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青年記者》2017年12月上

2012年，我從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畢業，進入中國青年報工作。記得當時的總編輯在新人入職培訓時說，集團公司的生命周期一般平均是7∼8年，中小企業隻有2.9年，世界500強可以延長到40∼42年，那麼，61年的中國青年報社絕對可以算得上一家老店。轉眼我工作已滿5年，中國青年報也已經66歲了，這是一家名副其實的老店，卻依然對得起“青年”之名，銳意進取，變革的腳步從未停歇。

我的工作范圍一直專注於文化領域，歷經“文化閱讀周刊”“文化生活部”“文化副刊部”等變革，當過記者和責編，從寫好一篇稿到做好一個版，接觸了採編的所有環節。文化的概念可大可小，現任總編輯尤其強調“中青文化”，即取其泛意，指的是一家媒體的“企業文化”。一家媒體的報道，無論題材與體裁，無論同題競爭還是獨家選題，都能具有鮮明的辨識度，這就是一家媒體的“媒體文化”。

中國青年報的“媒體文化”是什麼？是如何形成的？下面，我結合自己的工作見聞嘗試作一分析。

扁平化的層級：記者能約總編輯聊聊

大部分傳統報社的業務架構是從一線記者、編輯，到部門主編，再到分管領導（編委）、總編輯，層層管理，從結構上看是等級式的“金字塔”。但在中國青年報，記者是能直接約總編輯聊聊的，有著十分扁平化的“現代企業制度”——這並非管理改革的結果，而是幾十年來一貫如此。

曾任中國青年報總編輯的王石，是新聞名篇《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的作者之一，1987年年初在報社的評報欄貼了一張告示，大意是他已經辭去總編輯職務，讓位於更年輕的同志。其實那年他也不老，才53歲，還能在總編輯的職位上待7年。但王石對報社同事說：“無論在知識結構上，還是新聞理念上，我都不能再指導你們。”王石卸任后，又像一個普通記者那樣全國跑，採寫了《李潤虎的幾幕人生》等大報道。

報社前輩盧躍剛曾在《王石：一生都給了報紙》中寫道：“2000年，我和同事主編《本報今日出擊》，想用一種新的編輯思想和體例總結一下《中國青年報》1978年復刊以來的報道。我在‘序言’裡總結中國青年報的文化主要有兩個方面：理想主義和業務民主。王石看了‘序言’專門來找我：‘你還要加上一條，就是鼓勵出名記者名編輯！’”

每一位領導都是從初來報社的年輕人成長而來，都曾有前輩小心帶著往前走，現在，他們只是把曾經經歷過的又傳遞到了下一代人身上。這是一個66歲報社保持青春的方式。

包括總編輯在內的報社領導都十分樂意和年輕人交流，從最近的選題聊到未來的規劃﹔交流方式也十分隨意，不是坐在辦公室裡如同訓話，而是隨意找個空會議室，甚至在食堂飯桌上邊吃邊交流。

我們調侃中國青年報社有“國企”的氣質，領導不僅關心工作還關心生活﹔但另一方面，報社又十分“外企”，新入職一年的記者和總編輯在電梯裡“狹路相逢”，也不用緊張，笑呵呵地如同在大學裡遇到教授。

這在稱呼上也能略見一二，稱呼領導並不稱職位，而稱“老師”。很多人都是從學生時代就在報社實習，與指導老師保持著師生之誼。畢業后進入報社，上下級關系的色彩自然比較淡。

在這裡要提一個細節，中國青年報社的食堂不為領導另開小灶，我們經常能看見總編輯端著餐盤，和記者編輯、保潔阿姨們一起默默地排隊打飯。當年輕記者抱怨食堂的飯菜難吃紛紛轉投外賣時，反倒是領導們依然在食堂堅守。

專業主義：不唯上，不唯下，隻唯實

“用腳採訪，用筆還原”“觀點故事化，故事細節化”“再大的悲傷也比不上一個具體而微的悲傷”……這些新聞操作經驗是前輩記者編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所以，當看到某些媒體滿紙通稿編選時，在中國青年報能讓人看到不一樣的角度和描述。

逢會議必是“隆重召開”，見領導必是“親切會見”，在大學上新聞採寫課時，曾是新華社記者的授課老師痛心疾首地歷數媒體報道中的空話、套話，並制定了十分嚴格的規則。比如，直接引語必須是一字不差的原話，不得刪改﹔信源必須清晰，不得出現“據了解”“據報道”“據悉”一類的模糊用詞——這隻能說明你沒去採訪……

幸運的是，在中國青年報的工作經歷讓我發現，大學老師誠不欺我，新聞教育的課堂和新聞實踐的江湖並沒有出現鴻溝，老師怎麼教的，在這家報社，我還能怎麼寫。記者能因為一個標題和主編爭辯，主編也會為了一個標題和編委爭辯，如此“上行下效”，報社業務討論的氛圍十分活躍。

除了新聞採寫上的專業主義，報社秉承的更是新聞倫理的專業主義——“不唯上、不唯下，隻唯實”。不媚權貴，這似乎已經成了中青報記者的自我標榜。當然，不陷入悲情意識的陷阱，就是血氣方剛的年輕媒體人更要注意的了。

報紙“暖聞周刊”有一個並不起眼的邊欄，盤點一周的“暖聞”。我在各大媒體搜集素材時，發現暖聞大部分等同於“慘聞”，比如，“為值班十幾年不回家過年”“為病人做手術不回家見父親最后一面”……榜樣的力量是讓人心向往之，如此悲慘，榜樣的意義何在？我在接手這個欄目后，專注於尋找常人常理的溫暖故事，讓讀者覺得這是自己也能做到的。

初入職時，我所在的“文化周刊”版面一周一期，在時效上無法和日報相比，更何況后來又出現了“兩微一端”等新媒體，所以5年來，角度、深度是周刊的安身立命之本。這種能力無意中為紙媒的新媒體轉型提供了便利——無論是時效還是深度，記者編輯都能勝任。

理想主義：理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每年求職季時，都會邀請畢業生回去與師弟師妹們交流求職經驗，我也有幸在某一年作為中央媒體代表受邀。傳統媒體的薪資待遇，對清華大學畢業生來說無甚吸引力。有師妹問“在中國青年報工作什麼感覺”，我答：“每個月除了發工資那天不太開心，其余30天都是挺開心的。”沒想到這句話竟成了那場交流會的“金句”，據說流傳了好多屆，至今都有我的傳說。

學新聞、做媒體的人，多少都曾有過理想。這個理想也許是伸張正義，也許是觀察世界，很幸運，中國青年報社在“媒體文化”層面，支持這種在現代社會堪稱“奢侈品”的理想。

報社“名記”劉萬永當了十幾年的調查記者，得過各種新聞獎項，還當選過黨的十八大代表，但在報社見到他時，依然是一個在食堂認真排隊打飯的中年男子，毫不油膩，眼睛雖小卻透著亮堂。

一個記者能走多遠，是事關新聞理想的，畢竟記者“無冕之王”的頭銜已經漸漸失去了光環，而所能支撐走下去的絕對不是收入。“夢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這句家喻戶曉的“雞湯”據傳出自馬雲之口，但也有人說是劉萬永在2013年的原創。當時在某論壇討論“中國深度報道何去何從”時，劉萬永說：“理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

有人說，海運倉2號上空飄著理想主義的空氣。理想能換來什麼，其實我們都不知道，但至少在中國青年報，“理想”並不是一個透著自嘲的貶義詞，而是值得期待的東西。

（作者為中國青年報編輯）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