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的出版工作不是不斷顛覆的過程，而是持續提高、不斷精益求精的過程，這需要編輯的專業性，也需要編輯的定力。

　　四大名著珍藏版。四大名著匯聚中國古典文學的精華，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鎮社之書。四大名著在20世紀50年代由人文社整理出版，此后不斷修訂再版，成為風行60余年的經典國民讀本。

　　提到四大名著，我們先將時間拉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之初，那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百業待興，整個社會對於優秀的文化作品十分渴求。人文社的首任社長馮雪峰提出了“古今中外，提高為主”的辦社方針，在這個思路指導下，人文社對自己的出版板塊進行了周密布局，優秀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整理出版被首先提上了日程。1953年，人文社出版了《水滸傳》，它標志著新中國古籍整理的開始，《人民日報》在頭版對此作了報道，將其當成重大文化新聞來看待。之后《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陸續出版，四大名著的概念逐漸深入人心，它們也成為人文社的金字招牌。

　　四大名著的出版絕不是一勞永逸的事情，它其實是一個不斷修訂、打磨的過程，這就需要編輯不斷跟蹤學術發展，深入研究版本和文獻，把學術和文獻研究的成果及時反映到最新的版本中，盡可能給讀者提供最好的讀本。這份工作凝聚著無數人的心血，也是一個薪火相傳的工作。身為人文社副總編輯的周絢隆正拿著這個“火炬”，帶領著一批人深耕於此。在他看來，四大名著的出版工作不是不斷顛覆的過程，而是持續提高、不斷精益求精的過程，這需要編輯的專業性，也需要編輯的定力。

　　扎在故紙堆裡做案頭工作

　　1997年，周絢隆從山東大學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畢業后，來到了人文社。他最初的想法是成為專家學者，在人文社的頭一年，他在工作之余發表了3篇論文。不過隨著工作量不斷增加，再加上他對工作的嚴格要求，這個夢想就慢慢地擱置了。

　　幸運的是，周絢隆從事的是自己喜歡的工作，也幸運地遇到了四大名著。不過在他工作之初，他沒有直接負責四大名著的編輯工作，而是圍繞著品牌做了不少工作。比如編輯出版了《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匯編》，這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的一個重點項目。

　　為了這個項目，周絢隆扎在故紙堆裡，將1906年到1949年各類期刊發表的關於《紅樓夢》的文章全部提取出來，挑選出了300篇進行排列加工。周絢隆向《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坦言，做這個工作很是枯燥繁瑣。他說：“民國時期的很多報刊字跡都模模糊糊，而且還有不少錯別字，工作量巨大。”在周絢隆的努力下，這個項目得以順利出版，對紅學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這個過程中，周絢隆認識到了編輯案頭工作的重要性，特別是處理文獻的能力。在他看來，提升文獻的處理能力是編輯的基本功，這是需要不斷訓練加強的。“這是一個實踐層面、技術層面的東西。我最初也不行，然而這些年在出版社，提高了很多。老輩人講勤查書，我們記憶力沒有錢鐘書好，查10次隻能記住兩次，那麼就要多查，慢慢積累，很多問題無非出在典故、典章制度等不熟悉上面。在長期編書的過程中，經常翻，就會熟悉。”

　　周絢隆認為，保証文本內容的正確，是編輯最基本的責任。為此他在帶新編輯的時候，會讓他們先問自己一個問題：這個稿子的每一句你都看懂了嗎？“如果看不懂，有兩種可能，要麼你知識儲備不夠，要麼書稿有錯。你先在各種范圍內查，如果查不到，那麼有可能是作者抄錯了，有可能是斷句錯了，總會找到問題的原因。”

　　周絢隆自己也曾因疏忽差點出了問題，有一次他寫的書稿裡有一個詞叫“伏毆刀”，他當時懶得查，就望文生義地解釋為打架時挨了一刀。快要交稿的時候，他感到不踏實，還是查了一下《漢語大詞典》，發現這個詞的意思是伏法受刑。他當時驚出一身冷汗，以后遇到不認識的詞都會老老實實地查文獻。

　　精益求精編輯四大名著

　　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后，周絢隆成為人文社的古典文學部主任，開始負責四大名著的出版工作。當記者問起他對四大名著出版工作的感受時，他用了“精益求精”4個字來形容。在他看來，出版工作並不是拋棄過去的積累，每次都推倒重來，而是要跟隨著學術的研究進程讓作品趨於完善。

　　現在市場上有很多四大名著的版本，對此周絢隆很是無奈：“很多出版公司都說不出自己所選用的版本是什麼，圖書的質量可想而知。”在周絢隆看來，判斷四大名著的出版質量有兩個標准，一是版本，二是注釋。

　　那人文社又做了哪些工作呢？據周絢隆介紹，人文社出版的四大名著不僅在底本選擇上很嚴謹，而且在整理工作上也十分扎實，不僅做好了校勘、分段、標點等基礎工作，同時還為四大名著增加了必要的注釋。據粗略統計，《紅樓夢》注釋2350條，《水滸傳》注釋510條，《三國演義》注釋571條，《西游記》注釋727條。他說：“凡典章制度、名物、典故以及難解之語詞，均盡可能地做了注釋。書中的詩、詞、曲、賦、謎語、酒令等，必要時還做了串講。對一些有爭論的問題或觀點，也做了說明，以備讀者參考。通過注釋，可以讓讀者更好地進入四大名著的世界。”

　　在這個過程中，周絢隆堅持的原則就是要對讀者負責。他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曾經有個出版社的領導，說他們修改作者的注釋稿，一般隻刪不改，也不替作者增補注釋文字，理由是那樣就把編輯的勞動創造白白送給了作者，人家還不一定領情。

　　“從著作權的角度來看，這個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過從出版的角度就講不通了。作者把書稿交到我們手裡時，還只是作品，我們經過加工制作才成了產品。出版社賣給讀者的是產品。隻有認真打磨好了，作為編輯才不會留下遺憾。”周絢隆說道。

　　做書做出了感情

　　在工作的這些年裡，有高校向他伸出橄欖枝，周絢隆猶豫了一下還是選擇繼續待在社裡，按照他的說法，“做書已經做出了感情”。

　　這份感情也反映在他的工作態度上。周絢隆曾經和一個編輯就書稿的加工發生過爭論，最后那個編輯認為應該“文責自負”，意思是即使出現差錯，也是作者自己的責任。周絢隆聽到這句話后，語重心長地告訴她：“文責自負是對作者說的，但我們是圖書的制造者和生產者，我們必須要對自己的產品負責。”

　　周絢隆覺得編輯要有一定的犧牲精神，“因為圖書是文化商品，包含著文化品質，所以不能簡單地當成一般產品看待，這就需要編輯投入大量的心血，也需要一定的犧牲精神。”

　　同時周絢隆覺得編輯也要經得住誘惑。2006年，劉心武在《百家講壇》講解《紅樓夢》，掀起了新的一輪“紅學熱”，市面上馬上出現了各類關於《紅樓夢》的圖書。但那個時候，周絢隆堅持不跟風出版：“我們沒有參與這種喧囂，而是在這個過程中做了很多基礎性工作。比如我們對普通讀者很難接觸到的《紅樓夢》古抄本進行了影印普及，反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時還推出了‘紅學經典叢書’，意在告訴讀者，真正的學術應該是怎麼樣的，閱讀《紅樓夢》應該堅持怎樣的立場和方法。”

　　周絢隆表示，目前人文社四大名著的出版，除了延續一貫的高品質外，還在進行一些創新嘗試。比如已經出版了精裝插圖本，馬上還要出大字本和做相關的文創產品等。“我們也會根據需要進行不斷調整，這將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我們永遠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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