暉和陳獨秀相會，吳問陳，中國實行共產主義須多少年？陳獨秀說“尚須20年”。吳稚暉以此造謠說共產黨要在20年內消滅國民黨，為蔣介石鏟除共產黨制造輿論。1927年4月2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舉行會議，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古應芬等出席，由蔡元培主持會議，決定清黨。[14]出乎蔡元培預料的是，12日蔣介石在上海舉起屠刀，瘋狂殺戮共產黨人和工人糾察隊。當全國一片白色恐怖，數十萬人頭落地，①蔡元培十分憤怒、愧疚和懊喪，轉而多次營救被捕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

“四一二”慘案后，蔡元培沒有退出國民黨，卻辭去南京政府一切行政職務，隻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他對蔣介石的暴政已有非議，對南京政府的斗爭主要採取“不合作”、也不破裂的方式。1928年他在《三民主義的中和性》一文中，警告國民黨不要“法西斯主義”當道，鎮壓人民，指出：“若口唱三民主義，而精神上不是法西斯，便是波爾雪維克②，那就是孫先生的罪人了。”[15]1932年2月據上海《文藝新聞》報道，蔡元培明確表示，蔣介石的“專橫獨裁，實為古今中外罕有”[16]，開始向鎮壓言論與新聞自由的蔣記政府進行抗爭。

1932年12月，蔡元培與宋慶齡、魯迅、楊杏佛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由宋慶齡任主席、蔡元培為副主席，為維護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反對蔣介石的思想專制。12月13日北京大學教授許德珩因宣傳抗日救亡被北平當局逮捕，17日宋慶齡、蔡元培等人在給蔣介石、宋子文及平津衛戍司令於學忠等人的電報中要求，“政府明令全國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諸自由，嚴禁非法拘禁人民、檢查新聞，並望即日釋放在平被非法拘禁的學校師生與許德珩等，以重民權而張公道”。他指出，抑制輿論與非法逮捕，秘密軍法審判，肆意橫行，向社會公意自求民權辯護之最低限度之人權，亦被剝奪，保障人類生命與社會進化之思想自由和社會自由已喪失，各界人士要為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諸民權而奮斗。[17]

蔡元培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身處國難之際，他特別關注新聞與文化界人士遭受的迫害，全力投入捍衛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斗爭。1933年1月21日，江蘇鎮江《江聲日報》經理兼主筆劉煜生因登載政府官員公賣鴉片及吸毒丑行，被江蘇省政府以“共黨”和“共黨報紙”“蓄意煽起階級斗爭，鼓動紅色恐怖”等莫須有的罪名非法槍決，輿論頓時嘩然。不久又發生《時事新報》駐京記者王慰三被槍殺。新聞界人人自危，各界進步人士紛紛發電抗議，指斥反動派“弁髦法令，蹂躪人權之暴行，實與北洋軍閥張宗昌槍殺邵飄萍、林白水之慘案有過之而無不及”。

1933年2月1日，蔡元培對記者發表談話，強烈譴責顧祝同的軍閥行為：“劉之被殺與張宗昌之殺邵飄萍、林白水事出一轍，不經司法審判，非法處死。”“查封《江聲日報》，証明顧祝同實質與北洋軍閥毫無二致。全國人民應共起抗爭。”蔡元培對報界寄予希望：“過去政權多握軍人手中，現不宜使民權毫無保障。劉案無非軍閥所為。死者已矣，生者如何？諸君皆報界，應有補救。”[18]在全國人民的強大輿論壓力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調離顧祝同的職務，於同年八九月間向各省市政府和軍隊發布了《切實保護新聞從業人員》及《保障正當輿論》的通令。

劉案發生不久，蔡元培又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演講會上發表講話，他“考諸哲人的遺訓，証諸歷史事實”，闡釋了保障民眾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重要性，指出：“對於思想、言論、集會的自由，尤以言論自由為集點。”[19]他警告國民黨政府，民眾的言論自由是不能被剝奪的，否則將無異於引火自焚，自取滅亡。1933年5月14日，中共秘密黨員、作家丁玲和潘梓年在上海租界被國民黨特務綁架，23日，蔡元培、楊杏佛等38人聯名致電汪精衛和羅文干，要求釋放丁、潘兩人。隨后又成立專門營救委員會，展開營救活動。在社會各界的聲援下，丁、潘兩人先后獲釋。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每次開會，魯迅和蔡元培都按時到會，會上一一列舉最近發生的恐怖事件，擬定營救被捕的共產黨人、記者、作家、工人和師生的方案。會議都有外國記者參加，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總是慷慨陳詞，向國民黨抗議，把伸張言論與新聞自由作為揭露反動派罪行的利器。他們給報刊擬定宣言文稿，揭露特務的殘酷手段。會議的消息和言論有時不能在國內發表，就由史沫特萊、伊羅生等外國記者用電報發到國外。由於蔡元培等人的口誅筆伐，國民黨的血腥罪行暴露無遺，南京政府在國際社會聲名狼藉。蔡元培用捍衛新聞自由的行動，書寫了新聞自由與民權的血肉聯系，印証了新聞自由與法西斯暴政勢不兩立。

1937年蔡元培及妻室移居香港，1940年3月5日病故於香港養和醫院。周恩來在挽聯中說：“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主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蔡元培對新聞學的倡導與啟蒙，無不充滿民主自由精神。

注釋：

①據各種文獻記載，蔣介石在“四一二”事變及其后，即1927—1928年白色恐怖中，在全國殺害共產黨員近3萬人，殺害追隨革命的工人農民無法准確統計，殺害國民黨左派約30余萬人，總計45萬—50萬人。

②指蘇聯布爾什維克。

參考文獻：

[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1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153.

[2]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1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137.

[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1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137.

[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7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447-448.

[5]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2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151.

[6]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205-206.

[7]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254-255.

[8]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348.

[9]徐寶璜.新聞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14.

[10]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348.

[1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

[12]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

[1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

[14]張家康.北大校長蔡元培與中國共產黨的交情與過節[J].黨史博覽，2007（5）.

[15]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5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447-448.

[16]林水榮.反目為仇：蔣介石與蔡元培關系的演變[J].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5（3）.

[17]蔡元培，等.發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宣言[N].申報，1932-12-18.

[18]蔡元培.對記者談話[N].大公報，1933-02-01.

[19]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6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250.

（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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