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2019年1月

【摘要】“史家辦報”常被一些學者用來標識中國近現代的一種本土新聞觀念或辦報思想，史量才被認為是這種思想的代表人物。可以把“史家辦報”的說法當作一種學術話語，從學術史的角度對其生成與生產的過程進行簡要評述。研究發現，“史家辦報”的提法其實源於一次文本誤讀，卻一直沿用至今。在這一學術話語的再生產過程中，有繼承、有創新，但也有以訛傳訛。鑒於“史家辦報”一說易於引發歧義，我們建議新聞界對其謹慎使用。

【關鍵詞】史量才﹔史家辦報﹔學術話語

在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的研究中，“史家辦報”是常見的一種說法，其重要性與“政治家辦報”“文人辦報”大致相當。它被用來表達一種頗具中國特色的新聞觀念或辦報思想，指的是用治史（史家）的精神來辦報的相關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史家辦報”一說並不見於中國近代文獻，它是30年前被當代學者首次提出，然后一直沿用至今。但對“史家辦報”的具體內涵，學者們的理解則不盡相同，它雖多次被收錄在專科辭書中，但這並不意味著學界對其含義已經達成了共識。問題似乎與“史家辦報”的提出有很大關系。那麼，它是怎麼被提出的，又是怎麼傳播（主要指文獻被征引情況）與實踐（主要指如何借用“史家辦報”進行研究）的，我們將展示這一過程。

一

通過文獻檢索可知，“史家辦報”與“史量才”兩個主題的研究具有較高的相關度。以人物研究而言，研究“史家辦報”思想的文章大致形成了以史量才為中心，旁及宋育仁、譚嗣同、唐才常、章太炎、梁啟超等人的關系網絡。而且，即使都是研究如何用“治史”態度辦報的，對章太炎則多用“史官道德”，對梁啟超則多用“史家精神”，對鄧拓則多用“史家風格”，較少用“史家辦報”來概括史量才以外的人。那麼“史家辦報”一說最早是由誰提出來的呢？

最早發表相關論文的是張允若，他這樣寫道：“史量才辦報有個重要的指導思想，那就是把辦報視為記載歷史，堅持用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辦報。……因而章太炎將他的辦報方針稱為‘史家辦報’。”[1]

在這篇文章中，張允若認為是章太炎提出“史家辦報”的。該文的注釋顯示作者的觀點參考了《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查《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該書有一節（第二編第六章第四節）談史量才的“史家辦報”思想，書中寫道：“1934年史量才被暴徒槍殺，章太炎先生在《史量才墓志銘》中稱‘史氏之直，肇自子魚’，史量才辦報是‘史家辦報’。”[2]

此節的參考文獻列有“胡太春：《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字樣。胡著中有“史量才的辦報主張”一節（第四章第五節），引章太炎所撰《史量才墓志銘》，然后總結說：“太炎先生稱史量才辦報是‘史家辦報’，算是抓住了史量才辦報主張的精義，可謂知人之深。”[3]

張允若所參考的《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應該是1994年出版的，而徐培汀、裘正義合著的《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應該參考了1987年版的《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①。由張允若→徐培汀、裘正義→胡太春，“史家辦報”的最初出處指向《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

二

那麼，“史家辦報”是不是章太炎最先提出來的呢？讓我們先看看胡著所引的《史量才墓志銘》——

史氏之直，肇自子魚。子承其流，奮筆不紆。賣漿洒削，華屋以居。以子高材，宜其有余。何煩辱任事，而不與俗同污？恬智相養，則亦與天為徒。吾聞夫毅飾貌以內熱，豹菀中而外枯。智之所不能避者，雖聖哲有所不虞。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氣自如，斯古之偉丈夫歟！

“史氏之直，肇自子魚。”子魚是誰？子魚即史魚，亦稱史鰌，春秋時期衛國大夫。史載其人因進賢而不用，斥不肖而不退，最后尸諫衛靈公。孔子曾稱贊其剛直不阿：“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論語•衛靈公十五》)此子魚非史官。查先秦史官列表，起自倉頡，終於胡母敬，無子魚其人。[4]“史氏之直”中的“史氏”是史姓、史氏宗族之意。此句中的“直”容易與后文中的“筆”引發“直筆”（秉筆直書）的聯想，有可能因此虛構了子魚的史官身份。

“史氏之直，肇自子魚。”就是說，史氏的正直（直道）家風，其來有自。春秋時的子魚就是史家（史姓）的模范，此后代代流傳，傳至史量才父子。《墓志銘》表彰的正是史量才的“直道”，《墓志銘》前文中，章太炎曾夸贊史量才的父親（春帆翁）：“素持直道，常以是誨子。”可為佐証。此處“直道”不僅指正直、誠實，還有剛正、嚴正之意。梁啟超曾解釋“直道”為：“不侮鰥寡，不畏強御之精神”[5]，是很恰當的。如此，才能理解銘文的最后幾句話。

那麼，章太炎會不會將史量才稱為史家（歷史家、史學家）呢？不會的。《墓志銘》介紹了史量才的生平經歷，可知史量才既無官職（史官），又無著述（歷史著作），以一代大儒章太炎的眼光，斷然不會稱其為史家的。史量才雖事業有成（“所立工商事益眾”），“號為素封”，原不過一“匹夫”②耳。

論者稱章太炎“知人之深”，此說可疑。章太炎晚年常為他人做《墓志銘》之類的文章，光墓志銘一類，在《章太炎全集》中就收錄有38篇之多（另有墓表類28篇）。章、史之間僅為泛泛之交，查《章太炎年譜》的記載，關於史量才遇害以及史家請寫《墓志銘》事，也隻字未提。

此外，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諛墓為我國自古以來的一項壞傳統，這種粉飾性文字寫起來很有講究，其中多有曲筆，章太炎是老於此道的。總之，我們在《史量才墓志銘》中通篇看不到“史家辦報”這四個字，也讀不出這層意思來。所以說，認為章太炎在《史量才墓志銘》一文中提出了“史家辦報”，即使不說是嚴重誤讀，也屬於過度詮釋。

三

1987年出版的《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將史量才的辦報主張分為五個方面：（1）辦報如同治史，治史之目的在於致用﹔（2）報館應有獨立精神，必須走企業化道路﹔（3）報紙為輿論機關，具有“勸導輿論”和“創造輿論”的功能﹔（4）新聞業也是國家重要的文化事業﹔（5）辦報要有世界眼光。以上五個方面的主張作者概括為“史家辦報”。

2015年此書出版增訂本，關於史量才部分（第五章第六節）幾乎原封不動，但原版的“史量才的辦報主張”（小標題）改為“史量才的‘史家精神’辦報思想”[6]，是以“史家精神”來概括史量才辦報思想的。

30年前出版的《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是第一部中國新聞思想史著作，它一問世就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從此后的學術研究來看，此書相當於確立了關於史量才辦報思想的一個解釋框架，或稱之為“初始話語文本”。后續的研究者，在此基礎上有所繼承（恐怕也包括以訛傳訛），當然也有所創新。

1994年出版的《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沿用了“史家辦報”一說，但隻將“史家辦報”思想作為史量才辦報思想的一部分。③1992年，“史家辦報”作為新詞條被收入專科辭書。《宣傳輿論學大辭典》這樣解釋——

是對我國報紙實業家史量才(1880—1934)辦報思想中一個重要觀點的表述，言出於章太炎寫的《史量才墓志銘》。史氏這一觀點在19世紀末我國已有人論及，但沒有人展開，例如譚嗣同便有“報紙即民史”之說，史氏對這一觀點展開了論証，並付諸《申報》的實踐。

接著將史量才“史家辦報”思想的內涵總結為四個方面：（1）報紙如同史書，是將歷史事件如實記錄下來，傳諸后人﹔（2）報紙評論是對歷史的分析，應高於歷史記錄﹔（3）辦報治史的目的在於致用﹔（4）以史家精神辦報必求記載真切。[7]可見，該詞條的撰寫者直接參考了胡太春的《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不過，對“史家辦報”卻作了狹義的解釋，即把“史家辦報”當作史量才辦報思想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這一點與《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相同。

張允若的研究參考了《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同時他認為，主張以治史態度辦報的，在中國新聞史上不乏其人，如蔡元培、李大釗等，“史量才只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張允若還認為，這種辦報主張並不局限於中國，“世界上一些嚴肅的大報，總是從歷史的高度看待自己的事業，以忠實地記錄歷史為己任”[8]。張允若注意到了“思想史上的史量才”，對此《宣傳輿論學大辭典》已露端倪。但不知為何，張允若卻認為章太炎之所以將史量才的辦報方針稱為“史家辦報”，與史量才姓史也有關系。

稍后的一篇文章稱：“近日看《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徐培汀、裘正義著）有關史量才（三十年代《申報》主人）內容。史量才曾提出‘史家辦報’的思想，此‘史’非姓氏的史而是歷史的史。”[9]此文把“史家辦報”說法的發明權歸功於史量才，可能是作者未仔細閱讀原著所致，但他強調此史（史家）非彼史（史氏），很有必要，仿佛預感到后繼的研究者還將在此處犯錯一樣。

再稍后，一篇考察中國百年理論新聞學發展的文章，談到了史量才。文章寫道：“初為《時報》主筆,后接辦《申報》的中國報人史量才,則以‘史家辦報’在新聞傳播思想研究上佔有重要地位。有學者指出,史氏的‘史家辦報’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認為報紙同歷史記錄一樣,是將歷史事件如實地記錄下來,傳諸后人。第二,報紙評論和剖析歷史,又高於歷史記錄。第三,報紙主要是文化傳統的載體。”[10]作者的這段引文未標明具體出處，應該是引自《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的。可見，在“史家辦報”這一學術話語的再生產中，《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一書處於一個重要的二傳手的位置。④

四

當然，也存在其他的研究趣向。一本《申報》史的專著中也提到了史量才以治史的態度辦報，以及他追求獨立自主的精神。還提到了章太炎所寫的《墓志銘》，但沒有使用“史家辦報”或“史家精神”加以概括。[11]另有一本專著雖然延用了“史家辦報”與“史家精神”，卻表現出來強烈的批判意識，作者看到了《墓志銘》中的曲筆，並認為史量才思想已經超越了所謂的資產階級局限性，他本人已“成為了最廣大的民間社會良知的代言者”。[12]

有學者認為，“史家辦報”是中國資產階級辦報的“主導思想”，這是廣義上來解釋“史家辦報”的。[13]在該文所列出的資產階級報人的代表人物中，梁啟超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章太炎為資產階級革命派，史量才為“愛國民主人士”，他們都主張“史家辦報”。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該學者還將“史家辦報”與“政治家辦報”並列，似乎認為“政治家辦報”是中國無產階級辦報的指導思想。[14]該文從近現代新聞人才觀變遷的角度，認為“通才辦報”側重於新聞工作者的業務素質，“史家辦報”側重於道德素質，“政治家辦報”側重於政治素質，這樣說也有一定道理。但將“政治家辦報”與“史家辦報”割裂開來，則顯得有些勉強。梁啟超是不是“政治家辦報”？李大釗有沒有“史家辦報”思想？“文人辦報”（或“士人辦報”）又該怎麼說？“史家辦報”思想要求報紙做到真實、客觀和公正，這也是新聞工作者應遵循的基本准則，但這些准則往往不易做好，那就更談不上超越了。

對“史家辦報”與“史量才”的研究，2006年之后明顯增多，大約到2011年前后達到峰值。2006—2007年間，還出現了幾篇碩士論文。其中稍早的一篇這樣談“史家辦報”——史量才姓史，加之主張“以史自役”，因而章太炎將他的辦報方針稱為“史家辦報”。[15]襲用舊說。另一篇則認為，“史家辦報”的說法是由梁啟超最早提出的，史量才為其集大成者。[16]稍后的一篇將史量才的新聞思想分為“史家辦報”精神與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兩部分，前一部分參考了宋軍的《申報的興衰》與張允若的論文。[17]

較新的一項研究將“史家辦報”與“史家”辦報相區別，有些新意。作者承認史量才主張並實踐著“史家辦報”的思想，但同時又具有鮮明的史氏風格。不了解后者，便不能客觀而完整地解讀史量才。[18]

總之，“史家辦報”思想是史量才新聞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他繼承了前人的思想，吸收了中外新聞思想的豐富營養，同時在詮釋“史家辦報”思想時有所創新，確有其獨到之處，當然也有其局限性。可以說，“史家辦報”思想有著深厚的本土淵源，在中國近代新聞學確立的過程中，曾具有較為廣泛的影響，甚至一直影響至今。

自“史家辦報”一說提出，三十年來相關研究成果是不少的，但整體而言，進展卻不大。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最新的一本新聞傳播學辭書⑤與《宣傳輿論學大辭典》的相關解釋，就一目了然了。

由於“史家辦報”之說源於一次錯誤的文本解讀，且易於引發歧義，我們建議學界謹慎使用。一定要用的話，可改為“史家精神”或“良史精神”，我們傾向於使用“良史精神”。

[本文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新媒體環境下中國媒體新聞傳播創新研究”（16JJD860003）的階段性成果]

注 釋：

①《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第1版為1994年3月，第2版為1998年3月（第1版第2次印刷）。《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所引“胡太春：《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未標出具體版本，但《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大約完稿於1990年（錢辛波序作於1989年3月，余家宏序作於1989年1月，方漢奇序作於1988年12月）。《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第1版為1987年7月（商愷序作於1984年8月，方漢奇序作於1986年7月），第2版為1994年7月（第1版第2次印刷），《再版后記》中特別說明：“由於作者從事實踐工作，未能對該書作進一步的修改與補充。”

②在《史量才墓志銘》中，章太炎解釋了史量才的死因，其中有：“或曰暴得大名不祥，清議之權，自匹夫尸之，常足以賈禍。然自武昌倡義至今，由屠酤稗販以陟高位處方面者，蓋什百數。君本書生，積資不過比良賈，名雖顯，不能出一州，其視權要人固微甚。”章氏故立一說而駁之，實則別有深意焉。

③另外二個部分為“二、獨立精神與商業辦報原則”和“三、策進文化，服務社會的思想”。徐培汀、裘正義《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240頁.

④比如，2005年出版的《中國傳播思想史》（現當代卷）的史量才傳播思想部分，基本上就是《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的刪節版。

⑤“中國報人、《申報》業主史量才的一種辦報思想。言出於章太炎的《史量才墓志銘》。《申報六十周年發行年鑒之旨趣》表達了史量才的以下觀點——”，以下分四個要點進行了說明，內容與《宣傳輿論學大辭典》基本相同。參見童兵、陳絢主編《新聞傳播學大辭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頁。

參考文獻：

[1]張允若.辦報和治史：從史量才的辦報思想談起[J].新聞傳播，1997（5）.

[2]徐培汀，裘正義.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8：237.引文中的“漁”為“魚”之筆誤.

[3]胡太春.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280.

[4]金毓黻.中國史學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3-17.

[5]梁啟超.《國風報》敘例[N].《國風報》第1號，1910-2-20.

[6]胡太春.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增訂本）[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603.

[7]劉建明.宣傳輿論學大辭典[M].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2：123.稍后出版的另一部專科辭書未收錄該詞條（甘惜分.新聞學大辭典[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8]張允若.辦報和治史：從史量才的辦報思想談起[J].新聞傳播，1997（5）.

[9]宋梅.“史家辦報”有感[J].新聞知識，1999（5）.

[10]童兵，林涵.中國理論新聞傳播學研究百年回顧[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1）.

[11]宋軍.《申報》的興衰[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103-181.

[12]張育仁.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M].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385-386.

[13]徐新平.史家辦報：中國資產階級報業的主導思想[J].求索，2002（5）.

[14]徐新平.通才·史家·政治家：中國新聞人才觀的變遷[J].新聞大學，2003（1）.

[15]袁英珍.一段遠逝的報業傳奇：史量才的報業實踐與新聞思想綜述[D].華中師范大學，2006.

[16]高鵬銘.試論中國現代民營報人的新聞專業主義思想及實踐[D].華中師范大學，2006.

[17]張宇航.史量才與中國現代報業經營[D].長春：吉林大學，2007.

[18]艾紅紅.“史家辦報”與“史家”辦報：以《申報》史量才形象建構為例[M]//倪延年.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101-112.

（周光明為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玥為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6級碩士生）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