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廣播事業孕育期的紅色中華新聞台考索

陳芝

2019年03月18日15:31  
 

來源:《新聞愛好者》2019年2月

【摘要】界定中央蘇區紅色中華新聞台在人民廣播事業發展中的歷史地位,探究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紅色中華新聞台的定位、工作內容以及是否開展口語廣播業務,對於研究中國新聞史、中國廣播史、中國播音史、無線電史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史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通過實地考察,尋找當年親歷紅色中華新聞台的見証人﹔查閱檔案,閱讀文史資料﹔專題採訪,訪談專家學者,對紅色中華新聞台的相關問題進行考証。

【關鍵詞】江西蘇區﹔紅色中華新聞台﹔口語廣播

長期以來,延安是中國人民廣播事業的發源地,延安新華廣播電台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前身的說法一直流行。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以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華廣播電台誕生日)為中國人民廣播創建紀念日。此后,每逢五或十的重要周年,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現改為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現改為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和各地廣播電台都會組織各種紀念活動。但是,江西瑞金紅色收藏家、研究者嚴帆同志在2009年出版的《中央蘇區新聞出版印刷發行史》一書中延續了他2002年率先發表的觀點:“蘇區時期創辦的紅色中華新聞台,是我國最早的紅色廣播電台機構,也是新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前身。”2003年版的江西廣播電視年鑒收錄江西廣播電視局的《調研報告》,其中稱“江西瑞金是人民廣播事業的發源地,在瑞金創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紅色中華新聞台是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的前身”。2006年10月,紅色中華新聞台舊址及陳列館(簡稱“陳列館”)揭幕開展。

2008年,龐亮在其《關於人民廣播事業發源於江西蘇區說之商榷》文章中提出與嚴帆不同的觀點:“作為紅中社一部分的紅色中華新聞台,其傳播工具是發報機,傳播內容是文字廣播,傳播符號是需要根據電碼本譯出的電碼。如果拍發的信息電碼是密碼,也隻限於黨的秘密機關和少數單位可以抄收。”他說,說紅色中華新聞台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前身過於勉強。他認為隻有延安新華廣播電台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前身,延安是中國人民廣播事業的起源地。

針對雙方的不同說法,筆者認為,以嚴帆為代表的“紅色中華新聞台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前身,江西瑞金是人民廣播事業的發源地”的說法有失嚴謹﹔以龐亮為代表的反對觀點也缺乏考証。爭論的關鍵點在於紅色中華新聞台是否開展口語廣播業務(包括有線廣播和無線廣播)。如果明晰當時紅色中華新聞台廣播業務的情況,就可以從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對象、傳播范圍和傳播效果幾個方面判斷紅色中華新聞台是否是媒介意義上的廣播電台,從而界定紅色中華新聞台在人民廣播事業中的歷史地位。面對爭論,帶著疑問,筆者調查研究,考察舊址、查閱檔案、對相關文史資料進行分析、尋找當年親歷新聞台的見証人、訪問相關研究者,對目前掌握的証據進行考証,得出結論:“人民廣播事業在江西蘇區孕育、萌芽,紅色中華新聞台(簡稱‘紅中台’)存在的這段歷史,是人民廣播事業的孕育期。”

一、紅色中華新聞台的由來、定位和工作內容

(一)紅色中華新聞台的由來和定位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紅色中華新聞台,是在工農紅軍無線電通訊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當時中央蘇區的主要任務是對國民黨作戰,紅軍部隊對於電台十分渴望,如能獲得電台,在軍事上將大有幫助。紅軍在第一次反“圍剿”中,於1930年12月30日在龍崗戰役中大獲全勝,繳獲敵人一部半電台(兩部收報機,兩個充電機和一部發報機)。接下來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圍剿”戰斗的勝利,讓紅軍先后又繳獲了功率一百瓦的電台(當時最大的電台,其他電台一般都是十五瓦)和許多新的無線電裝備。從此,紅軍總部與各軍之間,中央蘇區與其他蘇區之間,上海黨中央(白區)和中央蘇區都先后建立了無線電聯絡。“紅色無線電通訊網的形成,為紅色中華新聞社的新聞廣播,提供了物質基礎。”﹝1﹞

對於紅色中華新聞台的定位可以從以下兩則消息中得到答案。《紅色中華》報第177期刊登了一則消息《后方無線電技術人員對前方各電隊挑戰》,其中有這樣的內容:“軍委、中央局、中央政府、紅中新聞台,四電台工作人員決定自四月至七月每人節省津貼費三分之一,充作革命戰爭經費,預計四個月可達一千元。”﹝2﹞此消息說明,紅色中華新聞台存在,並且它和軍委、中央局、中央政府的電台一樣,是獨立的機構。《紅色中華》報第213期第3版刊發了一組紅色中華新聞社的消息:“本社工作人員對於收集被單供給紅軍的號召,表現出了極大的熱忱。自從國民經濟部的通知發到本社后,本社的列寧室馬上就動員起來了,經過宣傳鼓動后,立即集中了六條(本社工作人員連新聞台在內才十二人),另外還有棉衣三件,單衣一件。現在仍在動員中,不久還會有些成績。”﹝3﹞在此消息中,也提到紅色中華新聞台,它的人員是屬於紅色中華通訊社(簡稱“紅中社”)之內,但是口頭和書面總是有所區分,這顯然是對新聞台另眼相看的。

所以,紅色中華新聞台作為一個機構,具有相對獨立性。新聞台的工作內容,可以看成是通訊社工作的一部分,業務上相互交織。新聞台的人員被區別對待。與此同時,新聞台在技術與業務上與軍委三局有密切的聯系。

(二)紅色中華新聞台的工作內容

紅色中華新聞台成立於1933年5月,創辦人岳夏(原名羅若遐),因為新聞台隻有收報機沒有發報機,所以,隻能收,不能發。根據岳夏的回憶文章《我黨我軍的第一部“新聞電台”——長征回憶片斷》,他在新聞台工作了半年,此后就被調回軍事通報台,新聞台的工作由黃樂天負責。紅軍長征途中,新聞台停辦,后又恢復。工作內容仍然是抄收新聞,但除國民黨中央社的新聞外,增加了莫斯科塔斯社的英語新聞、日本東京的用英文字母拼寫的日語新聞、西貢的法語新聞和德語新聞等。根據岳夏的意見,新聞台的具體任務是抄收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每天播發的電訊。當時收的是明碼,新聞台工作人員抄錄下來后送紅色中華通訊社,譯成文字,然后選編成《每日電訊》並油印出來,送給黨中央、中央軍委負責同志參閱。

如何解釋程沄在《江西蘇區新聞史》中提到的,蘇區每天用無線電明碼對外廣播,報道蘇區建設消息、紅軍捷報或蘇維埃中央政府的聲明、宣言等,並且還被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等其他蘇區和白區地下電台抄收呢?

根據岳夏同志的回憶:“間或也由無線電第六分隊對外發些蘇區情況的報道,呼號是CSR。”﹝4﹞(岳夏負責新聞台的工作之前,曾在軍委無線電第六分隊做報務員。)又據當時同在紅色中華通訊社工作的任質斌同志回憶,除了抄收新聞以外,新聞台每天還播發幾條新聞出去,用紅中社的名義,向全國用無線電明碼廣播,有條件的革命根據地就進行抄收編譯。他還說:“我們的廣播,究竟有多少地方抄收,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上海中央局在的時候,是抄收的……還有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等蘇區,也是抄收的。紅中社每天發四五條新聞不等,有時發政府的聲明、通告、宣言,不是新聞台發,因為新聞台沒有發報機,而是送到軍委三局發。”①(注:另據岳夏后來回憶當時叫紅軍總司令部無線電總隊)任質斌1933年夏天進入紅中社工作,岳夏1933年5月創辦新聞台,也就是說,二人是在差不多的時間進入紅中社的。任質斌在文章中談到新聞台的主要任務與岳夏的敘述相符。根據所征引的材料,不難知道答案。這些對外新聞由紅中社直接送往軍委三局用軍用電台對外播發。

二、紅色中華新聞台開展口語廣播業務考據

我國人民新聞事業從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華廣播電台開播以后,“廣播”就開始成為主要的傳播形式,在此專指無線電口語廣播。蘇區時期紅色中華新聞台是否開展了口語廣播業務(包括有線廣播和無線廣播),是判斷它是不是媒介意義上的廣播電台,是不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前身”的關鍵問題。

(一)三類証據考據

對於紅色中華新聞台是否開展口語廣播業務,需要從三個方面進行考証,即重要人証(含當事人的回憶)、有形的物証以及歷史留存下來的史實資料。根據這三條標准具體考証,發現在紅色中華新聞台口語廣播的有限研究成果中出現了三類証據:第一類為口述記錄﹔第二類為文物及公章﹔第三類為相關書報記載。

第一類証據是兩份口述記錄:第一份是2002年,嚴帆在文章中最早披露的1984年6月12日訪問楊九慶老人的記錄,100多字,未注明何人訪問。內容為紅色中華新聞台在葉坪村的情況。這份口述記錄同樣出現在嚴帆2009年出版的書中,不同的是注明了楊九慶老人已故。第二份是2002年,嚴帆在文章中披露的訪問81歲的李永福老人的回憶,約300字,未注明何人在何時訪問的。內容為紅色中華新聞台在沙洲壩的情況。筆者2017年10月22日採訪嚴帆,談到楊九慶老人的口述記錄,嚴帆表示是他當年訪問的楊九慶老人,可是幾十年前的筆錄早已經失散,非常遺憾。嚴帆書中后又引用了訪問李永福老人的回憶,稱老人當時81歲。筆者採訪嚴帆,詢問李永福老人的情況,嚴帆表示李永福老人的回憶文字是在2002年8月22日國家廣電總局考察組訪問老人時,老人的回答。當時考察組拍攝了訪問視頻,並錄有光盤,是由嚴帆將音頻轉化為文字的。筆者沒有看見光盤,也未發現有國家廣電總局向外公布出版的調研報告。

瑞金沙洲壩紅色中華新聞台歷史陳列館裡挂著當時李永福老人帶著國家廣電總局考察組一行到紅色中華新聞台舊址福主廟參觀的圖片。筆者於2017年10月在瑞金市沙洲壩鎮大布村實地尋找老人的下落,村民反映老人已故,后經瑞金市公安局戶籍部門証實,李永福老人幾年前已過世。

第二類証據是三件文物和三枚公章。三件文物,第一件是紅色中華新聞台在1933年沒有標注日期的用稿通知單﹔第二件是1933年中央蘇區郵政總局發出的第36號通知,時間是10月7日﹔第三件是1933年中央蘇區“二蘇大”會議期間,組織廣播宣傳活動的報告,時間是12月20日。陳列館展出了三件文物的照片仿制品。最早發現上述三件文物的是嚴帆,筆者採訪嚴帆,他回答三件文物當時在收藏家手中要2萬元一份,他無力購買,現已下落不明。嚴帆在2009年出版的書中說:“正是因原件未得,故本書不將其作為佐証,此幾件文物亦是間接証據。”嚴帆稱2002年8月,國家廣電總局考察組一行目睹了這件珍貴的文物(指第一件文物),當場鑒定並錄像拍照,存有光盤,筆者未見光盤。現陳列館說明中也稱“此文物下落不明”。三枚印章的圖片,即是根據上述三件文物照片上的印章圖案復制,在陳列館中展出。

第三類証據為與紅色中華新聞台有關的書報上的記載。嚴帆在《中央蘇區新聞出版印刷發行史》一書中引用兩份相關書報記載。一是1934年4月毛澤東“關於日本聲明書的談話”,署名“紅中社”,1935年在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蘇維埃中國》第二集將此文收錄其中。嚴帆在其書中稱“此談話由紅色中華新聞台對外播發,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也抄收了這份電稿。由於地處瑞金的紅色中華新聞台的‘無線電播音聽不清’,致使文稿缺記兩句,因而當時在記錄稿上加注”。二是中央檔案館藏(館藏類號為二甲23號)1936年1月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第9期、第10期刊登的《毛主席在中央蘇區廣播電台上與法國記者的談話》。嚴帆書中稱:“此文應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在瑞金利用廣播電台,就中國紅軍抗日問題向法國記者發表的談話,后在《救國時報》上發表。”嚴帆書中說:“這兩份珍貴的歷史文獻,說明瑞金當時已經有了無線電播音”。

第一類証據中當事人楊九慶和李永福已身故,兩位老人口述記錄的共同之處是,由於聽到了喇叭播報,疑似有線廣播,所以當時蘇區有口語廣播。當時訪問楊九慶老人的筆錄已失散。訪問李永福老人錄像的光盤,筆者正在搜索中。第二類証據的三件關鍵文物,第一件是2001年6月由嚴帆在瑞金發現,關於第一件文物2002年經國家廣電總局專家組鑒定的光盤,筆者正在搜索中。第二件文物和第三件文物的發現時間並未提及,並且流落民間。陳列館中對這三件文物的說明僅限於“系民間流散文物,現分別由福建長汀縣、龍岩市、(江西)瑞金市某收藏家收藏”。筆者對上述文物現在何處、被何人收藏在多方打聽線索。如果能找到三份文物原件,圖章也就一目了然了。第三類証據中前述証據之一毛澤東1934年4月“關於日本聲明書”的談話的報道,在瑞金市葉坪的紅色中華通訊社舊址展覽館中可見報道圖片,收入此文的《蘇維埃中國》這本書筆者也在搜尋中。前述証據之二毛澤東與法國記者的談話的報道,筆者在中央檔案館館藏革命歷史資料作者篇名索引中可以搜索到,已復印。但文中表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在瑞金利用廣播電台,就中國紅軍抗日問題向法國記者發表的談話”,文中並未提及主席是利用廣播電台無線電播音的話筒進行談話。當時談話究竟是通過文字廣播還是口語廣播(有線廣播播音或者無線電播音)傳送,在文章中比較模糊。

根據這三個標准,目前看來,無線電播音証據不足,蘇區時期紅色中華新聞台開展口語廣播業務的部分証據有待進一步考証。

(二)播音員和器材考據

江西蘇區如果有口語廣播,必須有口語廣播播音員和器材。涉及播音員和器材比較詳細的文字記載出現在嚴帆2009年出版的《中央蘇區印刷出版發行史》一書所引用的李永福老人的回憶文字中,以及劉衛國、劉照龍文章中的相似表述。老人回憶:“電台的側邊有一張辦公桌子,桌子上有話筒,話筒一講,它那個喇叭就響。”“喇叭裡有時候呼叫‘飛機來了’‘飛機來了,快躲飛機’的話我們是聽得懂(的),當地老表就會趕快躲飛機。敵人的飛機來轟炸,電台的喇叭就會大聲講,說哪個地方或哪個方向飛機來了,有時我們吃著飯也會把飯碗一丟,趕緊躲飛機。”“當時新聞電台(新聞台)的喇叭就懸挂在福祖廟邊的那棵大樹上,在那個大樹杈上。這裡電台話筒一講話,樹上的喇叭就很響,同時下贛州的馬路那邊一直到紅軍大學的喇叭一起都有響。除了廟裡的喇叭之外,紅軍大學有喇叭,不遠處的一個哨棚上也有喇叭,一樣響。平時,我們還聽過喇叭裡放音樂,講話播音時女人的聲音更多,男人的聲音更少,我見過電台裡有紅軍女戰士。”“當時電台周圍有很多人,來來去去的,恐怕有百把人。在電台裡播音的有兩三人。紅軍走的時候,我們都很害怕。裡面有沒有留下什麼東西,我們也不知道。隻記得紅軍走時在收線,有一個圈子,線繞在圈子裡,拼命地在繞線。這個線,不是像現在的紅紅綠綠的,一律是黑線……”﹝5﹞李永福老人的回憶提到當時新聞台有男播音員和女播音員兩三人,播出的內容是應對國民黨襲擊的防空警報,也有時播放音樂。回憶中提到的器材是福祖廟(實地考察是“福主廟”非“福祖廟”)邊挂在大樹上的喇叭、“下贛州的馬路邊一直到紅軍大學”的喇叭、廟附近哨棚的喇叭以及廟裡桌上的話筒及黑色電線。上述描述接近有線廣播的播音,播報的是應急信息和防空警報。

無線電廣播的器材包括廣播發射機(1940年建設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的廣播發射機由周恩來同志從莫斯科帶回)、發射天線、發電設備和話筒等播出設備,缺一不可。根據當時親歷者的回憶和展出圖片可知,新聞台利用話筒、喇叭進行播音,手搖發電機和蓄電池、干電池提供電力,在一定范圍內進行喇叭擴音,這是有線廣播的雛形,並非無線電播音的設備。由於親歷者李永福老人已故,其他証據有待進一步搜尋和考証。關於播音員和器材的相關証據說明,江西蘇區開展無線電口語廣播業務的証據不足。

三、紅色中華新聞台在人民廣播事業中的歷史地位

筆者考証紅色中華新聞台的定位、工作內容以及開展口語廣播業務的狀況,得出的結論是:紅色中華新聞台進行文字廣播毋庸置疑、有線廣播已見雛形、無線電播音証據不足。從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對象、傳播范圍和傳播效果幾個方面看,蘇區時期已有人民廣播的萌芽,紅色中華新聞台存在的歷史是人民廣播事業的孕育期。紅色中華新聞台與延安新華廣播電台有割舍不斷的關聯,紅色中華新聞台是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的預演,為人民廣播事業積累了經驗、人員和物資等重要元素。社會歷史的發展必然遵循其規律,任何事物都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既是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又是人類認識發展的必然結果。紅色中華新聞台的建立有其客觀存在的要素,它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是與中國革命的發展分不開的,它是人民廣播事業的孕育和萌芽,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和艱難的發展過程。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並首次用軍用渠道無線電明碼進行文字廣播,向國內外播發大會的新聞。1933年5月,紅色中華新聞台建立,由岳夏負責,是利用國民黨手中繳獲的廣播器材改裝后白手起家創建的。紅色中華新聞台於1934年10月16日因中央紅軍長征中止了在瑞金的新聞廣播,但抄收新聞在繼續。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很快恢復了新聞台的工作。江西蘇區時期,新聞台對內每天源源不斷地抄收中外通訊社的新聞並提供給中央蘇區的黨政軍領導同志參考,發揮了“耳目”的作用。對外則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做外交發言。向上海中央局和鄂豫皖、湘鄂贛、閩浙贛、川陝邊等幾個主要蘇區以及國民黨統治區廣泛傳播蘇區各級政府的指示、決議、法律、法規等,起到了“喉舌”的作用。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的“耳目喉舌”,它有力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增進了全國人民對共產黨和紅軍的認識。為蘇區擴紅參戰,揭露敵人的政治謠言和軍事圍剿立下了功勛,彪炳史冊。紅色中華新聞台利用喇叭為擴音器,直接提供一定范圍內蘇區軍民收聽的由工作人員播送的“有飛機來了”“快躲飛機”“國民黨有行動了”等有線廣播應急信息和防空警報,有力地協助了通信兵戰士的工作。在中央蘇區,毛主席曾經對電台人員說:“做任何工作都應該知道它的重要性。你們是革命的千裡眼、順風耳嘛,紅軍缺少了電台,就好比缺了塊‘魯班石’一樣。”所以,電台的工作人員常用毛主席的話鞭策自己,發揚著一絲不苟、腳踏實地、不務虛名的忘我工作精神,這種精神傳承下來,指引著現在的廣播事業新聞工作者走好今天的長征路。

四、考証結果

(一)紅色中華新聞台的定位和工作內容

紅色中華新聞台在技術與業務上與軍委三局有密切聯系,行政上屬於中央軍委領導,業務上屬於紅色中華通訊社。但紅色中華新聞台作為一個機構,具有相對獨立性。

紅色中華新聞台的工作內容是:第一,對內抄收白區以及海外廣播電台播發的新聞,具體任務是抄收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每天播發的電訊,將明碼電報抄錄下來,送往紅色中華通訊社譯成文字並選編油印成內部參考資料,送給黨中央和中央軍委負責同志參閱﹔第二,使用喇叭播音,直接供一定范圍內的蘇區軍民收聽的有線廣播應急信息和防空警報﹔第三,對外將蘇區建設消息、紅軍捷報或蘇維埃中央政府的聲明、宣言直接送往軍委三局,用軍用電台以呼號CSR明碼對外廣播。

(二)紅色中華新聞台開展口語廣播業務狀況

紅色中華新聞台進行文字廣播毋庸置疑,目前關於紅色中華新聞台是進行無線電播音的口語廣播電台的証據不足(關鍵証據一部分流落民間,一部分有待進一步搜集和考証)。

(三)紅色中華新聞台的歷史地位

紅色中華新聞台存在的這段歷史,是人民廣播事業的孕育期,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人民廣播事業在江西蘇區孕育、萌芽,在陝北延安誕生並發展壯大。紅色中華新聞台與延安新華廣播電台有著一脈相承的割舍不斷的聯系。紅色中華新聞台是人民廣播事業的預演,譜寫了一曲不畏艱險、服務工農的偉大頌歌,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

人民廣播事業在江西蘇區孕育、萌芽,為通信保障、發布信息、培訓新聞工作者、籌措廣播器材、明確組織紀律、建立制度規定積累了經驗。歷史是人民創造的,追根溯源,了解這段歷史、認識並學習這段歷史,繼承和發揚紅色中華新聞台的精神傳統,對當今中國人民廣播事業的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深遠意義。

﹝本文為2017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播音史研究”(17BXW039)的階段性成果﹞

注 釋:

①任質斌的《紅中社的三大任務》,參見新華新聞研究所、社史編寫組的《土地革命時期的新華社》,2004年5月出版,第16頁。

參考文獻:

﹝1﹞蔣齊生,於繼華.新華社的由來及誕生年月﹝J﹞.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80(2).

﹝2﹞后方無線電技術人員對前方各電隊挑戰[N].紅色中華,1934-04-19.

﹝3﹞中央一級機關收集被毯的熱烈動員[N].紅色中華,1934-07-20.

﹝4﹞岳夏.我黨我軍的第一部“新聞電台”:長征回憶片斷﹝J﹞.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79(1).

﹝5﹞嚴帆.中央蘇區新聞出版印刷發行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77.

(作者為贛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2016級播音主持藝術學專業博士生)

(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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