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私营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动因考察

丁  骋

2019年08月06日08:20  来源:今传媒
 

摘 要:新中国成立之初,对私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本文通过梳理私营报纸改造的历程,探讨其改造的原因,认为私营报业在新环境下经营的困顿、办报思想与新政权要求不符以及党管新闻制度的确立,都直接决定了私营报纸必然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私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尽快统一的必然要求,其成功的改造又对新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私营报纸;社会主义改造;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8-0000-04

 

一、研究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快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为接下来的经济建设扫清思想障碍是摆在执政党面前尤为迫切的问题。新闻媒体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对待城市中的私营报纸关系到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已在制定新闻政策的考量中,如何对待非共产党的所有报纸是重中之重。一份重要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在1948年底发布。文件指出,报纸的生产是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相比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私营报刊和通讯社,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除此之外,这份文件还认定在新近解放的城市里,只有极少数的报纸是进步的,应该支持其复刊。这样的表述是被认为是党对待新闻业(报业)的原则框架范围。

二、私营报纸社会主义改造的展开过程剖析

(一)香港《华商报》关于私人办报的政策讨论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一经发布,在报人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已在香港的《新民报》社长陈铭德就向夏衍发出“《新民报》还允许存在吗?”,后者当时主持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澳门的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发声机关—《华商报》则邀请旅港新闻界人士在该报展开讨论。

这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争论,前后在该报发表了讨论文章6篇以及一个编者按。《新中国的一个抉择——财主的新闻自由?还是民主的新闻自由?》、《新中国的办报问题》和《不容许私人办报》三篇文章全面否认私营报纸存在的价值。而另一篇文章《新闻自由与私人办报——与刘尊棋先生商榷新中国应否允许私人办报》却认为全国解放后,应该允许私人办报、办刊;《论新闻出版自由》一文则旗帜鲜明的认为只有允许私人办报,才能永久保证新闻自由。《新国家与新报纸》则认为私营报纸只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存在。除此之外,2月6日《华商报》的编者按,表示即便是今后允许私人办报也仅仅是允许其存在,私营报纸绝不可能和党的报纸获得同等的发展,而且私营报纸的趋势一定是先集体化再社会化,最终国家化。这样的编排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此刻新政权对待私营报纸的态度。

(二)私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拉开帷幕

讨论归讨论,随着战事的胜利,这样的问题实实在在的摆在新解放城市接管委员会的面前。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天津市军管会展开了对天津《大公报》的改组和易名。2月27日,利用原《大公报》天津馆的全部财产,天津《进步日报》出版了。天津《大公报》的易名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时任该报总编的王芸生在知晓这一情况时,正在去往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的路上,沮丧、焦虑的心情冲淡了他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喜悦,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1]。这种实行彻底“革命”的方式也引起西方尤其是英美新闻界的一片哗然[2]。这种做法遭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评,中共中央清醒的看到,明确的决断,如果要应对现有的局势必须有计划的布局保留一批私人办报。在天津大公报更名事件之后,党中央严令其他城市杜绝对私营报纸采取禁止出版的一刀切做法,而是首先对私营报纸进行准确的判断,严格按照报纸登记许可出版的要求,判断其性质是反动的亦或是进步的,还是中间的?就私营报纸最集中的城市上海为例,被定性是反动报纸的主要有《申报》、《新闻报》、《益世报》、《立报》,上海解放后,该市军管会立即接管了这些报纸,《文汇报》被看作是进步报纸、《新民报》是中间报纸、《大公报》有天津教训在先,都拿到了新政权颁发的许可证。

虽然政策上允许私营报纸一边继续出版,一边进行登记许可,然而经营的困顿或屡屡违规却直接导致了部分私营报社干脆关门。当时新闻总署研究室对全国的报纸进行了统计,截至1950年2月28日,明确标注为私营性质的报纸尚有55家,到了1950年年底,就有至少13家报纸主动或被动停刊,形成了一个民营停刊的高峰。这一年私营报纸纷纷关张的原因要么是屡屡挑战新生政权被严禁出版,更多的则是在经营难以维持,主动宣布关停。最先主动停刊的当属南京和成都两地的《新民报》。公开违反新政权新闻政策在新闻、言论上屡屡表现反动被勒令停刊的主要有天津《博陵报》、广州的《现象报》、《越华报》、《国华报》

(三)私营报纸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私营大报走上公私合营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了连年战争的社会经济亟待恢复。《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这三家私营大报的经营也每况愈下,在发行上表现为订阅率、零售率双双下降,然而和发行比起来,广告则更为惨淡,基本没有广告可登。报纸没有销路,没有广告,接下来的生存就更加困顿,这些曾经的私营打包先是向公家借款,称为私营公助,继而很快实现公私合营。从1951年开始,《大公报》各分馆、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上海版和北平版都纷纷进入到了公私合营的进程,形成了新中国初期新闻业进行公私合营改造的高潮。其中,到1950年9月就已经亏损达54亿多旧币的文汇报获得了国家补助8亿元,新政权具体管理新闻业务的华东新闻出版局和上海新闻出版处还帮助文汇报社向银行贷款10亿元,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文汇报》已经为 “私营公助”性质,但补贴和贷款都没有帮助文汇报社恢复往日的经营。终于到了1952年的最后一天,公私合营上海文汇报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52年的上海《大公报》亏损额已经达到41.58亿旧币,发行量也仅为4.6万份,还以至少每月3亿旧币的速度亏损,。[3]1952年夏天,面对难以为继的境况,中共中央决定本就为一家的天津《进步日报》和上海《大公报》再次合并,正式迁往北京出来,正式进行公私合营。上海《新民报》也于 1953年1月改为公私合营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

更为重要的是,在上海这三家大报公私合营的过程中,上海市文管会还征得中央同意,主要在上海私营报社中集中开展了新闻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对私营报纸一直以来的“资产阶级新闻作风”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思想。这三家私营大报纸由于其私营的身份在公私合营过程中的种种表现都为全国所观瞻,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全新新闻体制建立的前提,在其改造过程中也实现了对新闻价值的重塑。

三、私营报纸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动因

相对于同一性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延续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私营报业的改造1953年就基本完成,是什么原因使得私营报纸的改造先于其它行业完成?

(一)新形势下私营报纸经营的窘迫和生存的劣势

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报纸和其他行业一样,必须在与其身处的生存环境不断的交流中,才能从生存环境源源不断的获取生存资源,然而与新生存环境交往中的私营报纸则从新闻采编业务的进行到发行、广告等两大经营项目都陷入了困顿,其在新环境下获得的资源根本无法满足其生存下去的条件,雪上加霜的是以往私营报纸的自我调整能力刺客也完全不能发挥作用,导致其在媒介生态系统中渐渐处于边缘生态位。

新闻生产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私营报纸的版面内容生产受到管束。在信息来源上,由新华社或党报集中统一发布信息的制度取代了以前由各报纸自采重大新闻。上海的私营报纸集中不但要严格遵守这一规定,上海的新闻主管部门还加码要求“对于国际新闻和评论,对全国、全市重大的政治新闻,军事消息,各新闻单位均须以新华社稿件为准”[3]。其次,由国家主导生产资料的分配也体现在新闻上,生产新闻需要的新闻纸、印刷机、油墨等,以及最新的排版、印刷技术也都由组织计划安排。以新闻纸的分配为例,到1949年12月21日,全国报社的每日所需新闻纸均由文化用纸委员会分配,该委员会的工作就是统筹安排国家新闻、出版用纸,文化用纸的生产、分配以及价格,由此新闻纸的使用进入了国家计划安排。然而,这种计划分配是区别对待报纸的,1957年5月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曾将现代财会制度引入新民报社的老报人邓季惺就指出,解放初期党报得到的新闻纸供数量远远高于私营报纸,新闻纸的质量也更胜一筹。印刷机器上,也是党报用最先进的高速轮转机,其他报社是没有高速轮转机使用的[4]。

发行和广告的萎缩则是私营报纸的另一重困境。“邮发合一”的全面推行使得私营报纸在发行上逐渐高度依赖邮政部门,然而垄断了发行的邮政部门对其发行却不那么重视,出现邮局为党报捆报,私营报却弃在一边,无人理会的可笑现象[5]。还时有拒绝发行私营报纸的情况,《文汇报》为了扩大发行,向全国各地邮局发出1200多封请求支持该报发行的信件,然而最后也只有不到一百的邮局回复愿意支持该报发行。[6]而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步建立,报业经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广告也基本消失了,社会按照计划生产、消费,没有广告需求,私营报纸失去了最重要的广告来源。当时仅有的广告——政府公告,也因为其性质,几乎几乎不会在私营报纸上刊出。拿当时上海三大报之一的《文汇报》来说,复刊第一年,广告收入在报社营业收入中所占比例已经不足三分之一。 经济难以为继, 报社发不出工资,从业人员开始人心思动,寻找机会离开报社。例如1950年上海拥有60名记者编辑的上海《大公报》,不到两年,就有7人去了新华社等党报党刊 [7]。乏味的新闻报道,不断下滑的报纸发行,几乎消失的广告,日渐涣散的从业队伍,私营报社的资源流动整体陷入困境。

种种困境使得私营报纸屡屡出错,这些错误表现在报纸版面上一是排版上频繁排错字或是干脆漏排重要信息,更为严重的的错误则是版面不断出现“政治错误”。以《大公报》的报道来看,在“保守国家机密”方面,该报频频出错。其中,1951年3月到9月的半年时间内,《大公报》六次被指出单篇报道或专刊泄露了国家生产机密[8]。犯“错误”导致检讨,检讨带来人心惶惶,人心不安导致再次犯错,《大公报》的报道陷入恶性循环,恶性循环终于在1952年带来了重大错误,《大公报》 2月15日的第四版报道——《要求政府枪决王康年》,这篇报道中有一句为“实际是所有志愿军家属要往前方给自己的亲人捎去的亲切的声音”,可实际见报时却变成了“实际是所有志愿军家属要往前方给自己的敌人捎去的亲切的声音” ,“亲人”排成了“敌人”,报道原本要表达的意思也完全不一样了,酿成了重大政治错误。一周后该报二版刊登了消息《卢作孚在渝病逝》,标题就严重失实,因为实际上卢是畏罪自杀,即使不是自杀,以当时卢作孚的身份,用“病逝”表达也是错误的。私营报纸报道的屡屡出错,在当时上海市的新闻主管部门眼里“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造成了政治上和宣传上巨大的损失。现决定予以大公报以警告处分并通报各报”。不断地犯“政治性错误”,不断地检讨,这进一步加深了其生存的危机。

(二)党管新闻制度的确立及其合理性

具体说来,一定的社会制度必须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闻管理制度来管理规范这个社会的新闻传播活动,在遵守“党管干部、党管新闻,办报必须遵守党性原则”之下,着手建立新闻管理机构、制定新闻政策,新的媒介生存制度环境逐渐形成。从新闻管理机构建设看: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新闻总署是全国新闻事业行政权威的最高机构,各大区则相应成立新闻出版局管理辖区范围内的新闻单位。1951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新闻单位、文学艺术等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行业全部划至“文教口”。而“文教口”则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在这一背景下,随着1952年8月新闻总署的撤消,各级党委宣传部正式主管新闻单位。至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成为新闻管理的唯一机构,新闻事业在行政上完全置放于在党的领导之下。

随着新闻事业管理机构的确立和完善,一系列新闻出版政策和法规也相继出台,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49年11月11日,新闻总署发布的《关于稿件必须经过有关方面审阅后始得发表的指示》;1950年1月12日发布的《关于报纸采用新华社电讯的规定》,对大报和小型报如何使用新华社稿件提出了不同要求;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期间又密集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以及《关于统一新华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等为新闻工作带来重要影响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不但发布后很快版面上、电波里掀起了全社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直到今天这份文件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结语

现代新闻业一向被视作一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必须与该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领域其他制度设置一致。1949年新中国甫一成立,就大刀阔斧的在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了改造,发动以塑造新社会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恢复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国营经济在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地位,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通过调整高等教育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这一系列由国家行政力量主导的改革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国家政权对社会的强力统合,这种社会的最大特征是社会发展高度一体化,必然要求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媒介生存环境,要求媒介成为社会动员与整合工具,在报纸与政府的关系上,报纸主要充当政府的代言人;在报纸与民众的关系上,报纸是国家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具。媒介生存环境的转变,私营报纸自身经营的困顿以及中国共产党党报体系的建立健全都直接决定了私营报纸必然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私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这种全社会转型的适应,对其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对巩固新政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十一)[M].1952年9月6日,上海档案馆馆藏,A22-2-1551-13.

2 王芝琛? 一代报人王芸生?M?.武汉:长江出版社,2004:194.

3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11-13.

4 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资料室编印.新闻界反右斗争资料汇编第一辑[M].1957:115.

5 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资料室编印.新闻界反右斗争资料汇编第一辑[M].1957:115.

6 朱正.报人浦熙修?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99-100.

7 李纯青.大公报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A].1952年1月3日,上海档案馆馆藏,A22-2-1532-22.

8 上海大公报馆委员会致华东新闻出版局.1951年3月10日,上海档案馆馆藏,B35-2-65-1,新闻出版处公函,1951年4月19日,上海档案馆馆藏,B35-2-67-10~11.

(责编:陈原原(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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