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今社會，世界范圍新一輪科技革命扑面而來，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國際多元化視野的逐步開拓，促使整個傳媒教育產業進入到大變化階段。新的傳播格局、多樣化的媒介技術，給新聞傳媒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指出，“新聞院系教學方向和教學質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新聞輿論工作隊伍素質。”媒體競爭的核心是人才，所以說，高等新聞教育肩負重任，這就要求國內傳媒教育必須轉型、變革。西北大學作為西部地區新聞教育的開拓者之一，積極順應教育產業的發展潮流，通過“一院一策”等改革措施、實施卓越人才培養戰略，邁進了“一流學院”“一流學科”的行列。本期，我刊有幸採訪到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王春泉教授，王教授長期致力於新聞教育事業，獨到的學術理念使他在新聞傳媒領域建樹頗豐，而且其在中國新聞傳播史、廣告學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走近這位學者，我們領略到的不僅是他對學術研究的嚴謹，更有他對母校深沉的愛戀。

王春泉，男，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院長、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首席專家。主要社會兼職有：中國新聞史學會黨報黨刊研究分委員會副會長，中國新聞史學會地方新聞史研究分委員會副會長，第八屆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新聞學與傳播學專業委員會理事，陝西省延安精神研究會第四屆理事會理事，《IAI中國廣告作品年鑒》評委，台灣《新聞學研究》評審專家，台灣《傳播文化與政治》編輯顧問，空港新城顧問，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暨陝西省文化傳承類協同創新中心兼職研究員，西北大學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等。長期致力於中國新聞傳播史、廣告學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多卷本《延安時期新聞傳播文化史》”，以及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省級、廳級、校級科研項目多項。出版學術著作11部，在《北大新聞與傳播評論》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50余篇。其學術成果獲得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陝西省優秀教材獎及其他獎勵6項。

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者”）：王院長，您好！非常榮幸採訪您。我們知道，西北大學是西部地區新聞傳播教育的開拓者之一，1972年，即開設漢語言文學專業新聞學方向。近半個世紀的教學歷程貴院碩果累累，請您談談學院的定位及發展目標是什麼？對於學院建設您有什麼規劃？

王春泉： 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教育肇始於1972年，1984年正式設立新聞學專業，2001年成立新聞傳播學院。我們的總體目標是：通過全體新聞傳播學院人的持續努力，在發展願景的牽引下，建設成國內有顯著特色、有重要影響、西部一流的新聞傳播學科高地，透過學院制度建設、文化形塑、資源聚合、學科建設、課程改革、社會合作、科學研究、人才培養等建設，邁進“一流學院”“一流學科”建設行列。我們的具體目標與定位是：通過持續的努力，將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建設成擁有充分的全球化發展視野，服務於國家和區域文化與社會建設，追求卓越精神，“學”“術”互動，充滿實踐智慧，有個性取向的現代新聞教育、研究劇場﹔通過持續的思維、方法革新，將學院建設成觀念現代，空間廣袤，問題意識突出，個性鮮明，能夠周全地設計學術與社會議題，有效引領智慧力量融通聚合的大舞台，人才培養新高地﹔通過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與建設，將學院建設成擁有氣質獨立，發展建設思路個性，學院文化恰切，傳播形象穩定，人才培養模式現代新穎，學科活性度高，匯聚優秀創新團隊，國際合作交流持續、特色，社會價值明顯的新式新聞傳播學院。

我們希望在“延安時期新聞傳播文化研究”“西部城鄉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新媒體與‘一帶一路’策略傳播研究”方面擁有一定的學科優勢，在“中國特色新聞傳播文化研究”方面積累一定的建設成效。

通過“一院一策”等改革措施，我們的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兩年來，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1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7項。2018最新軟科學學科排名，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位列前25%，陝西排名第一。

記者：近年來，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以信息技術為載體的新媒體發展更是勢不可擋，在打破傳統傳播格局的同時，對新聞傳媒教學與人才培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可否談談貴院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是如何開展新聞教育事業的？貴院在人才培養方面有哪些舉措呢？

王春泉：凝視現實是重新出發的前提。簡單地說，我們身處“半人馬”的時代，用科技武裝的四肢飛快地奔跑，而胸膛裡跳動的卻是同樣古老而深不可測的人類的心臟﹔我們身處被稱為“輕文明”的時代，“輕革命已經在我們和知識之間建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關系，並且創造了獲取知識的新途徑”，“信息生產模型II”已經取代了“信息生產模型I”，向跨學科尋找解放的新航線成為基本的態勢。

因應形勢，我們提出卓越新聞人才培養的西北大學思路，希望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指導下，通過新的人才培養方案和學院文化的堅強支持，瓦解式創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傳播事業培養卓越人才。

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實施卓越人才培養戰略，以學生能力養成為基本培養取向，圍繞批判性思考能力、學習和創新能力、跨界合作能力、因應適應能力、口語和文字溝通能力、評估和分析數據能力等，培養德才兼備、具有現代傳播理念與國際化視野、了解中國基本國情、熟練掌握新聞傳播技能與方法的理論人、管理者、創業家、輿情人、公共傳播人。

相應地，我們希望因應形勢成為慣習，啟思性的而非傳統的課堂教學、管理者和教師的戰略支持、支持性的學習環境（小班教學、學程制等）、協作式的學習文化等，成為新常態。

在新的人才培養方案中，我們開設了大量的選修課程，實行“完全學分制”，充分為學生賦權，我們的想法是，學生應該成為“創造性的智者”而非“被動的知識學習者”。我們提倡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指導下，借助於豐富性（rich）、回歸性（recursive）、關聯性（relational）、嚴密性（rigorous）等教學取向，讓課堂文化充分呈現旅程性（Currere）、復雜性（Complexity）、宇觀性（Community）、會話性（Conversation）與社區性（Community）。 相應地，我們希望能夠編寫出適應新的學習者需要並讓他們充分卷入學習語境的新教材。我們正在努力改革考核方式，希望透過“能力展示”和“學術跟進”兩個環節，考察學生運用知識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探索非標准答案考試，破除“高分低能”積弊。改革教學管理制度，設置一定比例的創新創業學分，建設創新創業學分積累與轉換制度，探索學生開展創新實驗、發表論文、獲得專利和自主創業等情況折算學分機制，探索學生參與科研課題、項目實踐新課程學分折算辦法。壓縮總學分，預留實踐性課程學分﹔實行彈性學制，放寬學生修業年限，以制度形態，確保學生創新創業無后顧之憂。

記者：貴院與多所國際院校建立了良好的交流與合作關系，在交流合作過程中，依您對國際國內新聞教育的了解，您認為國內的新聞教育和國際新聞教育有什麼異同？這種跨國的學習交流對貴院人才培養及教研工作有怎樣的影響？

王春泉：西北大學歷來重視國際交流，將國際化發展視為強校、強院的戰略選項。在我們看來，擁有良好的國際視野，是“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述好中國特色”的基本條件，隻有兩腳踩中西文化，才能寫好中國故事的宇宙文章，充分敘述中國的人類意義。

按照學界的總結，國內新聞教育在培養模式、資源整合、社會對話、創新創意等方面，還有一定的僵化問題，“國情教育＋融合新聞業務＋外語＋媒體實習”這樣的培養結構，還不能完全滿足智媒時代新聞傳播人才的社會需要，亟待改善發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例如，國外有些大學借助“教學醫院模式”，使學院既是研究、教育單位，同時又是承擔媒介經營、運轉的媒介組織。新聞傳播業務課程的教師擔任電視台、報社的編審等工作，學生則兼任記者、主持人，很好地解決了我們當下碰到的如何將學界、業界相融合的問題，將學生與老師、新聞教育與新聞生產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又或者，“新聞學院承包社區新聞模式”，使得“變實習為實戰”“變課堂為現場”“變校園為社會”的理想成為現實﹔再如學院不再劃分系、專業，而以項目覆蓋全程學習等做法，以及“對話式教學”“研究式總結”“課堂上學生應該比教師更忙”“無所不在的評價與標准”等教學理念，在解構聽信和依靠師長絕對威權的道路上，提供了參照。

近年來，我們和國外、境外的許多高校建立了合作關系，“走出去”“請進來”成為常態，“1＋1”聯合培養協議也正在簽署中，國際、境外交流取得一定的成績。我們的老師、學生由此進入了新的語境，廣袤的“生命空間””得以養成，問題意識更加凸顯，對話能力更強。我們的課程改革、教學理念更新，得到了部分的落實。

記者：目前，困擾學術界的問題之一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學術內卷化”問題。您的研究專長之一是中國新聞史，可否談談，您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我國新聞史研究有哪些“隱憂”和變革？

王春泉：中國新聞史學界充滿了學科焦慮和自省意識，學者們借用利福德·蓋爾茨、杜贊奇等學人的概念，提出新聞史研究的“學術內卷化”問題，批評當下新聞史學術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識，無法產生新的邊際效應，只是在不斷重復自己和別人，缺乏史家通過研究成果所表現出來的真知灼見等不足。我從事新聞史教學研究33年，完全認同這個領域身處顛躓之中而意志彌堅的情懷與取向。

在我看來，新聞史學研究確實存在一些隱憂，其問題清單每每讓人驚訝。例如，有些人只是看看報刊文章、最多再讀一些當代作者的書就率爾操觚地開展“研究”與書寫，其結果就像愛因斯坦諷刺的那樣，成了“一個極端近視而又討厭戴眼鏡的人”，所寫的“研究成果”，就像維吉爾諷刺的那樣，把一點點有價值的想法淹沒在廢話的汪洋大海中﹔例如，有些人越來越脫離了那些需要廣闊的知識才能馳騁智慧的問題，為了世俗的利益，選擇一些易於求解的乃至於平庸的問題，玩弄小聰明，制造學術垃圾﹔例如，有些人簡單套用、挪移外來資源，放棄了批判、辯証的努力，讓學術研究變成時髦的競技場，將自身武裝成“戰狼學者”，徹底放逐了尋找主體性、直面異質文化的學術責任﹔再例如，有些人放棄學術對話的姿態，排斥學術規范，將學術研究視為個人囈語，主觀隨意，拖拽著新聞史研究走向不名譽的道路。

新聞史研究要想擺脫“學術內卷化”的危機，絕非一朝一夕所可完成，需要一批有情懷、有能力的學人通易其事、分工協作、共同努力，始克成功。好在這種努力已經出現，跨學科資源的介入，已經在部分程度上改變了這種現實。新的研究已經嘗試將新聞史問題放置在更為廣闊的人類背景上加以考量，文明整體性意識得到了空前的重視﹔“知不知”已經成為基本的共識，在此基礎上向別的學科請業切問已經成為相對成型的學術姿態﹔古奇筆下的那種“仿佛是從高空的某個山顛之上望盡了腳下人類進步的遼遠曲折的道路”、充滿了“洞悉一切的驚人的想象”“通過一切事件並且就在一切時代之中窺見了那些道德的力量”“恰似人類歷史的全部圖景在一道陽光的照射下驟然閃爍起來”的“阿克頓景象”，已經開始代表性出場﹔校正“赫伊津哈問題”的努力，已經呈現，對話意識正在蓬勃地擴張中。

記者：母校是學子心中無法替代的心靈港灣，也是每位學子的情感牽絆。您從1985年留校任教至今，可以說，見証了母校發展歷程中的點點滴滴，對於母校，您肯定有更為特別的感情，可否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王春泉：我是西北大學命運共同體的一員，與西北大學一起經歷了風風雨雨，的確有很多的經驗感受，也對西北大學充滿了感情。

我是1981年進入西北大學學習的。那時候，我們的校園還很破舊，食堂也沒有飯桌，大家買來飯蹲著圍成一圈“聚餐”,生活確實艱苦。但是，在這個充滿熱情與活力的“學園”裡，意氣風發的老師們言傳身教，與我們一同閱讀經典、討論協商學術問題，努力促成我們與偉大的靈魂之間的人文對話。我記得我閱讀的第一本書就是“學生閱讀書目”上排列第一的《柏拉圖文藝對話錄》，實事求是講，很多地方並未讀懂，但是，我的確感受到了對話敘述的魅力，邂逅了古典文明的圖景，養殖了任何解釋都有可能隻不過是意見而非真知的基本學術態度。現在，我依然對古典學充滿了興趣。我很感謝閱讀經典給我前行的力量，例如如何在“沉思生活”與“行動生活”之間尋找平衡，如何在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之后，緊接著辯証“知識的假象”，武裝自身批判的自覺。我記得當年如何將歌德的《浮士德》與屈原被稱為“千古萬古至奇之作”的《天問》放置在一起閱讀的經歷，經由這種閱讀，我模糊地感受到了錢鐘書先生“捉置一處”閱讀方法的魅力，並進而經驗了朗吉弩斯仰觀宇宙的心得：“大自然把人放到宇宙這個生命大會場裡，讓他不僅來觀賞這全部宇宙的壯觀，而且還熱烈地參加其中的競賽，它就不是把人當作一種卑微的動物﹔從生命一開始，大自然就向我們人類心靈裡灌注進去一種不可克服的永恆之愛，即對於凡是真正偉大的，比我們自己更神聖的東西的愛。因此，這整個宇宙還不夠滿足人的觀賞和思索的要求，人往往還要游心馳思於八極之外。一個人如果四方八面把生命諦視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偉大的和優美的都巍然高聳著，他就會馬上體會到我們人為什麼生在世間的。”我對理論的興趣和對歷史的投入，除了工作安排的偶然性外，的確與西北大學的這種訓練有關系。在我看來，歷史意識實在重要，就像馬爾西利奧·菲奇諾在給波焦·布拉喬利尼之子的信中所寫的那樣：“歷史不可缺如，它不僅使生命悅澤，並且予其以道德意蘊。透過歷史，逝者恆之，無者有之，舊者新之，少者壯之。倘若一位七旬老人，因其閱歷而被稱譽為智慧的話，那麼，一個思接千載的人，該是多麼睿哲！的確，一個胸懷歷史春秋的人，真可謂是歷經千古了。”

我感謝西北大學的培養，完全認同西北大學“發揚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肩負建設西北之重任”的辦學理念。我受西北大學多年教育並且得到了較好的支持，願意在西北大學尋找解放的新航線、建構新的學科高地的途程中，做出自身力所能及的個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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