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居楊在汶川地震救災一線採訪。

　　2016年8月,居楊來到青藏高原深處海拔3500米的甘孜監獄採訪,為克服高原反應,她邊吸氧邊堅持工作。

　　多年來,沖在一線,記錄真實、鮮活的瞬間已經成為居楊的職業狀態。她說:“影像由心而來——這是攝影的態度”

　　一扇窗、一縷風、一束光、一杯茶……採訪居楊是在這樣甜美愜意的午后開始的。

　　她,眉梢眼角藏秀氣,聲音笑貌露溫柔。

　　談及夢想,目光堅定,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微笑,“我就是喜歡攝影”,她用一部部相機,一卷卷膠片,一張張帶有故事的照片編織著心中的夢。

　　談及工作,表情認真,微笑的臉上多了一份嚴肅,“我是一名攝影記者,我要對作品及拍攝對象負責”,她用心中的熱情,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把記者的責任和擔當詮釋的淋漓盡致。

　　她說話語調不高,但看似平和的言語中透著無比地堅定,她那驚心動魄槍口脫險、深入一線直沖向前的採訪經歷和午后安靜舒適的環境形成了鮮明對比,她的故事讓我震驚,她的執著讓我敬佩。

　　八年堅守

　　用鏡頭詮釋記者的責任和擔當

　　1991年,學習新聞攝影的居楊到《法制日報》攝影部實習,結束后一心渴望留下的居楊卻被時任攝影部主任王毅拒絕了。王毅告訴她,拍攝法制新聞圖片,要經常去危險和艱苦的地方,女孩子從事這行不方便。

　　這一拒絕,並沒有讓懷揣攝影記者夢想的居楊失去信心,她一邊在《法制日報》廣告部努力工作,一邊等待合適機會。終於在1995年,聽說攝影部缺人后,居楊毛遂自薦如願以償來到了攝影部,雖然只是試用,但居楊很珍惜這一難得的機會,全身心投入這項工作。

　　由於新手廢片較多,居楊經常自掏腰包買膠卷,白天拍攝結束便到單位加班自己沖洗,夏天,暗房裡溫度達到40多攝氏度,居楊不怕吃苦,從不抱怨,就這樣頂著顯影液、定影液那股強烈的酸鹼味,經常忙到大半夜。功夫不負有心人,在自身的勤奮努力下,居楊正式成為了《法制日報》攝影部的第一位女攝影記者,從此開啟了職業生涯道路。

　　攝影對於有些人來說是一種愛好,但對居楊來說不僅是一種愛好,更是一種態度,一種責任,一種擔當。

　　在居楊的電腦中,有這樣一張照片:一個小孩兒的特寫,側臉,裸身坐著,黑白的底色掩蓋不住他渾身的傷痕,左眉已看不清,鼻子明顯少了一塊兒,嘴巴凸起受傷嚴重,脖子往下大面積結痂傷口清晰可見,從頭到身沒有一處完好,而照片中,那雙憂傷又渴望的眼神讓人看著揪心……

　　這個男孩就是居楊拍的第一個攝影專題《丟丟的故事》主人翁丟丟,一個被吸毒母親抵押給其他吸毒者的3歲男孩,而丟丟渾身的傷正是這些人吸毒失控后毆打、虐待、被煙頭所燙而成。

　　居楊第一次看到丟丟是在1997年夏天,北京警方從吸毒者手中解救的一個孩子,居楊來到醫院,准備按慣例完成拍攝任務,但當她看到遍體鱗傷的丟丟時,女性的本能和記者的責任感讓她再也放不下這個孩子。從1997年夏天到2004年底,拍攝持續了8年時間,而實際上對丟丟的關心與呵護在她的心裡一直持續著。

　　1997年的整個夏天,居楊都把自己泡在醫院裡,抓住受重傷的丟丟僅有的清醒時間見縫插針進行拍攝。

　　兩個月后,攝影報道《丟丟的故事》又叫《救救孩子》刊出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

　　“我最初的想法就是想把片子好好拍一拍,希望能通過自己的作品來幫助這個孩子,但刊發后所產生的影響是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辦公室的電話都被打爆了,三天共收到包括新加坡、美國等海內外捐款5萬多元,許多人還希望收養這個孩子。”

　　隨后,《丟丟的故事》作為全國最早對毒品危害進行深度挖掘的報道之一,在“98禁毒展”中展出,每天觀展的隊伍能從軍事博物館排到玉淵潭公園,而《丟丟的故事》的展板因擠壓被更換多次。這次展覽,使丟丟成為全國禁毒宣傳的典型人物。這樣的結果,讓居楊第一次感受到影像的力量,也感受到作為記者身上的責任感。

　　第二年,解除勞動教養的母親表示悔過,希望自己帶丟丟生活,看著丟丟和母親一秒融化的隔閡,居楊明白了什麼叫血濃於水,抱著讓母子團聚,忘記過去,重新過上幸福生活的美好願景,居楊決定放棄報道,從丟丟的生活中悄悄地退了出來。

　　然而,好景不長。

　　2004年,正在全國兩會現場採訪的居楊接到了丟丟舅舅的電話,得知丟丟母親再次復吸已將他扔家四年,“因太窮,實在養不起了,想找人收養……”

　　聽到這裡,居楊心情沉重。

　　在去見丟丟的火車上,居楊忍不住流下眼淚,她怎麼也想不到曾經帶著祝福送走的丟丟,如今竟是這樣的結果。

　　之后的五個月內,居楊四次往返丟丟老家,採寫了《哪裡是我溫暖的家》等9篇攝影報道、通訊、消息,《法制日報》開辟了專欄,設立賬號,由專人負責接收捐款。

　　同時,為了丟丟今后的歸屬,“我變成了一個上了發條的志願者,想方設法求助尋找兒童基金會、國家禁毒委、當地政府等多個部門。”最終在居楊的努力下,丟丟擺脫了吸毒母親,在新家庭重新開始了生活。

　　通過《丟丟的故事》,居楊全方位展示了孩子的悲慘遭遇:遍體鱗傷眼神憂郁的丟丟、與母親冷漠對視的丟丟、和母親回家臉上洋溢幸福笑容的丟丟、再次被母親拋棄滿臉淚痕的丟丟、被舅舅毆打躺地痛苦的丟丟、面對抉擇遙望遠方沉痛苦澀的丟丟……

　　居楊用鏡頭來講述人與人之間的復雜感情和心境閱歷。8年的時間,丟丟在不斷長大,居楊也在不斷成長,但她始終不忘王毅老師的教誨:努力讓自己的照片說話,讓讀者從照片中看到想要表現的內容。

　　出生入死

　　用生命記錄金三角的難忘瞬間

　　居楊說:“影像由心而來——這是攝影的態度”,正是始終堅守這份態度,在新聞戰線工作20余年來,她用心拍出的諸如《丟丟的故事》《金三角禁種罌粟紀實》《重刑犯》等一部又一部膾炙人口的好作品,讓居楊脫穎而出,屢獲殊榮:第八屆長江獎、攝影藝術個人最高成就獎“金像獎”、攝影記者最高獎“金眼獎”、第四屆百佳新聞工作者稱號,以及多個全國性的新聞大獎等。

　　然而,光環的背后是她一次次獨身一人出生入死深入一線逼近新聞現場的經歷和堅守信念、勇於奉獻的職業操守。

　　金三角,世界著名毒源地,長期以來軍事割據,戰亂不斷,制毒點都隱藏在密林中,常年戰亂使人們對外界充滿警覺。這裡魚龍混雜,暗流涌動,想在這裡採訪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因為稍有不慎便會招來殺身之禍。

　　即便這樣,居楊仍舊冒著生命危險分別在2002年和2006年三次深入“金三角”,對當地軍事首領、毒梟、士兵和罌粟種植戶、吸毒者等進行面對面採訪。

　　“這始終是一個令我怦然心動的題材”,每每翻閱當時的採訪日記和長期搜集的數十萬字相關資料時,居楊仿佛又回到了緬北高原烽煙四起的崇山峻嶺之間。

　　2002年,中國與緬甸、泰國聯合開展大規模掃毒行動,當年6月,金三角地方武裝勢力的一支——果敢,宣布禁種罌粟。這次聯合採訪中,居楊捕捉了許多彌足珍貴的照片,世代以種植罌粟為生的人們親手點起大火焚燒毒品、原本公開的毒品遭到禁賣、毒販被幾十斤重的鐵鏈鎖住甚至投入地牢、曾不可一世的大毒梟紛紛落馬……

　　但隨著採訪的深入,一個事實讓居楊震驚,她發現當地依然處在刀耕火種生產方式中的煙農的茫然無知,連年的戰亂使他們處在貧困和封閉之中,毒品對於他們就是為“活下去”換取大米、鹽巴、辣子的希望,或許還是唯一的藥品。

　　第一次直觀認識金三角的居楊,無法像結束其他採訪一樣放下金三角,一名記者的使命感促使她再次拿起相機在罌粟花開和禁種后大面積飢荒、瘧疾盛行的季節兩度深入金三角。

　　但,這次的採訪遠比之前更困難、更危險。

　　令人頭痛的雨季使原本崎嶇的山路更加難走,六七十公裡要走上10多個小時,與山體滑坡擦肩而過,原始森林中無孔不入的蚊虫以及暴晒在陡峭山崖上的下午,這些行走中的困難與當地的安全問題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

　　居楊到當地的老街採訪,這裡曾是金三角最大的毒品集散地,半夜住進一家小旅館。這裡毒販、賭徒、嫖客、妓女雲集,時常發生的槍戰使房間的玻璃殘缺不全,就在這樣嘈雜混亂的環境下,屋裡唯一的一把破椅子就是居楊保障安全的門后屏障。

　　天不亮就出發,車剛駛出,便聽到一聲低喝,往窗外一看,居楊睡意全無,一支冰冷的長槍正對著她。這裡沒有法律約束,此刻半點的冒失都會招來意想不到的災禍,冷靜后的居楊慢慢下車,因語言不通,情急之下隻好賭一把,拿出所拍的軍事頭領的照片才緩和了氛圍,最后在向導求救熟人下才“虎口脫險”。

　　這次,居楊是幸運的,但危險並沒有就此而止。

　　之前的“脫險”使居楊明白,隻有得到當地首領的認可接下來的採訪才能順利進行,但當居楊見到打了一輩子仗、臥室裡放著長短十幾支槍的佤邦主要首領鮑有良時,盡管居楊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進行自我介紹並表明採訪要求,但面龐黝黑的鮑有良始終一言不發,直視前方。

　　居楊不忍放棄,想盡各種方法與首領“套近乎”,當面對飯桌上的高度烈酒時,她想都沒想,一飲而盡,瞬間嗓子像火燒一樣,感覺聲音漸漸飄遠,僅有的意識一直在提醒著自己,“你可一定要清楚這是哪裡,你在跟誰對話呀”。

　　居楊的“豪邁舉動”打動了鮑有良,在數名荷槍實彈衛士的環繞下拉開了話匣子,此后的兩天,居楊被允許走訪鮑有良轄區的村寨、學校和替代種植罌粟的茶園。

　　“身處遠方,我不舍得浪費每分每秒,真希望不吃飯不睡覺,24小時都能連軸拍,生怕好的瞬間從身邊溜走”。

　　三入金三角,給居楊留下的不僅僅是幾十萬張寶貴的照片資料和難以磨滅的人生經歷,高度緊張警惕亢奮的狀態使採訪回來許久的居楊難以入睡,與硝煙彌漫的金三角相比,原本喧囂熱鬧的北京讓居楊感覺是如此的寧靜、祥和。

　　直沖一線

　　用行動踐行記者的使命和大愛

　　多年來,沖在一線,記錄真實、捕捉鮮活的瞬間已經成為居楊的職業狀態,“在別人眼裡我做的事情不尋常,但我覺得這就是一個記者應該做的。”

　　2008年5月12日,一聲巨響,無情的地震像一隻巨手摸平了汶川。四川許多地方的高樓大廈在那短短的80秒內化為一片廢墟,人員傷亡非常慘重。

　　得知消息后,“我立刻做了決定,我要去災區。”而這時的居楊剛生完雙胞胎孩子隻有四個月,她收拾行囊,將孩子托付家人,臨出家門時,親親孩子,便頭也不回奔向機場,“我不敢回頭看孩子。”

　　5月13日,居楊乘坐震后開通的第一班飛機到達四川。

　　“我沒有想太多,只是覺得作為一名攝影記者,這種時候我怎麼能夠不去。就像飛蛾扑火似的,可能會被燒死,但不能不去,這是記者的天職。”

　　冒著一天上百次的余震,走在隨時會發生山體滑坡和泥石流的陡峭山路上,在斷水、斷電、信號全無的一線,居楊背著沉重的相機設備,堅持工作10余天,拍攝一萬多張影像,可她卻瘦了15斤。由於睡在山裡陰冷的地上,還沒有出哺乳期的她落下了腿疼的毛病,現在一到陰雨天總會疼痛。

　　震區的都江堰小學,教學樓全部倒塌,許多孩子壓在下面未能生還,救援官兵在爭分奪秒工作,現場有一位著便裝的中年男人一直在埋頭干活。

　　下午挖到一個穿紅色T恤的小男孩,他和另一個同學在一起,弓著身子依然保持著逃生的姿勢,已經沒有了呼吸,這時,便裝男子喃喃地說:“是他”,並掏出手機照相。

　　直到救援人員要將孩子從廢墟中清理出來時,便裝男子才低聲說:“拜托大家小心點,這是我兒子。”他試圖想把兒子身體放平,但沒有成功。他堅持自己抱兒子上車,就在走向汽車的那一刻,便裝男子突然仰頭,用盡力氣大吼一聲“兒啊,爸爸最后再抱你這一回。”便再也忍不住淚如雨下。

　　面對這樣的情景,“我的內心被撕扯般疼痛。”但作為記者的居楊還是本能地按著快門,可取景框裡已經是一片模糊。

　　“在災區拍攝,鏡頭中面對的是一幕幕妻離子散的悲慘場景,多少次我看鏡頭的眼睛被淚水模糊,但我告訴自己,除了掉眼淚,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每一次拍攝,我沒有想著是為了完成任務,我就想著今天所拍的照片就是明天的歷史,能把這些影像留存給后人,是有意義的。”居楊說。

　　正是因為居楊的忍痛堅守,今天我們才能有幸看到這樣的照片,才能感受汶川地震彌足珍貴的難忘瞬間。

　　“在抗災前線採訪,我特別想念我那兩個出生隻有四個月的寶貝,隻要在有手機信號的地方,我都會往家打電話,有時就是他們的哭聲,在我聽起來也像唱歌一樣悅耳。”那一刻普普通通的安寧生活讓居楊覺得異常珍貴,回到北京,每每看到來自災區的影像和信息,她內心依然會激動,眼睛依然會濕潤……

　　而諸如這樣一線的事例在居楊的採訪生涯中數不勝數。

　　1997年採訪亂佔耕地問題,遭到違法買地的村長糾集的數十人圍攻,揪衣服搶相機,又被堵截在所住的旅館裡,最后將頭埋在汽車座位裡才“逃出來”﹔

　　1998年抗洪搶險,居楊在氣溫高達40多攝氏度的大堤上採訪兩個月,雙肩磨得紅腫出血,她咬牙堅持,群眾向后轉移,她卻向前沖去,在湖北孟溪大堤潰口,她不顧民警阻攔,縱深跳上小船離岸而去﹔

　　1999年暗訪黑社會保護地下拼車市場,在四五個大漢監視下巧妙周旋,終於拍到第一手資料﹔

　　2003年“非典”時期,居楊不顧自己發著低燒,向報社請戰,投入到抗擊“非典”的報道中﹔

　　2004年為拍《重刑犯》,居楊扎在看守所兩個多月,採訪了數十名重刑犯,其中,有幾條人命在身的殺人犯、有作案上百起的搶劫犯、有摧殘幼女的強奸犯,她克服恐懼,每天鼓起勇氣用鏡頭記錄下他們最后的時光和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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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09年至今,拍攝《大牆內的影像故事》,她去歷史最悠久的百年提籃橋監獄,去寧夏戈壁灘上的監獄,2014年新疆反恐形勢嚴峻的時候,她拍攝了位於南疆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兵團監獄。

　　2016年到甘孜監獄拍攝,海拔3500米,居楊高原反應嚴重,頭痛惡心渾身沒勁,白天靠吸氧,晚上吃安眠藥,但她卻說:“吃點苦,值得。”

　　長期以來,居楊把吃苦受累、沖在一線視作攝影記者的職業操守,在危險困難面前從未退縮。

　　都說沒有太陽,花朵不會開放,那麼如果沒有居楊,諸如《金三角》《重刑犯》等等這樣的好作品就不會開花結果。她燃燒自己,照亮作品,成就心中的夢想。

　　也許居楊的肩膀不夠寬廣,但足以扛起攝影設備,風裡來雨裡去﹔也許她的胳膊不夠有力,但足能按下相機快門,為我們留下寶貴的瞬間影像、永存的記憶。

　　都說河水流動悄無聲息,不知疲憊,因為它有自己的方向﹔山路蜿蜒曲折,千回百轉永無盡頭,因為它有自己的目標。

　　居楊無私奉獻無怨無悔,用生命記錄真相,用行動詮釋大愛,隻因始終堅守心中的夢想,帶著情懷,踐行一個記者的使命,她用手中的相機,以一個優秀攝影師的敏銳去捕捉鏡頭,按下快門,留存珍惜,審視生活。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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