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網絡傳播”這一學科領域，旨在對1978∼2018年40年間國內的相關研究進行回顧，呈現學界對於互聯網這一顛覆性技術的認知過程。在此基礎上，結合與網絡傳播有關的重大事件，對網絡傳播研究本身的總體情況、階段特點進行梳理，並對研究演進的邏輯及其存在的不足等展開反思。未來的網絡傳播研究最重要的是回到傳播與人的關系，對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作用下人的可能性問題作出更為深刻的回答。

　　網絡傳播 傳播學 互聯網 新媒體

　　我國的網絡傳播研究始於1994年對“信息高速公路”的熱議，但對國外網絡技術的介紹和分析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已伴隨新時期的“西學東漸”而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內的網絡傳播研究可以追溯至40年前，與傳播學的二次引進大致同步。

　　自2002年開始，對網絡傳播研究本身的研究即已出現①﹔之后每隔幾年，都有學者對此前的研究狀況進行綜述②﹔2005年起，更是每年都有學者對網絡傳播年度研究情況進行總結③，但這些研究都存在一定不足。

　　首先，早期的網絡傳播研究以及年度綜述對熱點的把握主要依賴個人觀察經驗，缺乏基於文獻計量的証據基礎﹔2008年以后，不少研究嘗試以文獻計量、社會網絡分析等方式分析學科的知識地圖，但選擇的樣本又局限於期刊論文這一單一領域，對整體大環境以及專著、譯著等其他學術成果缺少分析﹔此外，一些研究者檢索文獻時僅僅局限於“網絡傳播”“網絡媒體”等相近關鍵詞，導致搜集的文獻遠遠無法反映網絡傳播研究的總體現實﹔再加上研究者分析的，往往是不同時間段、不同來源期刊的文獻，導致這些研究無法直接銜接在一起以構成一幅全景圖。

　　本文旨在克服上述不足，充分回顧40年間網絡傳播相關論文、專著、譯著，通過CNKI期刊數據庫的檢索、數據清洗、計量分析，同時結合與網絡傳播有關的重大事件，對網絡傳播研究本身進行梳理和反思。目的之一是展現40年間網絡傳播積累的研究成果、反映學界對核心問題的認識變遷﹔之二是在了解研究總體水平的情況下查找問題，通過探究歷史及當下的不足，為今后的研究提供改進和發展思路。

　　網絡傳播研究分期概述

　　1978∼1993年：認識網絡

　　改革開放后，隨著教學和科研工作的恢復以及高等教育和科研體系面向西方的全面開放，源自西方的傳播學也被二次引入，和新聞學並行發展。西方傳媒業和學術界的新動態也開始進入我國學界的視野，其中就包括與傳播有關的網絡及相關技術。

　　但在最初的15年間，網絡傳播研究只是其他主題——如新技術革命、信息革命研究的副產品，未能建立獨立的研究領域，甚至學者們也沒有以網絡傳播或同等概念作為題名、關鍵詞的自覺。從整體來看，此階段研究的作者數量、文獻產量均十分有限，內容上也有較大的局限性。這一時期研究的基本取向主要是：

　　尚未將網絡作為研究主體。並非專門介紹計算機網絡，而是將其作為新技術革命的組成部分連帶提及。對於網絡，當時的研究者重介質、輕傳播形式。人們所理解的網絡主要是通信意義上的，僅僅是將終端連接起來的介質而已，而引起社會生活變革的，是信息時代技術升級導致的傳播提速和內容爆炸，並非網絡本身的傳播特性。

　　相較於網絡，學者更關心被網絡所連接的終端。換句話說，強大的不是網絡，而是計算機。等到萬維網和超文本瀏覽器出現后，網絡的真正潛能和對傳播的變革作用才被激發出來，網絡傳播才真正覺醒，意識到自身對於傳播學研究的巨大意義。

　　由於計算機網絡尚未走進千家萬戶，這一階段真正和網絡有關的研究往往帶著濃厚的未來學色彩。特別是1983年后，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約翰·奈斯比特的《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中譯本相繼問世，引發了國內學者對“信息社會”的熱議。托夫勒也成為這一階段被引頻率最高的學者。只是當時很少有人想到，他們所憧憬的信息社會未來將主要以互聯網為核心。

　　1994∼2000年：網絡傳播研究啟蒙期

　　1994年中國正式接入國際互聯網，使得這一年成為網絡傳播研究元年，研究者們開始認識到網絡傳播對傳播學研究的重大意義，並將其作為論述主題專門探討，而不只是附帶介紹。

　　“信息高速公路”相關研究開風氣之先。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在全球的普及，數字信息網絡開始進入學界視線。而當新的信息技術出現，人們幾乎會立刻思考其與已有技術的關系。在觀察和感受到“新”技術對“舊”技術的沖擊之后，“取代”或者“融合”成為兩種主要的假設。在這一時期，網絡被稱為繼報刊、廣播、電視之后的“第四媒體”——雖然此時網絡傳播對大眾傳媒業的沖擊已經開始顯現。有學者認為，信息高速公路服務的最大特點是雙向傳播、互動溝通和個人化服務，與報紙、廣播、電視、期刊的單向傳播不同。信息高速公路的特性，將導致現有的大眾傳媒化為泡沫，由此提出了大眾媒體的“泡沫論”。④

　　其時也有關於“融合”的初步設想，例如“電子報”一直被當做報紙和互聯網結合的一種可能。1997年10月召開的“全國電子報刊經營現狀與發展趨勢研討會”，是中國媒體第一次進行的網絡傳播研討會。

　　其后學界逐漸認識到，網絡對大眾傳媒業的沖擊其實也是對基於大眾傳播的、以美國經驗研究為主導的傳播學的沖擊——至少5W中的職業傳播者、大眾傳媒、受眾這三個要素已發生重大變化⑤。有研究者指出，信息高速公路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傳者與受者的邊界，使后者不再處於被動。⑥

　　互聯網研究嶄露頭角。1997年，國務院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授權中國科學院組建和管理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這是中國第一個互聯網研究機構。此后，CNNIC每年對中國互聯網發展情況進行兩次統計，為學者深入研究提供了權威參考依據。

　　此時的中國，網絡市場保持著倍速增長，對社會的作用日益凸顯。作為一種新渠道，網絡給了傳統媒體擴張的機會：1995年，《神州學人》上網，這是中國第一份電子雜志。1997年，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主流媒體開通網站，引發傳統媒體“觸網”熱潮。到1998年，新浪、搜狐、網易正式成立，商業網站開始成為我國互聯網版圖的重要力量。與此同時，國外思想界關於網絡的新知傳到了國內。以尼葛洛龐帝等為代表的學者對新傳播技術的認識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媒介不再是訊息”，未來的信息傳播者，將根本不知道所傳播的比特最終將以何種面貌呈現，是影像、聲音還是印刷品，個體將會被技術賦能，甚至成為媒介生態的主導者。廣播電視網將要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窄播”和隨需定制的分眾媒體。大眾媒體鐵板一塊的帝國將會被拆分成許多家庭手工作坊，今天的媒體帝王將看到他們中央帝國的坍塌。⑦

　　這些頗具前瞻性的思考和預測，為國內傳播學界帶來了巨大的激勵與啟蒙。一些學人開風氣之先，將人文氣息濃厚、敢於標新立異的特質引入了學刊，⑧使得學術界從濃厚的官方意識形態向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主流靠攏，突破了學科的藩籬。

　　不過，因為尚處探索階段，此時的網絡傳播研究選題視野仍然比較狹窄——多數研究主要是對網絡這種新興媒介進行介紹、描述與前瞻。⑨其次，研究方法單一，隻出現了一篇定量研究論文。⑩專著方面表現則相對優秀，國內學者陸續撰寫了多種評介互聯網的作品，立足人文社科母題，全方位論述了信息技術對整個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后來網絡傳播的許多議題，在這些作品中已然浮現。

　　1997年，傳播學二級學科地位確立。大量專職研究者進入場域，學科專業化加快。從此，傳播學結束“前學科階段”，進入正式的學科化階段。網絡傳播也因此受益，得以進入發展期。

　　2001∼2005年：網絡傳播研究發展期

　　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網絡傳播學體系化，表現為“網絡媒體”的稱謂日益普及，大量教材、專著問世。 研究主要集中於宏觀概念的探討、互聯網對傳統媒體的沖擊，旁及網絡新聞等實務性研究。對網絡傳播及其研究的總結也開始出現。這一階段，與網絡傳播有關的關鍵詞矩陣業已形成。

　　21世紀伊始，國內大專院校亦紛紛成立網絡傳播專門機構，開展相關教學和研究。到2002年，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廣播學院、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均完成了網絡傳播相關方向專業和課程的設置。有學者提出，要合理解釋網絡傳播現象，必須建立網絡傳播學。將網絡傳播研究提升到了學科高度。

　　在學術研究方面，該階段出現了對作為整體的網絡傳播的分析，也有評價網絡相關特性如何影響個體和社會的研究，如對網絡匿名性的考察。一部分研究者還開始關心網絡傳播的復雜性和負面效應。

　　國外的網絡傳播研究已開始延伸到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種研究視角的情況下，國內的網絡傳播研究者也逐漸使用多種維度來觀照網絡的多重屬性。早期的Web2.0應用（論壇、博客、RSS等）和終端變革造成的應用（短信、手機報等）則為學者的研究提供了現實土壤。2003年起，BBS、博客等網絡言論空間在中國蓬勃發展，平民前所未有地獲得了獨立的言說權力，“民意”逐漸在中國當代社會現身， 催生了與媒介管理、社會治理、官方媒體等諸多領域相關的研究議題，也使得網絡社區、網絡公共領域和網絡輿論等領域備受青睞。

　　這一時期實証研究的風氣開始在網絡傳播研究領域發端，部分學者在選題、視角、方法等方面開始努力與網絡傳播的國際研究接軌。高質量的研究通常具有跨學科、跨領域的自覺並注重對核心概念進行澄清，或是對現象進行全面細致的概括，不過這樣的研究數量終歸有限——大多數論文研究論題仍然是大而無當，無所謂研究方法，論述空洞且充滿臆測，有許多政策性與實用性文字甚至難以列入學術的范疇。此外，理論性缺乏、論題重復的現象也比較嚴重。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階段和網絡傳播相關的經典譯作大量出版，為我國網絡傳播學研究開闊了視野，其中，馬歇爾·麥克盧漢的相關著作影響最大，曼紐爾·卡斯特、卡斯·桑斯坦、勒龐等也引發了關注。這些作品無論在課題領域、研究方法還是在理論溯源上，都對國內網絡傳播學者具有借鑒價值。

　　2006∼2012年：網絡傳播研究擴張期

　　2005年之后，信息技術的發展及在其作用下中國現實的劇烈變化，對網絡傳播研究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一部分非常活躍的互聯網使用者從BBS轉到博客（以新浪博客為主），成為第一批網絡意見領袖（俗稱“大V”）﹔大量網絡事件開始引發關注，網絡社會動員層出不窮，這預示著我國互聯網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一系列新變化促成了對互聯網的新認識，導致2005年之后“新媒體”、Web2.0、社會化媒體等概念開始取代第四媒體、信息高速公路，成為主流研究話語。網絡多方面重組中國社會，對輿論、輿情的研究成為焦點。

　　2008年可以說是中國網絡傳播的轉折年。這一年，新媒體在汶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新聞事件中得到廣泛運用，互聯網和手機媒體等被納入奧運轉播體系，網絡新聞在網絡應用中躍居第二位，網絡視頻迅猛發展，“互聯網已經成為新聞傳播領域中影響巨大的、最具發展潛力的主流媒體”。尤其是2009年之后，微博異軍突起，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推動網絡傳播研究在規模上達到新的高度。根據當時的研究綜述，微博研究在2011年、2012的重點主題包括：傳統媒體和微博的關系、微博粉絲研究、微博營銷、微博輿情、政務微博、微博問政、微博事件研究等。

　　2008年，中國網民規模躍居世界第一位，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大幕徐徐拉開。隨著手機作為應用平台的功能愈加強大，互聯網業務快速向移動通信領域滲透，學術界和產業界陸續開展有關移動互聯網的研究與討論，以手機為代表的移動終端開始被稱作“第五媒體”。

　　移動互聯網的登場，使人們對互聯網本質的理解進入新階段：所謂的Web2.0，其實是互聯網的一次理念和體系的升級換代——原來的自上而下的由少數資源控制者集中控制主導的體系，轉變為自下而上的由廣大用戶集體智能和資源主導的體系，並催生了一個極為龐大、技巧嫻熟的網絡用戶群體，願意和能夠貢獻並消化讀寫網的內容。

　　“內容”日益呈現出作為互聯網核心的價值潛力，而另一個核心是“社交”。有學者指出，Web2.0為個體提供了一種新的社會界面與紐帶。它是個體吸納與整合社會能量的接收器，也是個體能量放大為社會能量的轉換器——是建立在內容之上的社會網絡以及文化網絡。自2008年開始，研究者也開始把目光投向一個嶄新的現象：社會化媒體，尤其是它在社會動員與力量組織方面產生的巨大效應——這種效應在當時被總結為：“關注就是力量，圍觀改變中國。”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了對所謂“網絡群體性事件”的辨析與討論。

　　也正是在這一時間段，出現了一個與網絡傳播相近但不重合的領域——新媒體。宮承波等人將新媒體界定為依托數字技術、互聯網絡技術、移動通信技術等新技術的新型媒體形式、軟硬件或信息服務方式。另一類學者則認為，對新媒體的理解要超越對媒體技術形態的關注，研究媒體技術與人類行為及社會結構的交互影響。 例如，胡泳指出，“新媒體”主要新在顛覆了“舊媒體”一對多的傳播邏輯以及后者的權力欲和距離感。在以上視域下，這一時期有關新媒體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有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來，國內傳播學者對新媒體的研究熱點集中在五個方面：危機傳播與輿論監督、媒介形態與數字技術、社會媒體與媒介融合、傳媒產業及其轉型、媒介使用及受眾分析。

　　Web2.0技術造就的新應用引發研究者關注，最突出的是微博研究。研究者目光所及，還包括其他新應用，如維基百科、視頻分享等。此外，用戶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作為Web2.0概念的核心組成部分，開始進入研究視野。此一階段，一個由國家層面推動的媒介產業議題——三網融合，一度也引發學界追隨。值得注意的還有，數字媒體興起以后，新聞作為一個行業發生了深刻的演變，參與式新聞、公民新聞的功能和作用被學界肯定，網絡輿論、輿情研究開始形成熱潮。

　　2008年正值傳播學引入中國30周年，經過多年的探索、積累，學科逐漸成熟，具備了批判吸收、自主創新的條件，學術共同體建設日益深入，而作為其重要分支的網絡傳播研究也呈現專門化和深化態勢。相應地，西方思想著作的翻譯引進產生的影響力進入邊際效應遞減狀態。

　　2013年至今：網絡傳播研究進入“下半場”

　　2013年，中國互聯網政治發生一個轉折：政府成為最主要的議程設置者。中國接入國際互聯網20年，就像跨越了一個輪回，互聯網開啟新一輪進化，起點同樣是終端——終端的智能化和泛在化。“泛在計算”開啟，內容和服務的平台，從當年的萬維網、移動互聯網，逐步走向人工智能技術。如果說在網絡信息技術應用的前20年，媒體感受到的震蕩是媒介融合趨勢下媒介形態的改變，如今隨著以物聯網、大數據和混合現實為代表的智能化技術的發展，媒體感受到的震蕩或許將是從生存空間到工作方式和職業更替的全方位轉型——因此可以說，網絡傳播研究已經進入了“下半場”。

　　由於自身也置於當下的洪流之中，我們無法窺見“下半場”的全貌，但已經可以看到的是，隨著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5G、AR/VR等進入視野，對新技術的介紹、分析、前瞻在網絡傳播學界蔚為大觀。新一輪關於新技術如何沖擊或融入現有技術產業的討論再次開啟，而以微信為代表的新應用在更具體的層面重塑著社會肌理——一方面，“朋友圈”這樣半封閉式的熟人社交圈告別了原先以微博為主導的公共言論場域﹔另一方面，微信公眾平台這樣的服務，使得“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真正到來，相關研究層出不窮。

　　在技術應用上，學者紛紛撰文指出，“智媒”時代，需要嶄新的媒介產品，專為多設備、多屏幕世界而設。例如，VR技術的“3I”核心特征，即沉浸（Immersion）、交互（Interaction）和想象（Imagination），帶領受眾以第一視角去真正感知新聞發生時的現場感，讓讀者與新聞故事的接近性更強，構成一種全新的講故事方式，甚至可以稱為21世紀的新聞模式。史安斌等認為，在VR/AR影響下，傳統新聞業將發生內容轉向——從淺層敘事到深度內容﹔業態轉向——從各自為戰到跨界融合﹔樣式轉向——從原畫復現到沉浸+參與。

　　在網絡傳播技術日趨成熟的情況下，許多以用戶體驗為核心的新產品和新模式應運而生。網絡自制劇、直播、短視頻、新聞客戶端、知識付費、分享經濟等議題都有研究涉足。網絡文化的多樣性，也給研究者提供了更多新的研究空間。研究者不斷從“小清新”“殺馬特”“鬼畜”“喪”“吐槽”“二次元”等新文化現象挖掘深層意涵。而網絡文化在短短幾年之間也發展出了大量獨特的載體、符號、語言和多樣的文本樣態，從彈幕到喊麥，從網絡熱詞到表情包，引發眾多學者競相追隨。

　　但新技術是把雙刃劍，其弊端與不確定性也引起了廣泛的擔憂——在隱私、監控、用戶信息權、知識產權、人工智能倫理等方面都不乏著述。以算法為例，郝雨、李林霞分析了算法推送的四個主要弊端：用戶失去自主意識、處於經常監視之下、在信息繭房中越陷越深、可能被壞內容影響。陳昌鳳等呼吁，要用價值理性平衡算法機制所具備的工具理性特點，通過人機交互加強智能算法中人的主體性。

　　從研究質量來看，這一階段貢獻了不少具有典范意義的論文。特別是2012年起，一系列論文獎項陸續設立，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但總體而言，研究成果產出的增長不再像前一階段那樣迅猛。2017年總量甚至有所下滑，不過依舊保持在高位，這表明學科進入了沉澱期，正在為新一輪發展積蓄力量。2014年起，大量反思性文章的出現，也表明學界對此前粗放式的增長提出了質疑，試圖推動學科更加健康、穩定地發展。

　　網絡傳播研究進程分析

　　互聯網進入中國至今20年余，加上先驅者們探索和認識互聯網的時日，中國網絡傳播研究的歷程可以延伸至更早。在這個歷程中，一些清晰的特點浮現出來，鑒往知今，有助於我們深入反思，為未來的研究做好准備。

　　對技術演進的認知

　　面對全新的事物，人們最先注意到的是肉眼可見的有形部分，這就是為什麼早期研究者普遍認為即將帶來變革的是終端，忽視了無形的“連接”本身具有的革命性意義——在互聯網應用的早期，有部分先行者預感到了“連接”的作用，開始討論這種連接對民主治理的影響，但結果証明，人與人相互連接改變的是社會關系結構、社會分工合作方式、個體生存狀態乃至經濟形態……而這些顛覆性的影響被終端的演化（特別是移動智能終端的普及）再次放大。

　　從某種意義上說，網絡傳播研究40年，是人們親眼見証“互聯”效應的40年，也是對這二字的理解不斷加深的40年。而今天，終端革命再次拉開序幕，網絡本身作為一種基礎設施納入了更復雜、更智能的技術組合，使得網絡傳播變成了一個無疆界的領域，牽涉眾多學科。此時僅憑人文社科一己之力，預言未來將會更加困難——研究者更應慎重，而且不得不借助計算機科學、腦科學、認知科學等的幫助。

　　對傳播學與新聞學關系的再認識

　　傳播學與新聞學一直難分難解，而互聯網造成的巨大場景變遷，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傳播學與新聞學的關系：在世界范圍內，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傳播學，總是被與作為人文學科的新聞學並置，這大概緣於二者同樣發源於19世紀，都是依托當時作為新技術象征的大眾傳媒業而建立的，而且，新聞學本質上也需要處理信息傳播問題。這種學術傳統在傳播學進入中國之后也沿襲了下來。

　　傳播學被二次引進中國40年以來，與新聞學水乳交融，互相激發了大量研究議題。上文提到，從1994年起就有學者討論信息高速公路對大眾媒體的影響﹔其后人們討論新舊媒體融合、新媒體環境下的新聞倫理、參與式新聞與公民新聞等對新聞專業生產的改變﹔隨著Web 2.0時代的到來，新的跟新聞相關的領域如數據新聞、非虛構寫作等被開拓出來……貫穿始終的兩個議題是傳統媒體轉型和新聞專業主義在新媒體時代的適應性——前者的假設是“舊媒體”在來勢洶洶的“新媒體”面前仍有生存余地，后者實則在強調“舊媒體”存在的合理性。歸根結底，人們一直試圖守衛自己已經熟悉的媒介技術，將“新媒體”和“舊媒體”並置（例如，互聯網剛出現時被稱為“第四媒體”，手機嶄露頭角時被稱為“第五媒體”），或在二者之間尋求一條彌合之道——有時甚至枉顧兩種媒介之間根本邏輯的不同，而這種根本邏輯的差異，通過傳統媒體各種失敗的轉型實踐一一反映出來。

　　就學科本身而言，傳播學和新聞學分屬於兩個不同領域——傳播學屬於社會科學，研究“實然”命題，要求價值中立和嚴格的研究方法﹔新聞學屬於人文學科，有著天然的價值操守和倫理要求（例如，必須服務於公共利益），關注“應然”問題，因此主要通過思辨進行論証。40年來二者混為一談的后果是，傳播學研究跨越科學的邊界去研究新聞學的“應然”命題（這樣的命題通常無法通過經驗研究証偽），使用新聞學的思辨方法，是中國傳播學界經常出現大量低質量論文、常被詬病為“拍腦袋研究”、難以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原因之一。

　　近幾年來，隨著傳統媒體的衰落，傳播學和新聞學當初的共同基礎——大眾傳媒業瀕臨崩塌。而在網絡傳播研究的“下半場”，在新的物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傳播學和新聞學共享的議題非常有限，“同根相連”了40年的兩門學科有可能面臨分道揚鑣的命運。

　　網絡傳播研究領域的“議程設置”

　　改革開放后，隨著中國與西方世界交流的恢復，學界比政府和公眾先一步領略網絡技術對社會的影響。而在中國接入互聯網以后，這種影響切實落地，生發出屬於中國的網絡現實，包括政府和公眾在內的整個社會正式開啟了對於新技術的認知進程——這種認知的演進，充分反映在網絡傳播研究領域，體現在研究議題的更迭、變遷之中。

　　國外研究引領潮流。改革開放后至20世紀90年代，國內傳播學處於“前學科階段”，對互聯網的認識主要依靠接觸西方的理論和實踐，本土科技水平的落后、業務實踐的不足，也妨礙了研究者對網絡技術的近距離感受和理解。

　　技術名義上是價值中立的，在實際應用時卻從來不會如此。互聯網誕生在美國，最初帶有“加州意識形態” 的特征——其分布式、開放、自由、共享的特征，承載著自由放任烏托邦式的理想——然而，對於這樣的意識形態而言，中國是一片異質性極高的土地。即便如此，早期的互聯網研究者仍然受到影響，最先關注的議題之一是網絡對於民主政治的作用。除此之外的研究主題多為與網絡技術有關的海外傳播實踐，或隨著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轉型而將視線投向“后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總體而言外部依賴較為明顯。

　　社會現實催生研究議題。中國“聯網”之后，互聯網的技術邏輯和特性，使得學界開始主動思考其對大眾傳媒、傳播學進而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對於新技術的描述性研究層出不窮，而技術的現實影響也為學界提供了反向思考的土壤。

　　從2003年起，互聯網作為言論空間引發了巨大的社會效應，先后以BBS、博客、微博、微信公眾號等樣態開始進入普通人的生活，不少學者將這種極具潛力的言論功能和西方的“公共領域”概念相聯系，產出了一批關於網絡輿論的研究。2000年之后，互聯網的普及和多媒體時代的來臨帶來了新聞受眾行為上的變化及新聞產業格局的變革，這些都影響了新聞生產方式及媒體運作模式，從而引發學者的集體跟進。此類事例足以表明，技術應用的現實土壤能夠催生新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議題，同時也能為新的理論模型提供實踐驗証，而一代代學者也努力適應網絡技術迭代、升級的節奏，貼近中國社會現實進行觀察和研究，為中國網絡傳播研究成果積澱做出了貢獻。

　　政府設置議程。政策導向歷來是學界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網絡傳播領域，以媒介融合領域為例，“三網融合”上世紀90年代中期即在國內提出，連續被國家列入“九五”（1996∼2000）、“十五”（2001∼2005）、“十一五”（2006∼2010）計劃。2010年1月1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正式通過加快推進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三網融合的決定，加快推進三網融合進程，也推動了研究者對媒介融合的興趣。相關的研究議題包括媒介融合中的業務流程、內容建設和產業升級﹔融合媒介核心競爭力的建立、傳播方式的創新、人才的培養等。其中，從對比角度研究新舊媒介，以在內容生產、技術應用等方面推進全方位創新，成為媒介融合研究的重中之重。

　　此外，由於網絡在治理方面的巨大影響，為社會治理建言也是學者在很多時候研究的出發點。例如，在互聯網應用初期，政府在輿論引導方面曾感到一定的壓力，為此出現許多關於如何“應對”和“引導”輿論的研究。但進入21世紀，相關管理部門對於網絡新聞的發展政策已完全確立，國家對互聯網也從網民數量較為有限時的低度管理狀態轉入中度管理時期，開始打擊與預防相結合，監管與自律同步，立法手段也不斷出現。在這一階段，官方治理網絡生態的需要，催生了大量的 “輿情”研究，呈現出一定的實用主義傾向。

　　總結與展望

　　總體來說，網絡傳播學40年呈現一派繁榮之勢，但仍然是以數量取勝，高質量成果不算豐收。1994年前的網絡傳播研究，不僅科學性不強，而且受到政治思維束縛。1994年后開始回歸人文思辨傳統，但受時代局限，許多感受和結論經不起時間考驗，被迅速淘汰﹔又或者失之粗淺，缺乏啟發。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很多時候，我們的新聞傳播研究勞而無功，生產出大量淺表化的專業知識，這些知識未能形成一種結構性、系統性的解釋力，也不能為實踐提供前瞻性的啟發和引領，存在一種“結構性貧困”。 網絡新聞傳播研究40年，基本上也未走出這種“貧困”。不過值得肯定的是，中國傳播學者在這40年當中，完成了對互聯網新技術的認知，並圍繞它確立了研究領域、打造了學術共同體、豐富了對中國技術應用現實的認識、獲得了通往技術本質的研究路徑，而不再單純依賴西方思想的輸入。

　　2013年以后的中國網絡傳播研究，似乎需要開始重新定義研究邊界、研究對象，並反思自身與其他人文社科領域的聯系與差異。原因無他，在互聯網開啟新一輪進化之際，“網絡”已成為一種貫穿幾乎全部社會活動的基礎設施而被納入各種技術單元，但網絡傳播是不是可以聲稱，所有與互聯網相關的對象都屬於自己的研究范疇呢？眼下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展現出驚人的可能性，對傳播學研究的既有假設以及學術想象提出了新的挑戰。立足於社會科學、兼富人文關懷的網絡傳播研究，到底應該何去何從？本文認為，答案可能是對人的主體性的回歸——未來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回到傳播與人的關系，從而對技術與社會的相互作用和人的可能性問題，作出更為深刻的回答。

　　（作者胡泳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陳秋心系該院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金兼斌：《我國城市家庭的上網意向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②如閔大洪《2004年的中國網絡媒體》等，篇幅所限，在此不再一一列舉。

　　③如付玉輝等學者2007∼2016每年都對中國網絡傳播研究進行綜述，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舉。

　　④⑤朱光烈：《我們將化為“泡沫”──信息高速公路將給傳播業帶來什麼?》，《現代傳播》1994年第2期。

　　⑥謝靜：《“信息高速公路”的沖擊——關於信息高速公路對大眾傳媒之影響的評估》，《新聞大學》1994年第4期。

　　⑦尼古拉·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⑧如朱光烈作為副主編主持《北京廣播學院學報》的編輯工作時進行的革新。

　　⑨趙莉：《十年來我國網絡傳播研究的進步與不足——對1996-2005年網絡傳播研究的實証分析》，《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11期。

　　⑩卜衛、劉曉紅：《新聞記者的網絡使用——人民日報社、新華社、中國日報社記者使用計算機和互聯網的研究報告》，《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年第3期。

　　包括胡泳、范海燕合著的《網絡為王》（1997），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陸續出版的由郭良主編的《網絡文化叢書》，姜奇平主編的《數字論壇叢書》（1999）以及閔大洪著《傳播科技縱橫》（1998），劉吉、金吾倫等著《千年警醒：信息化與知識經濟》（1998），嚴耕、陸俊、孫偉平著《網絡倫理》（1998），明安香主編《信息高速公路與大眾傳播》（1999）等。

　　胡翼青：《專業化的進路：中國傳播研究30年》，《淮海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胡翼青、張婧妍：《中國傳播學40年:基於學科化進程的反思》，《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1期。

　　如彭蘭的《網絡傳播概論》（2001）、匡文波的《網絡媒體概論》（2001）等，篇幅所限，在此不再一一列舉。

　　如北京廣播學院中青年教師撰寫的《網絡傳播書系》自2001年起陸續出版，系國內第一套網絡傳播及網絡媒體研究的大型叢書和教材。謝新洲、周錫生主編了《網絡傳播叢書》（2003年陸續出版）。

　　匡文波：《論網絡傳播學》，《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2期。

　　杜駿飛：《泛傳播的觀念:基於傳播趨向分析的理論模型》，《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年第4期。

　　茅亞萍：《淺析網絡的匿名傳播》，《當代傳播》2003年第6期。

　　丁未：《網絡空間的民主與自由》，《現代傳播》2000年第6期。

　　程曼麗：《關於網絡傳播負面效應的辨析》，《國際新聞界》2000年第5期。

　　胡泳：《博客在中國》，《二十一世紀》（香港）2005年12月號。

　　《我國網民數達2.53億超美國居世界首位》，新浪科技，2008年7月24日，

　　http://tech.sina.com.cn/i/2008-07-24/13302348665.shtml

　　周金元、張莎莎、劉桂鋒、王振：《國內微博研究綜述》，《情報雜志》2013年第9期。

　　胡泳：《共有媒體初探》，《現代傳播》2007年第5期。

　　湯雪梅：《微內容對互聯網的價值重構》，《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10期。

　　彭蘭：《Web2.0在中國的發展及其社會意義》，《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10期。

　　彭蘭：《社會化媒體、移動終端、大數據：影響新聞生產的新技術因素》，《新聞界》2012年第16期。

　　任孟山、朱振明：《試論伊朗“Twitter革命”中社會媒體的政治傳播功能》，《國際新聞界》2009年第9期。

　　笑蜀：《關注就是力量 圍觀改變中國》，《南方周末》2010年1月14日，

　　http://www.infzm.com/content/40097?dooc

　　宮承波主編：《新媒體概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年版。

　　畢曉梅：《國外新媒體研究溯源》，《國外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

　　胡泳：《互動性及網絡化思維——傳統媒體向新媒體學習什麼？》，《新聞戰線》2012年第5期。

　　李武：《國內傳播學領域新媒體的研究熱點——基於共詞分析的文獻計量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1期。

　　李彬、劉海龍：《20世紀以來中國傳播學發展歷程回顧》，《現代傳播》2016年第1期。

　　喻國明、蘭美娜、李瑋：《智能化：未來傳播模式創新的核心邏輯——兼論“人工智能＋媒體”的基本運作范式》，《新聞與寫作》2017年第3期。

　　史安斌、張耀鐘：《虛擬/增強現實技術的興起與傳統新聞業的轉向》，《新聞記者》2016年第1期。

　　郝雨、李林霞：《算法推送：信息私人定制的“個性化”圈套》，《新聞記者》2017年第2期。

　　陳昌鳳、石澤：《技術與價值的理性交往：人工智能時代信息傳播——算法推薦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思考》，《新聞戰線》2017年第17期。

　　如2012年社科院新聞所啟動了首屆全國新聞傳播學年度優秀論文評選。2017年，新聞傳播學界四大學術期刊《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新聞大學》和香港《傳播與社會學刊》共同發起首屆新聞傳播學期刊優秀論文評選。

　　胡泳、范海燕：《網絡為王》，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頁。

　　黃旦：《新聞傳播學科化歷程: 媒介史角度》，《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胡泳:《互聯網發展的三股力量》，《新聞戰線》2015年第15期。

　　李永剛：《我們的防火牆：網絡時代的表達與監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199頁。

　　張濤甫：《新聞傳播理論的結構性貧困》，《新聞記者》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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