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摘要：近年來，基於位置感知技術的定位媒介日漸普及並廣泛應用。本研究從定位媒介日常使用層面探討技術、空間與媒介實踐的關聯性，認為定位媒介實踐使日常生活中“在地”維度重新打開，凸現出地點組織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地點成為形象化符號自我展示、建立在地社交與生活網絡的節點、激活城市公共生活與場所意義的中介。

關鍵詞：定位媒介﹔位置﹔城市空間﹔地點

移動互聯網、智能手機與GPS技術的應用帶動了基於位置的服務（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與定位媒介（Locative media）的發展，並催生諸如簽到、位置搜索、場景游戲、周邊服務及社交等日常媒介使用行為。定位媒介技術實現了個體、地理空間及媒介技術等多維關系的互嵌，將“脫域”的個體重新與地域空間連接，並為城市空間價值重塑、激活公共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本研究從定位媒介日常使用層面探討技術、空間與媒介實踐的關聯性，關注定位媒介實踐如何重塑城市空間與個人社會交往關系，以此拓展新媒介研究的視角。

一、移動互聯生活中“地點”的自我呈現

上世紀90年代后期社交媒介應用開始普及，基於互聯網的社交平台為用戶提供“虛擬形象化”自我展示的網絡空間。基於定位功能的社交媒介為個人身份建構增添了新的元素：地點。歐文·戈夫曼（2016）認為社會對他人的判斷基於日常展示的特征。他用“前台”與“后台”區分公眾日常生活的展示性“表演”，例如餐廳服務員在服務顧客的“前台”與廚師說話的“后台”呈現不同的表演樣態。移動媒介使用場景中的“地點”也成為個體形象建構的積極行動者，公眾通過對地點的控制、使用與改寫建構自我社交形象。

基於位置感知技術的移動媒介可實現地點的可視化。用戶通過打卡、簽到、添加地點標簽等方式發布自己的方位，借用位置標簽實現自我身份展示與社會形象建構，而用戶地點的披露往往帶有較強的目的性與選擇性。此外，不同於模式化地圖上依照行政區劃設定的固定地點，定位媒介使用者具有進行“地點創作”的自主性，並賦予地點個性化意義。如青年旅社的地點信息被游客更改為“兩個美少女行走在路上”“逃離現實的室外桃源”等進行社交發布。通過有選擇地顯示地點、對地點進行個性美化、基於地點進行再創作等方式，地點成為個體自我展示的形象化符號，空間預置的權力與結構被打破，個體成為地點積極的構建者，其中地點的多維意義被充分凸現。

移動媒介利用位置感知技術實現地點可視化的同時，使原本互相孤立的地點實現連接。以位感設備參與跑步運動為例，跑步者利用定位移動軟件追蹤行進路線並進行社交媒體分享。有的用戶有意識地利用行進軌跡“圖繪”不同的藝術圖案，如“蘋果”“城牆”“五角星”以及有特殊意義的文字、數字等，使軌跡記錄活動逐步發展為基於虛擬地點的藝術實踐，成為主體情感表達與自我展示的媒介形式。移動媒介使個體空間軌跡以“虛擬可視”方式記錄並呈現，對城市空間的理解與表達也被重新書寫。一方面實體城市空間被挑戰，充斥商業符號的購物中心、政治權力資本的行政大樓等都轉變為跑步者行進路途的節點﹔另一方面媒介界面將個體行動進行虛擬圖繪，實現孤立地點的重新組合與連接，使單面化的城市空間顛覆性重置，以虛實互嵌的敘事形式改寫了城市空間。

定位媒介支持搜索地點的同時，也支持用戶對地點進行信息添加、評論及內容分享。通過搜索某地點，使用者一方面可獲取歷史到訪者對此地點的評論，同時可添加新的地點信息。新內容不僅成為其他到訪用戶的參考信息，同時也可能影響他人實際路線與地點選擇。在具體使用場景中，用戶通過定位地圖搜索選擇就餐地點時，會瀏覽其他用戶對餐廳的評價。若某餐廳有較多諸如“食物太難吃，服務生太不周到”的差評時，其他用戶可能即刻改變路線考慮其它餐廳。在就餐過程中若用戶滿意度高，則可能會自拍餐廳和實物照片進行社交媒介發布，並配以正面評價信息，進而成為其他用戶選擇此餐廳的參考。

二、網絡生活中作為“連接”的地點

早期對交通工具、廣播電視及互聯網等媒介形態的研究都立足於媒介克服“空間障礙”時呈現出的技術優先性。正如麥克盧漢所說，任何新媒介技術的發明都是對人體的延伸，這種延伸擴大人的空間感知，為探索更廣闊的遙遠地域提供可能。約書亞·梅洛維茨指出電子媒介打破基於地域的人際交往，信息交流系統的重組使基於地域的溝通就此消失。吉登斯、大衛·哈維以及鮑曼等現代性批判學者無一不指向現代性后果：大眾媒介、交通運輸技術帶來的“時空壓縮”。

定位移動媒介扭轉了技術進步所導致的“脫域”。移動媒介實現與身體高度互嵌，同時位置感知技術實現在移動過程中與物理空間的連接，再次將“脫域”的個體拉回空間。“尋找附近人”是定位移動媒介最常見的使用情境。用戶通過帶有定位功能的社交媒體（如陌陌、微信搖一搖、微博“查找附近人”等）搜索與自己距離較近的“陌生人”，並與之選擇性地建立社交關系。以微博打卡為例，用戶到達某地並在微博界面標記“打卡簽到”，傳達“我在這裡，附近有誰在？”的信息，提供給用戶與附近人建立社交關系的可能性，幫助有共同興趣點的人聯系彼此。即使用戶並未主動與同在的陌生人展開互動，但媒介界面上的共同顯示仍創造出“無聲社群”的共在感。

移動媒介與網絡覆蓋的普及加深物理空間的虛擬化，即再也不存在脫離虛擬數字信息的物理空間，地點成為實體與虛擬交織的“網絡地點”。使用定位媒介搜索附近生活服務類信息過程中，個人基於網絡地點與空間互動，並展開與周邊社區的網絡關系。如用戶達到“上海火車站”可搜索到附近的“吃喝”“住宿”“出行”“娛樂”等信息。查找“餐廳”可獲知附近的熱門餐廳及網友的相關評價，並最終選擇一家“距離最近、網友評分最高”的餐廳就餐。以位置為中心的信息篩選，將用戶置於以自我需求而選擇性顯示的“地理社區”中，以個人為節點建立與周邊聯系。媒介實現與用戶日常生活更緊密的連接，重新激活主體的空間認同與“地方感”。

定位移動媒介為促進公共活動提供了可能。書本、隨身聽、ipod等具有移動特質的媒介支持在公共空間場景中使用，但更趨向於個人使用而減弱人際互動的機會，將個體與公共空間隔離，造成公共空間私人化從而削弱空間的公共性。然而定位移動媒介為個人與空間、與周邊社群互動創造了機會。如進入一家餐廳，經掃描店內二維碼加入會員活動，即可與同屬此家餐廳的其他會員建立社區關系﹔線下的讀書會、電影分享等公共活動中，使用移動手機面對面建群，即可加入具有相同愛好的社交圈，與其他人保持在場和離場后的持續互動。定位移動媒介並未將個體置於空間“孤島”中，而是持續增進人與周邊地域的互動，激活個人與社會網絡連接的可能性。

三、城市空間中基於地點的新敘事

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簡·雅各布斯曾指出城市應為市民提供多樣生活的可能性。隨著全球化趨勢加劇，日益趨同的樓宇建筑、車流道路使城市差異化逐漸消泯。“城市作為‘地方或場所’，蘊含的社會主體、歷史傳承以及有機的社會及其生活文化等，遭到粗暴的排斥。”其地方性與社會性被空洞化。因此，保衛城市歷史與文化、創造鮮活城市生活成為各地城市發展的方向與目標。

基於位置感知技術的移動媒介實踐為建構多樣城市提供可能。其借助媒介化手段激活城市空間的歷史人文經驗，實現個人、位置及公共空間的多維互動，重新書寫了城市空間的敘事方式。隨著二維碼、AR技術及可穿戴設備的普及應用，借助新媒介技術的即時性、個體性及數據庫的海量存儲性，城市地點的敘事方式得以更新。2016北京國際設計周中參展的“胡同活態博物館”項目，基於北京史家胡同和內務部街道歷史進行數字化重現。各胡同的門牌上貼有二維碼，觀眾行走到相應地點通過智能手機掃描，即可看到H5界面有關胡同院落結構、人文故事、歷史變遷、年代圖片等信息的展示[1]。借由數字技術、位置感知媒介的融合創意，城市歷史被虛擬重現並在移動中實時展示，使個人重新體驗作為“地點”的城市。

個體在閱讀城市空間的同時，也可借移動媒介在城市地點標記、注釋和書寫個人故事，參與城市記憶書寫。個人使用媒介軟件如微博和地圖等，在定位搜索到的地點位置中上傳圖片、記錄行跡並進行心情分享，形成個性化的歷史書寫。英國倫敦所組織的“圖繪倫敦”活動用形象化方式展示了空間的私人性與日常性。參與者借用GPS移動媒介根據自己的行走路線畫出倫敦地圖[2]。虛擬地圖融入了多種個人情感，表達出自我對空間的記憶與認知。經由諸多個體共同記錄書寫的城市故事，補充了宏大官方城市歷史的單一性，為城市空間的記憶增添私人性，使個體以特殊的方式、在特殊的地點構建自己的身份感與地方感。

基於定位媒介的城市游戲實現城市空間重組，在增強參與者城市體驗的同時強化城市文化認同。在城市場景AR游戲“口袋妖怪Go”中，虛擬界面的物質布局、道具等重新引導參與者的實體空間行進路線。通過在虛擬界面安插虛擬“指標”使城市空間重新組織，參與者感知城市的方式也被改變。類似的城市尋寶游戲（Geocaching）由活動組織者將實體寶物（玩具）藏在城市不同空間中，參與者借GPS定位設備前往實體空間尋找寶物，找到后再重新放置在其余地點供其他尋寶人尋找[3]162。基於定位移動媒介的游戲參與使虛擬、實體空間互嵌交織，重新書寫了城市敘事方式。

結語

定位移動新媒介實踐重組了人的社會交往與公共生活。其打開日常生活中的“在地”被折疊的價值，凸現出地點組織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作為形象化符號自我展示，作為建立在地社交與生活網絡的節點，作為激活城市公共生活與場所意義的中介。這一虛實交織的媒介實踐重新連接了空間與日常，使空洞、同質化的空間鐫刻上豐富的個人體驗，移動定位新媒介實踐使地點重新與生活日常、主體感知及媒介技術互嵌交融，空間的地點意義也得以重塑。

參考文獻：

[1]文博圈.全球經典案例：AR文化遺產保護[DB/OL].

http://www.sohu.com/a/158802137_488370.

[2]Didem Ozkul.Mobile Nodes:Mobile and Locative Media,Everyday Life and Sense of Place[DB/OL].

http://westminsterresearch.wmin.ac.uk/13870/1/Didem_OZKUL_2014.pdf.

[3]Ben S.Bunting,Jr.“The Geocacher as Placemaker”,in Jason Farman(ed.),The Mobile Story:Narrative Practices with Locative Technologies[M].New York:Routledge,2014.

作者簡介：李淼（1989—），女，陝西咸陽人，咸陽師范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助教，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城市傳播、新媒體、文化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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