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青年記者》2018年3月上

1948年4月2日，毛澤東在當時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所在地山西呂梁興縣蔡家崖，對分局機關報《晉綏日報》採編人員和新華社晉綏總分社記者作了一次談話，史稱《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亦即“4·2談話”。

70年過去了，今天我們重溫這個談話，了解其時代背景，探討其理論價值，認識其在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史上的重大歷史意義，對於我們深入貫徹十九大精神，學習踐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引導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學習教育活動，做好黨的新聞工作有著重要現實意義。

談話的時代背景

1948年3月26日，東渡黃河離開延安的毛澤東，來到了山西興縣蔡家崖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所在地。此次毛澤東來晉綏，是為了前往西柏坡與已先期到達那裡開展工作的劉少奇、朱德會合，最終完成黨中央遷往西柏坡的歷史性使命。

毛澤東的到來，對晉綏邊區黨政部門是件大事。當時分局領導向毛澤東匯報了工作，毛澤東於4月1日在晉綏干部會議上作了講話，對晉綏分局的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與毛澤東同行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到興縣后，來到《晉綏日報》所在地高家村檢查工作，報社同志向他提出要求，希望請毛主席同大家見面並作講話。毛澤東應允后於4月2日在蔡家崖晉綏分局所在地，同報社及新華社晉綏總分社的同志見面，發表了這篇著名談話。

《晉綏日報》的前身是1940年9月18日創刊的晉西南區黨委機關報《抗戰日報》，1946年7月1日改名為《晉綏日報》，1949年5月1日停刊，總共出版2171期報紙。在其存在的9年時間裡，《晉綏日報》的同志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始終堅持與邊區人民群眾在一起，同呼吸、共命運，在反映邊區群眾呼聲願望，宣傳中央方針政策及分局工作決策部署，指導地方黨政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為晉綏根據地的“戰斗號角”“抗日旗幟”和“反映人民的一面鏡子”，受到了領導機關的肯定，也得到了群眾的認可。這張用馬蘭紙印刷的四開報紙，發行量不斷增加，從開始時的每期2000余份增至后來的15000份，在晉綏地區有著很大影響。

更為可貴的是，1947年《晉綏日報》率先在解放區開展了反“客裡空”運動，主動作自我批評，檢討和糾正自己在土改宣傳中的錯誤，在當時解放區新聞界產生積極影響，成為該報歷史上的重要篇章。

1947年6月25日，《晉綏日報》編輯部和新華社晉綏總分社聯名發布《不真實新聞與“客裡空”之揭露》的專欄，后來又刊出《關於“客裡空”之檢查》的專欄，用以刊登記者的檢討。當時，報紙揭露了土改宣傳中出現的無中生有、弄虛作假、張冠李戴等“客裡空”現象。這一舉動引起了黨中央的關注，新華社自9月1日起先后發表社論《學習晉綏日報的批評》和編輯部文章《鍛煉我們的立場和作風》，介紹該報主動檢討工作中的“客裡空”現象，開展自我批評的做法，並給予很高評價，認為這對全國各解放區的報紙都具有重大意義。

於是，整個解放區新聞界學習《晉綏日報》，展開了一場以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反對“客裡空”虛假報道為主要內容的活動。這次活動使參加者受到了一次生動而又深刻的思想教育和專業訓練，在新聞理論和業務方面都有了明顯提升。因此可以說，《晉綏日報》的反“客裡空”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黨報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

“客裡空”是當時蘇聯作家科爾內楚克所編寫的劇本《前線》中主人公的名字。他作為一個軍事記者卻靠在后方通過電話採訪，憑借個人主觀想象來編寫新聞，因而成為“虛假報道”的代名詞。

1944年，延安的一些報刊刊登了介紹《前線》劇本的文章，《解放日報》還專門發表了題為《我們從科爾內楚克的“前線”裡可以學習些什麼》的社論。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全黨同志以此為鑒，加強學習，開展批評，反對官僚主義。而劇本中“客裡空”的浮夸、造假行為給新聞界留下了很深印象，使得新聞界的同志受到了一次堅持新聞真實性的思想教育。

特別是1947年《晉綏日報》率先從檢討自己在土改宣傳中的虛假報道而開展的反“客裡空”運動，推動了當時整個解放區新聞界的反“客裡空”運動，使得自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在解放區新聞界開展的實事求是黨風教育活動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有了新的提升。

毛澤東對《晉綏日報》這份當時在解放區有影響的報紙一直很關心。當年他曾為其前身《抗戰日報》題寫過報名，並對其辦報方針和工作原則給予過關心指導。1944年12月20日，他就曾對報紙工作作過具體指示。他提出：“排新聞的時候，應以本地為主，國內次之，國際又次之。”他告誡報社的同志，你們“不是給新華社辦報，而是給晉綏邊區人民辦報，應根據當地人民的需要，聯系群眾，為群眾服務，否則便是脫離群眾，失去地方性的指導意義”。這一指示不僅對《晉綏日報》，而且對整個解放區的黨報堅持為人民辦報的工作方向，和堅持體現“地方性”的工作方針，指明了正確路徑，確立了基本原則。

總之，《晉綏日報》作為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的機關報，在中國共產黨黨報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開創了黨的新聞事業的許多優良傳統，同時為后來新中國的新聞事業培養了大批領導干部和業務骨干，成為當時解放區報刊中的一面旗幟。

而1948年4月2日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發表的談話，更是《晉綏日報》報史，以及整個解放區黨報史，乃至中國共產黨新聞史上的重要事件，其價值和意義都極為重大。一方面這是毛澤東作為黨的領導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一家報社的編輯部發表談話﹔另一方面這個談話本身內容豐富，意義重大。此篇談話在當年5月晉綏邊區出版的《新聞戰線》創刊號上刊出，成為當時指導解放區新聞工作的重要文件，由此也提高了《晉綏日報》在解放區新聞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談話的主要內容及其理論價值

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從全黨和全局的高度，較為系統地闡述了黨報性質任務和功能作用、辦報方針原則和策略方法、報紙風格及新聞工作者作風，以及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等有關黨的新聞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問題，成為毛澤東新聞論述中的力作名篇，也成為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經典文獻。

（一）論述了黨報的性質任務和功能作用

做好黨報工作，首要的一條是要明確黨報的性質定位，了解黨報的中心任務，同時認識黨報的功能和作用，唯此才能夠把握好工作的方向與基點，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和怎樣去做好它。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黨報看作黨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陣地，列寧把黨報視為黨的整個事業的一部分，是社會主義這個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這都是對黨報性質任務和功能作用的明確定位。

毛澤東一向重視黨報工作，他總是把黨的報刊看作黨組織指導工作和教育引導群眾的重要思想武器。例如1944年3月22日，他在陝甘寧邊區文化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談到報紙是“反映和指導政治經濟工作的一種武器”，他要求黨委的同志應該“把報紙拿在自己的手裡，作為組織一切工作的一個武器，反映政治、軍事、經濟又指導政治、軍事、經濟的一個武器，組織和教育群眾的一個武器”。①同時他還把報紙比作拿筆的文化軍隊，同拿槍的武裝軍隊同等重要，當時他曾稱贊在延安和重慶出版的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抵得上一個方面軍”。

正因為此，他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談話的一開頭，便開門見山地指出了黨報作為黨的宣傳機關所擔負的宣傳黨的政策主張、服務人民群眾的職能和任務。他說：“我們的政策，不光要使領導者知道，干部知道，還要使廣大的群眾知道。有關政策的問題，一般地都應當在黨的報紙上或者刊物上進行宣傳。”並且強調：“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②毛澤東在談話中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因此，他強調黨和政府要做好工作就要善於發揮“被領導者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他批評一些領導干部總覺得黨的政策隻要領導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讓群眾知道，做事情不願意向被領導的人講清楚，不懂得發揮被領導者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他指出這是我們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

而要解決這個問題，他認為辦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地利用報紙。辦好報紙，把報紙辦得引人入勝，在報紙上正確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通過報紙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這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則意義的問題”。

這一論述既是對黨報作為黨的宣傳機關的性質定位，也是對其任務及功能作用的闡釋。學習和研究毛澤東其他一些相關講話及文章可以發現，其中有不少類似的論述。他總是強調黨報要擔負起宣傳黨的政策主張的任務，要求黨報要發揮好自己的宣傳功能，通過宣傳報道，讓人民群眾能夠及時、准確地了解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從而更好地去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奮斗。並且他把能否做到這一點，看作“一項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則意義的問題”。

1942年，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指出“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③在他看來，人民的路線就應該讓人民群眾知悉。因此，他一向反對把黨的工作“神秘化”，反對黨政機關不注意保持同群眾的聯系，不善於向群眾作宣傳的做法。這應該是中國共產黨黨報工作的一條寶貴經驗。

（二）闡釋了黨報工作的方針原則和策略方法

要做好黨報工作，必須確立正確的工作方針和原則，掌握科學的策略和方法。毛澤東在“4·2談話”中，就明確闡釋了黨報工作應該掌握的一些方針原則和策略方法。這些方針原則和策略方法涉及新聞工作中應該處理好的一系列關系，如宣傳教育群眾與學習引導群眾的關系，以及問題與成績、反右與反左的關系等，為黨報工作確立了正確的方向和原則。

1.既要善於教育群眾又要善於向群眾學習

如何正確看待群眾，是共產黨人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個問題既涉及思想認識問題，也涉及政治立場問題，同時還涉及思維方法問題。毛澤東認為，黨報作為黨的宣傳機關，需要積極地擔負起教育群眾的任務，而“為了教育群眾，首先要向群眾學習”。這是毛澤東在講話中明確闡述的一個重要觀點，也是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一個基本要求。

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由於自身主觀上的缺欠，對於實際事物往往沒有經歷，或者經歷很少，因而對實際工作中的許多問題不了解或了解不多。他在談話中舉了山西崞縣的例子。他說1933年制訂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的小冊子，農民隻要給他們一說就都懂得了，而假如讓報社編輯部來討論，恐怕兩個星期也解決不了。對此他解釋說，原因很簡單，因為那些問題“你們不懂得”。而要“使不懂得變成懂得”，就需要學習和實踐。為此，他要求報社的同志要“輪流出去參加一個時期的群眾工作，參加一個時期的土地改革工作”，隻有去做去看，去學習，才能了解情況，增長知識，取得發言權。

此外，他還要求報社的同志在沒有出去參加群眾工作的時候，也應當多聽多看關於群眾運動的材料，並且下工夫研究這些材料。他指出：“經常向下邊反映上來的材料學習，慢慢地使自己的實際知識豐富起來，使自己成為有經驗的人。這樣，你們的工作才能夠做好，你們才能擔負起教育群眾的任務。”

“要當先生，先當學生”，是毛澤東對“先生”與“學生”之間辯証關系的精辟闡釋，也是對新聞工作者提出的嚴格要求。聯系1942年他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文藝工作者要向工農兵學習，為工農兵服務，說明向被教育者學習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

2.既要宣傳好群眾更要引導好群眾

宣傳群眾是新聞工作者的重要任務，而要收到好的宣傳效果，還須善於引導好群眾。毛澤東在談話中指出：“我黨二十幾年來，天天做群眾工作，近十幾年來，天天講群眾路線。我們歷來主張革命要依靠人民群眾，大家動手，反對隻依靠少數人發號施令。”

毛澤東反對用命令式的方式來宣傳和組織群眾，強調要“善於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善於使我們的每一個運動，每一個斗爭，不但領導干部懂得，而且廣大的群眾都能懂得，都能掌握”，他認為這是一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藝術”，並且指出，我們的工作犯不犯錯誤，其界限也在這裡。

他批評那種不顧群眾思想實際，盲目宣傳和組織群眾的做法，要求黨政機關和新聞宣傳部門要注意掌握正確的策略和方法。他指出：“當著群眾還不覺悟的時候，我們要進攻，那是冒險主義。群眾不願干的事，我們硬要領導他們去干，其結果必然失敗。當著群眾要求前進的時候，我們不前進，那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希望報紙能夠好好地宣傳這些觀點，使大家都能明白。

總之，新聞宣傳工作要做到既不冒進，又不保守，每個新聞工作者始終都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要做冷靜的、明智的促進派，這樣才能引導好群眾，讓群眾自覺自願地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去為實現自己的利益，亦即黨的工作目標而努力奮斗。

3.既要看到問題又要看到成績

掌握辯証法，防止片面性既是新聞宣傳工作中的一條重要原則，也是一種基本方法。具體到新聞宣傳工作中，就涉及如何看待和處理好問題與成績的宣傳，如何防止在宣傳中出現“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片面性。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就告誡說：“對於我們的工作，對於群眾的事業，應當採取分析的態度，不應當否定一切。”他談到，過去發生“左”的偏向，是因為大家沒有經驗。沒有經驗，就難免要犯錯誤。在他看來“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要有一個過程”。而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取得了經驗，增長了見識，這樣就可以避免再犯錯誤，問題解決了，就會有進步，就會取得成績。

毛澤東在談話中指出，在我們糾正偏差的時候，有的人把過去的工作看得毫無成績，認為完全錯了。這是不對的。他反問：“黨領導了那麼多的農民得到土地，打倒了封建主義，整頓了黨的組織，改進了干部的作風，現在又糾正了‘左’的偏向，教育了干部和群眾。這不是很大的成績嗎？”為此，他明確提出：“對於我們的工作，對於群眾的事業，應當採取分析的態度，不應當否定一切。”

毛澤東一向反對宣傳中的片面性，1957年，他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就對防止宣傳中的片面性問題作了深刻闡述，他指出：“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絕對化，就是形而上學地看問題。”他認為，對於我們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隻看到好的，看不到壞的，隻能贊揚，不能批評”。而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認為事情都做得不好”。他指出，片面性就是違反辯証法，因此要防止片面性，就要大力提倡和推廣辯証法，他要求大家“逐步地學會使用辯証法這個科學方法”。④4. 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左”和右都是偏離事物正確方向和正常軌道，違反黨所倡導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一種表現。從歷史上看，在以往的新聞宣傳工作中曾經發生過許多或“左”或右的情況。對此毛澤東一直很警惕，並且反復告誡大家既要反右又要反“左”。在“4·2談話”的頭一天，即4月1日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的中心話題就是反右與反“左”問題。他總結了晉綏邊區在土改工作中這方面的教訓，做出了既要反右又要反“左”的重要指示。在這次談話中，他又結合《晉綏日報》的土改宣傳中出現的忽右忽“左”的情況，專門談了如何反右和反“左”的問題。

毛澤東在談話中對《晉綏日報》近年來經歷的“左”右兩條戰線的斗爭作了深刻總結，提出在新聞宣傳工作中要經常開展反右和反“左”兩條戰線斗爭的問題。他指出：“《晉綏日報》在去年六月以后進行的反對右傾的斗爭，是完全正確的。在反右傾的斗爭中，你們作得很認真，充分地反映了群眾運動的實際情況。”

毛澤東肯定了《晉綏日報》對於自己認為錯誤的觀點和材料，採用編者按語的形式加以批注，作自我批評的做法是體現了一種“認真的精神”。同時也批評報紙后來出現的“左”的偏向，指出“你們的缺點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緊了。拉得太緊，弓弦就會斷”。他還引用古人所說“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來說明新聞工作要做到有“張”有“弛”，“張”“弛”適度，不要搞“狂轟濫炸”。他鼓勵報社的同志作一次“全面的總結”，充分認識右和“左”的偏向所帶來的危害，這樣“就會做出更大的成績來”。

毛澤東的這番談話是針對當時《晉綏日報》在糾正了土改宣傳中右的偏向之后又出現了“左”的偏向的情況所說的。當時解放區自1947年開始的土地改革運動，出現了一些違背中央精神的“左”的偏向，也有的地方則出現了右的偏向。一些報紙在土改宣傳中不是正確地宣傳中央制定的“依靠貧雇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封建制度”的正確路線，而是出現了一些右的或“左”的偏向。

其中右的偏向，表現在報紙上出現了一些美化地主、富農等內容的虛假報道，例如把地主女兒說成中農，把非模范說成模范人物等。“左”的偏向，則表現在“孤立地宣傳所謂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對中農，對獨立勞動者，對民族資產階級，對知識分子等，則一概不提”，⑤甚至無原則地宣傳“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的做法等。

針對土改宣傳中存在的這些問題和現象，毛澤東在1948年2月1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傾錯誤》的指示中，提出了嚴厲批評。這期間，毛澤東對《晉綏日報》在土改宣傳中的“左”的錯誤，也曾提出過嚴肅的批評。

文件下發一個多月后，毛澤東在“4·2談話”中首先充分肯定了該報在糾正錯誤偏向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和進步，指出報紙“內容豐富，尖銳潑辣，有朝氣，反映了偉大的群眾斗爭，為群眾講了話”，並表示“我很願意看它”。同時，他也指出從1948年1月開始糾正“左”的偏向以后的這一時期，報紙卻“有點泄氣的樣子”，具體表現在報道“不夠明確，不夠潑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他希望報社的同志認真總結反右和反“左”的經驗教訓，使頭腦清醒起來，以改進自己的工作，堅持正確的宣傳方針。

（三）倡導黨報的戰斗風格與作風

“文風”問題，不僅僅是寫作風格的問題，而且是涉及“作風”和“黨風”的重大問題。毛澤東一向重視文風建設，在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中，他專門撰寫了《反對黨八股》一文，列數了黨八股，亦即“洋八股”的“八大罪狀”，最后提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⑥這是他對文風建設提出的明確要求。

在“4·2談話”中，毛澤東就黨報的文風問題也提出了嚴格要求。他鼓勵報社的同志“應當保持你們報紙的過去的優點，要尖銳、潑辣、鮮明，要認真地辦”。他強調說：“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我們共產黨人從來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恥的。我們黨所辦的報紙，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這是我們革命無產階級應有的戰斗風格。” 他還以“用鈍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來的”這一形象比喻來說明這種戰斗風格的實際效果及現實意義。

毛澤東鼓勵報紙宣傳要堅持“尖銳、潑辣、鮮明”的風格，強調這是一種“革命無產階級應有的戰斗風格”，顯然這不僅僅是指的文風問題，而且是共產黨人的作風和黨風問題。這就將新聞工作者的文風建設提到了一個極為重要的位置，將其視為新聞隊伍黨風和作風建設中的一項重要工作。

（四）提倡全黨辦報群眾辦報

“全黨辦報，群眾辦報”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辦報傳統，它是毛澤東新聞思想中的核心觀點，是他一向倡導的群眾路線在黨報工作中的具體體現。

在“4·2談話”中，毛澤東對這一觀點作了明確而又清晰的闡釋。他指出：“同志們是辦報的。你們的工作，就是教育群眾，讓群眾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務，和黨的方針政策。辦報和辦別的事一樣，都要認真地辦，才能辦好，才能有生氣。我們的報紙也要靠大家來辦，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而不能隻靠少數人關起門來辦。”

“大家辦報”“群眾辦報”“全黨辦報”這幾個核心概念的提出，全面、完整、准確地表達了毛澤東依靠全體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大家一起來關心和辦好報紙的思想。

如何才能在黨報工作中踐行好黨的群眾路線，真正實現全黨辦報和群眾辦報的目標，這是毛澤東十分關心的。1940年2月7日，他在給《中國工人》寫的發刊詞中就曾談到過這個問題。他指出：“一個報紙既已辦起來，就要當作一件事來辦，一定要把它辦好。這不但是辦的人的責任，也是看的人的責任。看的人提出意見，寫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歡喜什麼，不歡喜什麼，這是很重要的，這樣才能使這個報辦好。”⑦在他看來，每個看報的人都來關心報紙，對報紙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這是黨報體現群眾辦報思想的一種有效途徑和辦法。

在“4·2談話”中，毛澤東還提出在報社內部也可以搞群眾辦報。他說我們的報上天天講群眾路線，可是“報社自己的工作卻往往沒有實行群眾路線”。例如，報上常有錯字，就是因為沒有“把消滅錯字認真地當做一件事情來辦”。如果“採取群眾路線的方法”，報上有了錯字，就把全報社的人員集合起來，不講別的，專講這件事，講清楚錯誤的情況，發生錯誤的原因，消滅錯誤的辦法，要大家認真注意。這樣講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錯誤得到糾正。他認為“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

毛澤東把全黨辦報和群眾辦報作為黨的群眾路線在新聞工作中的一種體現，將其范圍擴大到了黨內黨外和社內社外，使其在實踐上得到推廣，在理論上得到升華。這是他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一個重要理論貢獻。

《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的意義

70年前，毛澤東從陝北來到晉綏，懷著對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心和對黨報工作者的殷切期待發表了著名的“4·2談話”。今天，在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時代，全國人民都在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中國夢而努力奮斗之時，我們來重溫這個講話，探討其在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發展過程，及其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進程中的價值和意義，會有更加深刻的感受與認識。

（一）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已進入成熟期梳理毛澤東一生中關於新聞宣傳工作的有關指示、文章、講話，包括他撰寫的黨報黨刊發刊詞，代中央起草的相關文件等，可以說“4·2談話”在其中有著特殊的分量和意義。

如前所述，這篇談話較為系統地論述了黨報的性質任務和功能作用，闡釋了黨報工作的方針原則和策略方法，黨報風格及黨報工作者的工作作風，以及全黨辦報和群眾辦報等一系列有關黨的新聞工作的基本問題。其內容豐富，論述深刻，說理充分，針對性強，是毛澤東關於新聞宣傳工作講話中的經典之作。

“4·2談話”當年5月即被收入晉綏邊區出版的《新聞戰線》創刊號中，后來又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成為毛澤東新聞思想中的力作名篇。

如果說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走向成熟的時期，那麼這篇講話就是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已經成熟的代表性論著。它同1943年陸定一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以及1948年10月2日劉少奇在西柏坡發表的《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一起，為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進入成熟期起到了標志性作用，成為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經典文獻。

（二）奠定了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理論基礎

之所以說“4·2談話”是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經典文獻，是因為這一談話涉及黨的新聞工作一系列重要理論與實踐問題，其內容是對黨的新聞工作傳統與經驗的科學概括，是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理論結晶。

例如談話中所說的：“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通過報紙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報紙工作人員“為了教育群眾，首先要向群眾學習”﹔黨報工作要有張有弛，不能“把弓弦拉得太緊”﹔黨報工作要注意反右和防左﹔報紙應具有“生動、鮮明、尖銳、毫不吞吞吐吐”的戰斗風格﹔黨報工作“要靠大家來辦，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等等，都是一些十分精辟的論述，都為后來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另外，談話中所闡述的黨報作為黨的新聞宣傳機關的性質，所承擔的任務，所擁有的宣傳、教育和溝通功能等，以及黨報宣傳策略、報紙風格，新聞工作者工作作風，特別是全黨辦報群眾辦報思想等，都是傳承至今的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中的一些基本理論觀點。從后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以及習近平等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的一系列新聞工作論述中都可以找到這種傳承關系。

（三）提供了學習踐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理論指南今年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馬克思列寧主義自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傳入中國也已走過了百年時間。另外，當前我國新聞戰線正在深入貫徹十九大精神，認真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思想，深刻理解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要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的重要論述，進一步認清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地位，強化意識形態工作的政治責任，筑牢新聞輿論和宣傳思想陣地，為實現十九大所確定的偉大歷史任務和宏偉奮斗目標，提供強有力的思想動力和輿論支持。

在此背景下，我們重溫70年前毛澤東的講話，可以為我們學習踐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提供理論指南。“4·2談話”所總結的黨的新聞工作的歷史傳統和經驗，所概括的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理論觀點，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黨的新聞工作歷史傳統的由來與發展，把握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理論精髓與核心觀點，在此基礎上更加深入地學習踐行習近平關於新聞工作的最新理論論述，這對於我們更好地把握當前新聞工作的政治方向、思想原則和業務規范將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

2017年6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呂梁考察調研時指出：“革命戰爭年代，呂梁兒女用鮮血和生命鑄就了偉大的呂梁精神。我們要把這種精神用在當今時代，繼續為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

習近平所說的“呂梁精神”，其實也包括了當年在呂梁大地上奮斗的《晉綏日報》所開創的“新聞精神”。70年前作為新華社晉綏總分社記者，曾親耳聆聽過毛澤東“4·2”談話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甘惜分教授，在其1988年所撰寫的《四十年前功與過--對〈晉綏日報〉土地改革宣傳的反思》一文中總結說，“為黨和人民的新聞事業而奮斗不息的傳統，艱苦奮斗的傳統，實事求是為真理而斗爭的傳統，發動全體人民支持新聞事業共同辦好報紙的傳統”，這是《晉綏日報》“最根本的傳統”。⑧依據甘惜分教授的總結，筆者認為 “心系人民、求真求實、艱苦奮斗、勇於擔當”的工作傳統和革命精神，就是《晉綏日報》所開創的一種“新聞精神”。這是《晉綏日報》為我們留下的，需要我們繼續傳承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后我們隻要像當年《晉綏日報》先輩們那樣，時刻牢記黨和人民教誨，不忘人民群眾囑托，堅持求真求實理念，保持艱苦奮斗作風，發揚勇於擔當精神，就一定能夠為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繁榮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本文為教育部“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大任務專項任務”成果】

注釋：

①《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115頁②《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頁。以下凡引自該篇文章的內容不再單獨作注，見該書149－154頁③《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頁④《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197頁⑤《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142頁⑥《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87－88頁⑦《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頁⑧《甘惜分文集》第二卷，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年版，第532頁（作者為廣西大學特聘君武榮譽教授、廣西大學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導師、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學部委員兼新聞傳播學科召集人，本刊學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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