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話語建構:智媒時代國際傳播教育反思

章曉英

2019年06月12日10:49  
 

來源:《青年記者》2018年12月上

2016年11月中旬,清華大學新媒體傳播研究中心與騰訊網·企鵝智酷共同發布了《智媒來臨和人機邊界:中國新媒體趨勢報告(2016)》。2016年被視為智媒元年,智媒時代已經到來。智媒是人工智能與物聯網等技術與傳媒業結合而產生的一種新型媒體形態,即數字媒體。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帕特裡克·亨利·溫斯頓(Patrick Henry Winston)教授認為:“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計算機去做過去隻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①2017年7月20日,國務院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正式開啟國內人工智能的新篇章。另外,也有學者認為,沒有所謂的人工智能。根據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副主任安德魯·李普曼(Andrew Lippman)的觀點,所謂的人工智能,都是人類智能在新的平台上的延伸,屬於人類的智能,而且人工智能面臨道德問題。李普曼指出:“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要不要把人類的智能移到電腦上去。”②

從傳播學角度講,基於人工智能的數字媒體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概念,而是一種新型的傳播方式。它不僅能進行大眾傳播,還能在此基礎上進行精確化傳播。這意味著傳播內容特別是強勢話語的輻射力會更強,同時,強勢話語還會抓住特定讀者群。因此,人工智能將對國際傳播產生深遠影響。

國際傳播是全球范圍內的信息流動和交換。國際傳播是國際關系的一部分,是主權國家實施國際戰略、外交政策的手段之一。在國際傳播中,傳播的信息本質上服務於本國或本區域的政府。就當前中國國際傳播而言,其目標與使命可概括為:提升中國媒體實力和中國文化軟實力,使我國媒體在國際輿論格局中佔據重要地位和作用﹔塑造良好國家形象、提升我國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打破西方輿論壟斷,促進世界信息傳播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了解世界,架起中外文化交流橋梁﹔關注全球性的人類問題,促進國際發展,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主觀性是國際傳播的一個內在特征。一方面,國際傳播具有“錯位”性質,記者與其受眾不在同一個時間和地點。當一位駐外記者從駐在國對其國人報道新聞時,大多數受眾對新聞來源國沒有親身體驗,甚至可能一無所知,完全依賴駐外記者的個人觀察。而另一方面,因為國際傳播具有跨區域、跨文化性質,駐外記者因此受到國家利益、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根據斯蒂芬·瑞茜(Stephen D. Reese)和帕梅拉·休梅克(Pamela J. Shoemaker)提出的“等級影響理論”(hierarchy of influences)③,任何制度下的媒體報道都會受到不同層面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包括新聞人特征、媒體日常運營機制、媒體機構、社會機構與社會力量、意識形態等。在此基礎上,李喜根教授進一步指出,國際傳播受到傳播渠道、國家關系、國家經濟實力、國際傳播秩序和規則、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國家新聞管控、國家法律政策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不同的影響因素和社會力量在傳播過程中互相博弈,最終生產出的傳播內容是各方影響達到平衡的外在表現。”④

智媒時代的國際新聞傳播教育面臨迫切需要解決的三個問題。第一,如何完善人學教育,確保人機共存時代人的“倫理把關”?第二,如何培養學生的探究和創造性思維,以生產更有創造性的內容?第三,如何建構中國文化自身的敘事,以尋求中西敘事的對話與溝通?

本文反思當前國際傳播教育的缺失,建議將人學教育、協作教育和中國敘事學教育融入國際傳播教育當中。

人學教育

孟子是最早把教育二字連起來用的人。《孟子·盡心篇》提到,君子有三種樂趣,父母健在,兄弟也沒有什麼災病事故,可以躬行孝悌,這是第一件快樂的事情﹔為人處事合乎道義,上不愧對於天,下不愧對於人,對得起自己良心,內心安寧,這是第二件快樂的事情﹔第三件快樂的事情就是得到天下的優秀人才而教育他們。

從教育二字的漢字結構來看,教育就是培養人的良好品德。教,象形字,古文字形裡,像手持教鞭抽打孩子,令其聽從長輩的教誨。故《說文解字·教部》說:“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象形字,古文字形裡,像婦女生產之狀,有子倒出,羊水四濺,表示生育。《說文解字·雲部》說:“育,養子使作善也。”“育”的篆書字形是個顛倒的“子”字,表示為人子而不孝。古人認為,不順從的孩子尚且教育,何況是順從的孩子呢,更當教育。從此看出,培養人的良好品德是中國傳統教育的根本目標,也是中國傳統教育的基本特點。

傳統的人學教育有五種方法。“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有像及時雨滋潤養育的,有幫助養成品德的,有幫助發展才能的,有解答疑問的,有(靠品德學問使人)私下受到教誨的。

人學教育不僅是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問題,也是當今智媒時代解決“人學空場”問題的迫切需要。人工智能不可能進行倫理思考,越來越多的學者看到人工智能中存在的倫理問題。在新聞傳播領域,智媒技術已經帶來一系列的傳播倫理問題。正像彭蘭教授所指出的,隱私權和被遺忘權、信息繭房、信息鴻溝、虛擬與真實的邊界等倫理問題都需要人文觀照﹔韓鴻、彭璟也對人工智能算法機制缺乏把關而助推了假新聞的泛濫表示擔憂。⑤作為工具,人工智能技術不能自動引導新聞傳播秩序和理性,可能會造成“意見自由市場”的混亂。未來傳媒行業人機共存,人的“倫理把關”作用將愈顯重要。“人工智能必將改變世界,但不會改變媒體的基本邏輯,即以人為中心進行信息傳播和輿論引導。”⑥

協作教育

人工智能在媒體中已開始應用。2016年裡約奧運會中,騰訊的協作機器Dreamwriter撰寫了3000多篇新聞報道。如今,應用人工智能報道的相關詞匯層出不窮,比如數據新聞(data journalism)、計算機輔助報道(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計算新聞(computational journalism)、機器人新聞(robot reporting)、自動化新聞(automated journalism)、開源新聞(open-source journalism)、 算法新聞(algorithmic journalism)等。這意味著新聞內容生產將進入更為廣闊的領域,帶來新的可能性。

但在實踐中,人機協作受到關注。國內的今日頭條,國外的Facebook、Twitter、YouTube、Snapchat、Instagram等均開始大批招聘人工編輯,參與內容審核,依靠人類從已經篩選過的大規模內容中選擇最好的內容進行推薦。這對以技術優勢為自身定位的科技公司來說是一個巨大轉折﹔同時,學者也開始關注算法過程中的人機協作,而不僅從技術的角度來討論算法對新聞內容生產與流量分發的影響。可見,在信息爆炸時代,內容推送不能隻憑算法或人工編輯,而需要把算法推薦和人工編輯優勢結合起來,從而提供個性化、精准化的高質量推送服務。

人工智能催生了媒體發展新業態。媒體人從簡單重復性的工作中解放出來,與互聯網、人工智能技術深度融合,協同創新,將更多的精力釋放到更有創造力的內容生產上。新聞傳播教學目標和教學方式也將隨之改變。協作教育方式符合當前需要,應該加以重視。協作教育提倡師生合作,重視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能力的培養以及個性的健康發展,主張取消分數而以發展學生的自我認識、主動性和積極性為目標等。具體到課堂上,協作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積極動腦、認真思考、踴躍發言的習慣,鼓勵學生真正參與課堂教學,主動探究新知,並把自己的探究過程用語言表達出來。

協作教育方式產生於協作教育理論。它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蘇聯的重要教育理論,受西方羅杰斯(Carl R.Rogers)等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及教學理論的影響,主要代表人物是蘇聯著名教育心理學家阿莫納什維利。當時,蘇聯教育實踐以教學大綱為本,隻注重傳授知識、技能和技巧,往往忽略對學生態度、興趣和能力的培養﹔同時,教學以教師為中心,教師發揮權威和主導作用,往往忽略學生一方。在此歷史背景下,阿莫納什維利等教育家提倡協作教學方法,鼓勵學生獨立鑽研、主動進取。

協作教育本質上也是主體的生成和建構過程。根據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鏡像理論”,通過他者可以反觀主體,而主體也隻能在與他者認同的交互過程中確立起來。換句話說,主體是交往的產物,是社會交往建構出來的。在照鏡子前,嬰兒還沒有確立一個“自我”意識。從鏡像階段開始,嬰兒就確立了“自我”與“他人”之間的對立。換句話說,嬰兒隻有通過鏡子認識到“他人是誰”,才能夠意識到“自己是誰”。“他人”的目光也是嬰兒認識“自我”的一面鏡子,“他人”不斷地向“自我”發出約束信號。在他人的目光中,嬰兒將鏡像內化為“自我”。

協作教育可以提升學生主體意識以及與他人的交往能力,並在此過程中培養探究思維,提高批判性思考能力、創造能力、創新能力、創業能力,以及人機合作能力,更好地應對人工智能、5G、AR和VR、可穿戴設備、傳感器等技術。

中國傳統教育的基本特點是“重視道德的培養,而忽視才能和技能的訓練﹔重視師生間的承襲而忽視創造和發明﹔它的基本目的是培養統治階級所需要的各級官吏,而不是建設國家的各種人才。歸納起來說,中國傳統教育是教人怎樣做人,而不是教人怎樣去創業,怎樣去開拓前進,怎樣去創造社會,這樣一種教育思想可說是源遠流長”⑦。從此意義上講,協作教育可以彌補中國傳統教育中創造思維的缺失。

中國敘事學教育

依靠強大的人工智能技術,西方文化敘事的擴散性會更廣闊,也會更深入更精准,面對西方的話語壟斷,我們的國際傳播需要建構自身的文化敘事和話語體系,開辟中國與世界交流和對話的新境界,推動建構全球信息傳播新秩序,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為此,國際傳播教育應該開設中國敘事學課程,重溫中國經典哲學思想,教會學生用“一多不分”的話語講述中國故事。

“一多不分”宇宙觀是哲學家唐君毅教授首先提出的,與以假設為基礎的西方形而上學和認識論形成鮮明對照。唐教授將“個別”與“整體”之間特有的相互依存的全息性關系視為中國文化對世界文明的杰出貢獻。美國夏威夷大學的安樂哲(Roger Ames)和田晨山教授發揚繼承了唐教授的觀點,以此詮釋中國哲學的內涵,帶領世界重讀中國經典。

安樂哲教授認為,西方思想文化的本質是“一多二元”,而中國思想文化的本質是“一多不分”。在“一多二元”中,“一”代表主宰一切的上帝,決定宇宙的秩序﹔上帝創造了世間萬物,即為“多”。“一”與“多”之間以及多個獨立個體之間的關系是對立的,即所謂“二元”。

相比之下,“一多不分”是另一種話語體系。“一”和“多”指自然宇宙、社會萬物以及人與人之間是相通、互變、互系的,渾然一體﹔一內含於多(萬物)之中。比如,四季既是分明的,又是互相延續的。“一”與“多”是互含不分的,因此稱“一多不分”。簡而言之,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是內在聯系在一起的,難以分開,彼此都是對方存在的條件。換言之,“沒有上帝對自然世界的主宰性,卻有萬物互系不分性”⑧。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例。

首先,從這個詞組的英文翻譯中,就可以比較中西差異。“人類命運共同體”一般翻譯為“community of(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意思變成了“共享未來的人類共同體”,“命運”兩字沒有翻譯出來。因為英文“destiny”或“fate”與中文的“命運”含義不同。Destiny或fate有“命中注定”的意思,而且有命運由上帝決定的含義。在中文裡,“命”指特定對象,是先天賦予的本性,這是個定數,而“運”是一個變數,表示時空轉化,人生窮通變化。所以,常常說“命已定,運可改”,運氣到,命運隨之改變。這裡含有通變思想,即通則不乏,變則可久,這是中國文化的精義之所在。萬物相通,一多不分,渾然一體。

其次,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上,中西敘事也是有差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質是認同世界文化差異,並在此基礎上尋求“理解、交流、合作”。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教科文總部的發言中說:“當今世界,人類生活在不同文化、種族、膚色、宗教和不同社會制度所組成的世界裡,各國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中國古人就對事物的差異有深刻理解。在《道德經》第29章中,老子就寫道:“夫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世間事物與人性情不一,有的前行,有的隨后,有的緩和,有的急躁,有的強健,有的羸弱,有的自愛,有的自毀。所以,古人提倡“和而不同”(harmony of differences或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習主席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化交流對大家有益。”

從字面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相當於西方的“地球村”概念。“地球村”是上個世紀60年代最早由加拿大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提出的,成為西方全球化的萌芽。因為文化差異會帶來“文明的沖突”,所以西方全球化試圖倡導西方主導的“共同價值”,以經濟一體化推進政治一體化,最后消除地域界限,消滅文化差異。舊體系的崩潰,新的體系建立。

可以看出,“地球村”是“一多二元”的西方敘事﹔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典型的“一多不分”的中國敘事。“人類命運共同體”貫穿了“一多不分”的中國宇宙觀。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用“一多不分”的思想講述中國故事,用“一多不分”的思想建構中國話語體系。

中國文化敘事都是源於“一多不分”的宇宙觀。“天地皆相通”“天人合一”,“中華文化不是把‘人’設為不可改變本質性的(being),而是人人聯系不分的‘做人過程’(becomings)”⑨。在與西方敘事的互鑒中,田辰山教授梳理出了貫穿中國故事的“以關系為本”或“以道為本”的大道至簡的紅線。“中國故事講的是‘以關系為本’,‘以道為本’,張揚的是一多不分天地人、格物致知、通變思維以及崇尚‘中和’。”⑩

與西方相比,中國傳統價值觀有三個明顯特點。第一,從關系出發,以關系為基礎去思考問題,追求和諧、和而不同,不崇尚個體性或一己主義﹔而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都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從個體出發的。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裡,自由不是毫無約束的個人自由,而是充分享有家庭參與、大家參與和社會參與的機會,平等是人民的、社會各個階層的平等﹔民主是各個階層的民主。第二,鼓勵競爭,但更崇尚互助。第三,不擔心財富不多,但擔心分配不均。

安樂哲教授說:“‘一多不分’觀為儒學和中華文化內核﹔期待新世界文化秩序的呈現,需以儒學‘一多不分’的意識增強人類命運共同感,領悟從‘一多不分’文化視野去理解中國與世界未來的途徑。”

注釋:

①《人工智能來了!未來最易被取代和最不會失業的十個工作崗位》,搜狐網,http://www.sohu.com/a/201641216_397412,2017年11月1日

②李程程:《對話MIT Media Lab聯合創辦人:人工智能面臨道德困境,公眾正喪失科學信仰》,鈦媒體,http://www.tmtpost.com/2922349.html,2017年11月20日

③【美】Stephen D.Reese and Pamela J.Shoemaker [M],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 on Mass Media Content,Longman Publishers USA,1996

④李喜根 劉洋:《國際新聞報道研究的理論框架和視角》﹝J﹞,《新聞記者》,2013年第9期

⑤看傳媒:《智媒時代需要怎樣的新聞傳播人才?》,東方頭條網,http://mini.eastday.com/a/180925000419898-2.html,2018年9月25日

⑥陳力丹 王敏:《2017年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十個新鮮話題》﹝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年第1期

⑦程裕禎:《中國文化要略》﹝M﹞,外語教學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4-165頁

⑧⑨⑩卞俊峰:《豁然:一多不分》﹝M﹞,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頁、第130頁、第126頁、第19頁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執行院長、教授)

(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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