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就此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40年來，改革開放的大潮洶涌澎湃，出版業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據國家新聞出版署的數據顯示，從1978年的105家出版社、年出版圖書約1.5萬種，發展到2017年擁有580余家出版社、出版圖書近50萬種、總印數92.4億冊、出版物銷售總額3704億元，我國已從“書荒”到“書海”，成為出版大國。

　　堅持創新 引領發展

　　作為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十二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委員、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中國出版協會理事長柳斌杰回顧出版業發展表示，中央多次肯定出版業是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排頭兵，在這個過程中，全國出版界從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到體制機制改革，奮斗了40年，才有了今天出版業的大好局面。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版界是變革和崛起比較早的一個行業。“第一個行動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放了民營的零售業，緊接著是支持地方建立了一批地方出版社，這兩步首先在改革開放破局方面邁開了第一步，這也為新聞出版業的放開搞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柳斌杰介紹，比如在深圳建設書城、開辦書市，與我國台灣出版界首先開展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和國際出版界展開交流，中外合作出版領袖文集，這一系列都是出版業改革開放比較早的舉措。

　　出版業在改革發展方面除了最大特色是突破體制方面的障礙外，另一方面，出版業還通過改革創新發展，出版能力得到較大提高，創造了非常豐富的精神文化產品，滿足了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中國的書在任何國家的市場上都有銷售。可以說，中國的圖書在世界上是一流的。”柳斌杰說。

　　解決問題 重在補短

　　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的《2017年新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顯示，2017年，新聞出版產業規模、效益穩步提升。全國出版、印刷和發行服務（不含數字出版）實現營業收入18119.2億元，較2016年同口徑增長4.5%﹔擁有資產總額22165.4億元，增長3.0%﹔利潤總額1344.3億元，增長2.7%。另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調查匯總數據顯示，2017年數字出版實現營業收入7071.9億元，增長23.6%。

　　當前，我國圖書出版品種和總印數都位居世界前列，但柳斌杰認為仍存在“大而不強”的問題，他總結“強起來”的關鍵在於補短板：加強內容創新，提升全球影響力。他指出，創新能力和全球影響力弱的原因有幾點：首先是體制機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當前出版單位的現狀是，行業既有收入500億元的上市公司，也還有一些沒有完全走上市場的中小出版社，這些體制機制改革尚不完善的中小出版社生存很困難。出版市場的兩極分化影響了出版行業的整體發展。中國出版業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徹底解決體制機制尚不完善等問題。其次是文化政策上還沒有完全打通。當前國有出版社、民營出版公司和出版上市公司在文化政策上有不同的標准，導致產業鏈條上的政策還沒有完全打通，使得行業難以融合發展。要解決目前出版行業不平衡問題，才能讓出版業真正走上現代化。再次是新的出版體系還沒有構建完成。由於印刷出版、數字印刷、互聯網出版、大數據出版等幾個業態同時交叉出現，構建新的出版體系還未完成。

　　此外，柳斌杰稱，在內容創新上，中國出版業當前在全球同行中公認的頂級出版物並不是很多，一些出版物局限於重復過往的內容、偏向隻講中國的事情。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們在國際舞台上地位的提升，中國出版必須下決心站到世界文明高點上，發揮中國智慧和文化思想的引領作用。

　　提升能力 推動閱讀

　　40年來，隨著書香中國的順利推進，全民閱讀風尚也深入人心。近年來國家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以及大力倡導和推動全民閱讀的大背景下，出版業圍繞主業，通過成立全民閱讀研究中心、建立全民閱讀媒體聯盟、加強“七進”工作、開展“書香中國萬裡行”等多種多樣的閱讀推廣工作，不僅逐步提高了出版文化服務水平，也不斷加大對全民閱讀的推廣力度。柳斌杰稱，他參與起草的兩部法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和《公共圖書館法》已經通過實施，前者明確把全民閱讀作為政府保障的事業納入政府責任，同時對全民閱讀的條件、資金來源、活動支持作了法律上的規定﹔后者要求各級公共圖書館踐行平等、開放、共享的服務理念，讓人民群眾享有更加充分的公共圖書館服務，全民閱讀的法制保障和政策支持力度不斷加大。在一系列利好因素的支持下，全民閱讀當前已步入第二個10年，可以說，新時代對全民閱讀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帶來了新的前景。對於新時代、新閱讀，中國出版業在推廣全民閱讀方面應該採取哪些新的舉措，柳斌杰表示：“書是人類知識的總匯，隻有好的書，才能吸引大家參與到全民閱讀中來，所以這就要求，出版業要出版更多的好書，提供更好的服務，吸引人們去閱讀。”

　　鄉村閱讀一直是柳斌杰關注的問題，他介紹了此前開展農家書屋建設的情況。農家書屋工程自2005年開始試點，2007年全面啟動建設。如今，我國已有農家書屋58.7萬個，10多年來向廣大農村配送圖書突破11億冊，除了政府援建之外，社會各界也捐建各類書屋，為6億多農民解決了看書難、看報難問題。他指出，農家書屋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面臨著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圖書針對性還不夠，出版業應針對農家書屋的實際需求，差別化地向農民提供圖書，滿足農民多樣性的閱讀需求。不僅是農家書屋，出版業還應積極參加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要滿足城鄉圖書館、公共閱讀空間、職工書屋、軍營書屋、新市民書屋等不同類型的圖書閱讀需求。

　　此外，柳斌杰認為，中國出版業要強起來，還必須繼續深化改革，以新發展理念引領出版業，加大技術創新力度，打造新技術出版平台，多樣式推送精品出版內容。要注意培養新的出版業態高水平的人才，將編輯圖文、審定文字專業能力等跟數字出版、互聯網出版、大數據出版技術能力結合起來，多業態、多形態、多品種、多形式出版滿足人民群眾對各類出版產品的需要，更好地服務人民、服務國家、服務人類文明進步事業。

　　現實主義 不斷更新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文學始終堅持與社會共進步，具有鮮明的人民性、時代性和創新性，涌現出大量反映時代變革和人民群眾主體地位的優秀作品。特別是今年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文壇的文學“大年”，在今年刊發於國內文學雜志的小說作品中，王安憶、張煒、李洱、遲子建、周大新等一批知名作家都有長篇或中篇新作面世，其中不乏暌違文壇多年、十數年磨一劍的回歸之作。深入歷史，或是直面當下，深耕一方土地，或是體察一種人群，工筆或寫意。回顧過往，廣大作家以強烈的文化自信與文化擔當觀照人民生活，記錄著當代中國正在發生的史詩般變化，文學事業呈現百花競放、蓬勃發展的繁榮景象。

　　40年來，現實主義不斷更新，主要推動了兩類小說創作的長足發展。據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觀察，一類是家族歷史與文化的創作，這類小說以家族歷史為主干故事，通過一個家族在一個時期的榮辱盛衰，來透視文化精神的嬗變，折射社會變遷與時代更替，代表性作品如張煒《古船》、陳忠實《白鹿原》、阿來《塵埃落定》、李銳《舊址》、莫言《豐乳肥臀》等。另一類是“反腐”小說寫作，這類小說以改革開放為背景，主寫義利抉擇、正邪較量。代表性作品有周梅森《人間正道》《人民的名義》、張平《抉擇》、陸天明《蒼天在上》《大雪無痕》、周大新《曲終人在》等。可以說，由於運用嚴謹的現實主義寫法，貫注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這些作品做到了思想精深與藝術精湛的桴鼓相應，達到“傳得開，留得下，為人民群眾所喜愛”的較高標准。

　　在堅持現實主義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是路遙《平凡的世界》。這個作品寫作與發表的80年代中期，文學界追新求異的熱潮正如火如荼，現實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冷落，但路遙沒有任何猶疑，毅然選擇嚴謹的現實主義寫法，表現改革開放給農村青年帶來的命運轉機。由於作品做到了為小人物造影，為奮進者揚帆，出版之后廣受好評，累計印數超過1700萬套，在當代小說長銷作品中名列前茅。白燁認為，《平凡的世界》持續熱銷，暗含了一個值得研究的文學課題，那就是大家需要重新認識現實主義，包括它的自身內涵、外延與意義，也包括它與中國文學的密切緣結，與中國讀者的內在聯系。

　　風格寫法 開拓豐富

　　適逢改革開放拉開序幕，一些敏銳的小說家們便在小說藝術上廣泛借鑒吸收，使小說創作不時吹來令人耳目一新的清風。白燁表示，最先引人注意的是王蒙在《深的湖》《高原的風》等中短篇小說中對“意識流”手法運用得出神入化，作品在對人物心理流程的探幽索微中，實現了由主觀感受折射客觀世相的特殊效能。隨后，一些超越傳統文學范式的新寫法不斷刷新，其中比較典型的，如蘇童、格非、孫甘露、余華等作家運用“先鋒派”手法創作“新歷史小說”，阿城、韓少功、鄭萬隆、李杭育等作家把當下現實生活與人物精神世界中的“文化遺存”當作描寫對象的“尋根小說”。他們超越傳統寫法的文學實驗，使以現實主義為底色的小說創作呈現出別樣的色調和色彩，現實主義創作愈加開放和豐富。

　　相互借鑒為我所用，風格寫法不拘一格，在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成為小說創作的普遍追求，一些實力派作家不斷自我更新，逐步形成獨特藝術個性。白燁舉例說，如莫言在中外手法兼收並蓄中，不斷凸顯的“毛坯式”現實主義風格，賈平凹在古今手法內在化合中形成的“文章體”敘事特點，阿來在民族文化交融雜糅中形成的“非遺性”題旨意蘊等，都是在小說藝術上由多方借鑒來熔鑄自我的成功范例。此外，當下一些網絡小說寫作，也在向傳統文學經典作品靠近，通過學習經典作品使得一些歷史題材的網絡小說作品獲得較高文學品質，如《琅琊榜》《羋月傳》等。

　　文學佳作 層出不窮

　　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錢小芊回顧40年來的文學創作總結說，從歷史轉型中的鄉鎮到大都市的現代生活，從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到反腐倡廉、扶貧攻堅等國家大事，“三農”題材、城鎮化進程、當代工人生活、時代楷模的精神風貌都在作家筆下得到有力體現，文學的現實主義道路更加廣闊。繁榮，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重要的關鍵詞。此外，隨著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相繼設立，持續推出大批優秀作品。國家級文學獎的設立，有力推動改革開放時期文學發展繁榮，起到引領風尚的作用，有力促進當代文學經典化。其中，茅盾文學獎迄今已評選九屆，共計43部作品獲獎，魯迅文學獎評選七屆，共計264部作品獲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評選十一屆，共計709部作品獲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評選十屆，共計214部作品獲獎。歷屆獲獎者連同他們的獲獎作品，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的絢爛景觀。四大獎項不斷改革評獎機制，完善評獎程序，得到文學界和廣大讀者推重，成為具有深遠影響的國家級文學獎項，同時也成為中國文學由“高原”邁向“高峰”的有力見証。

　　作家隊伍 日益壯大

　　與文學創作蓬勃發展相對應，改革開放40年來作家隊伍日益壯大。在文學創作一線，活躍著來自不同代際、不同年齡的作家們的身影。錢小芊稱，他們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文學前輩，也有被稱為“90后”甚至“00后”的新生力量。老一代作家筆耕不輟、佳作不斷，中青年作家已成為文壇的中堅力量，新生代作家迅速成長，展現旺盛創造活力，作家隊伍呈現“四世同堂”的可喜局面。

　　據統計，中國作協會員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347名增加到目前的1.1萬多名，省級會員現有8萬多名。青年作家、網絡作家、自由撰稿人等新的文學群體發展強勁。各地網絡文學周、網絡作家村活動的開展顯示了網絡文學的活力。新文學群體在作協的有效組織下開始走向廣闊天地，感受時代脈搏，汲取生活營養，發揮著文學創作體現時代風貌、引領時代風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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