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2019年第5期

【摘要】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推動中國文化轉型的一個重要階段，報紙在五四運動時期發生了巨大變革。副刊成為五四時期報紙的一種風潮，五四時期四大副刊的內容、版面、風格、作用和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仍對當今報業副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五四時期﹔四大副刊﹔《新青年》

一、引言

中國報紙的最初期，是沒有副刊的。多年以后，有的報紙在版面上辟出一小塊，專門用來刊載一些消遣娛樂的作品，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的東西。有的報紙以《雜俎》或是《余興》來命名這樣的消遣娛樂的作品。這些作品內容的標准並不固定，稿荒時用來湊版面，稿擠的時候就選擇不刊登。當時的人戲稱這樣的內容為“報屁股”。

直到19世紀末，1897年11月24日，即光緒二十三年，上海早期的著名報紙《字林滬報》新開辟一版，稱該版的目的在於“遣悶排愁之助也”，被稱為《消閑報》。這版主要刊登的文體包括詩詞、筆記、傳記、笑話等，這便是報紙副刊的開始。

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特殊階段，五四新文化運動奠定了中國文化轉型的現代化方向，給思想文化領域帶來了極大的沖擊。作為一場以重建中國文化和重塑國民性格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變革，對中國報刊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大量的報紙副刊參與並不是一種偶然現象，這是呼應時代的重要表現，也是五四時期中國報業發展的歷史選擇。《新青年》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此后，中國報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鼎盛之態，多家報刊在此時都增開了副刊。從五四時期報紙的格局來看，副刊承載了一項重要的任務——傳播新文化，同時也是傳播新文化的最好選擇。副刊作為報紙主刊的衍生物，和報紙的主刊存在功能互補的作用。[1]同時，五四時期的中國報紙進入了新聞時代，以新聞為本的新聞思想在報刊界佔據主流地位。[2]另外，報紙以副刊傳播新文化，也是保障自身生存的需要。

在這段時間內，我國出現了最具代表性且影響力極大的四大副刊：北京《晨報》的副刊《晨報副鐫》，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上海《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和北京《京報》的副刊《京報副刊》。

北京《晨報》為《晨鐘報》的前身，於1916年8月15日創刊，由進步黨人劉鑒擔任經理，是以梁啟超、湯化龍為首的進步黨政客的機關報。《晨報》在創立之時便設有第七版，具有副刊性質，專門用來刊載學術演講、小說、小品、詩歌以及其他具有文學性和思想進步特質的內容。1919年2月7日起，李大釗攜其初步共產主義思想加入《晨報》參與編輯，在刊物中增設了“自由論壇”“譯叢”“劇談”等板塊。1921年10月12日，《晨報》在魯迅的支持和指導下，對第七版進行改革，使其單出版4開單張，作為晨報附刊。魯迅將其命名為《晨報附鐫》，后有《晨報副鐫》。該刊於1928年5月停刊。

《新青年》將五四運動的新思潮從北京傳播到了全國，上海的各派報紙受其影響，此后副刊隨之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景象。其中在上海開先河的是《時事新報》。上海的《時事新報》原為資產階級改良派報紙，辛亥革命后成為研究系在上海的機關報。因機構原因，其政治立場較為保守，《時事新報》的副刊有很多，如《學燈》《社會主義研究》《文學旬刊》等。《學燈》是一種綜合性副刊，於1918年3月4日創刊至1947年2月24日停刊期間經歷過多次改革。它的出現成為實際意義上的副刊改革的先驅。

《覺悟》由邵力子於1919年6月16日創辦，在“五四時期”的四大副刊中，《覺悟》堪稱最杰出的副刊。在創辦之初，它就表現出了初步的社會主義傾向，在各個戰線，如思想戰線和文化戰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20年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后，《覺悟》在該組織的影響下變成宣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陣地。1925年改由惲代英主編，聚集了共產黨人的許多文章，都表現了很強的戰斗性。1925年12月《民國日報》遭到國民黨右派的完全控制，逐漸失去了它的進步作用。

雖然《京報副刊》創刊時間比較晚，持續時間也較短，不足兩年，卻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京報副刊》創刊於1924年12月5日，由孫伏園主編。1926年4月，因著名報人邵飄萍遇害，《京報》被封，《京報副刊》因而停止發售，共出版477期。

筆者將選取上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四大副刊進行分析研究。

二、內容革新：思想性與趣味性兼顧

五四時期的副刊，擁有龐大的作者團體。據相關統計，《晨報副鐫》擁有作者97人，《覺悟》擁有作者73人，《學燈》也擁有60名作者。[3]魯迅、李大釗、冰心、郁達夫、周作人、瞿秋白、林語堂等人都活躍在四大副刊中。這些作者備受新文學的浸染，給副刊的內容帶來了巨大的革新。

五四運動期間的四大副刊，在內容上具有一定的共同點，都以刊載有關學術和社會問題的內容、對於社會思潮的評論、研究論壇的內容、名著、新文藝作品的譯述、學術界消息和通訊文章等為主。每一種副刊對內容的分欄存在一些差異，但大體保持一致。

以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三十一日版的《晨報副鐫》為例，分為“講演錄（《地球和生物化的進化——第十講：人類自然史》）”“地質淺說（《煤層怎樣生成》）”“小說（《家居》）”“詩（《與勞君展、魏璞完、吳佩如三女士游拉風登》）”“衛生淺說（《病原論——第二類：內臟虫類》）”和“論壇（《聽了陸軍軍醫全校長演說之后》）”六個板塊，分居在刊物的前三版。除去上文提到的六種板塊外，《晨報副鐫》還設有“電影”“游記”“通訊”“科學談”“星期講壇”“劇談”“評述”等板塊。

1919年7月至1922年2月的《學燈》正式設置評壇、講壇、研究、討論、譯述、科學叢談、文藝、教育狀況、隨筆和青年俱樂部十大板塊。

從1920年2月到1923年3月，《覺悟》常設欄目：第一版包括評論、演講、談論、討論，第二版包括科學、譯述、選錄、問題研究、社會調查，第三版包括詩歌、小說、戲劇、文學研究、專載，第四版包括通信、隨感錄。

《京報副刊》作為一份綜合性刊物，在哲學、歷史、經濟、倫理、宗教、自然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所兼顧。

相比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晦澀難懂的報刊內容，這個時期的副刊文字內容比較輕快，很易理解。《晨報副鐫》在孫伏園擔任主編期間，主刊逐漸失去進步作用，孫伏園繼續致力於發展新文學，認為“副刊是學術性的但又比較趣味化”[4]。孫伏園將這種思想也運用在《京報副刊》上，他很重視副刊的綜合性功能，主張小說、短詩、短劇、游記、文藝散文，乃至各種小品的零碎“斷片”，都應該出現在報紙副刊上，使之豐富多彩。雖然從刊載內容的比例來講，《晨報副鐫》和《京報副刊》與《學燈》和《覺悟》存在區別，前者更多地刊登文學內容，后者更注重社會問題和學術探討。

副刊在內容上不僅起到了與主刊內容互補的作用，同時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播和發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版面改良：簡單明了、與主版對比鮮明

版面上，五四時期的這幾份副刊擁有相近的分欄方式。《晨報副鐫》和《覺悟》皆為自上而下的四橫分欄，《學燈》為由上而下的五欄，《京報副刊》則較為復雜，大體也是自上而下的三欄版，都與其主刊形成鮮明對比。《晨報》《時事新報》《京報》和《民國日報》多以自上而下排版為主，在版面的視覺效果上給人以正式嚴肅的感覺，在分欄的形式上也並不固定，會使用右上或中間為視覺中心的方法刊登重要的新聞內容。相比之下，副刊的排版方式簡單明了，減輕了視覺上的壓迫感，使讀者在閱讀時的感受更加輕快。就版面語言而言，這幾份副刊在布局上《晨報副鐫》每刊均有四版，前三版刊登文學和科學等作品，第四版為廣告等其他內容。在連載外國作家小說或有關外國名人的內容時會插入畫像等元素。《學燈》擁有十分細致的欄目分類，為進步知識青年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建筑了新文化建設的公共討論平台。自1920年后，《覺悟》使用8開、4張單頁，買報即送，后響應受眾需求，將每個月的內容總結成一本，單獨發行。此外，部分副刊還開設征文和與讀者交流的欄目，增強讀者與編輯的互動，及時了解讀者的需求和讀者的思想進程，為副刊的進步提供了不小的幫助。

副刊在頁數上遠遠少於主刊的數量，便於印刷發售，是五四時期用於傳播新文化、推動思想進步的最佳渠道，這是中國報業史必然的選擇和變革。

四、風格特點：具有藝術性的同時不失思想性和時代性

（一）藝術性方面

綜觀五四時期的副刊，《京報副刊》和《晨報副鐫》相較於其他兩個副刊來說更注重對文藝作品的刊載，表現出更強烈的藝術性。《京報副刊》雖作為一份綜合性刊物，但主要還是側重於文學作品的刊載，它的詩歌、散文、劇本等作品為眾多讀者津津樂道。在文藝創作上，其強調文藝和生活要緊密結合在一起，沒有脫離文藝的生活，也沒有脫離生活的文藝。因此，《京報副刊》的作品大部分都比較嚴肅，諷刺意味濃厚，在各個方面反映與揭示社會矛盾和人物的內心世界，其主要題材是小資產階級青年的生活，對五四時期一些青年群體的苦悶心理進行深入細致的刻畫，但是缺少人物性格的描寫，一般只是直抒胸臆。在五四時期，《晨報副鐫》分別經歷了兩位編輯之手，李大釗和孫伏園。在李大釗時期，《晨報副鐫》以刊載新文藝作品為主，在魯迅、冰心、徐玉諾、郁達夫、瞿秋白、林語堂等大家的支持下，刊載了一批文藝性強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了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和冰心的兩組小詩《繁星》與《春水》﹔孫伏園時期繼續致力於發展新文學，十分注重刊物的知識性和趣味性，所以大量刊登了科學類、文藝類作品，既具有文藝性又不失實用性。

（二）思想性方面

在五四時期，四大副刊或多或少都具有新文化運動所感染的新思想，而《學燈》和《覺悟》在思想性方面體現得淋漓盡致。五四時期，郭虞裳、宗白華、李石岑、鄭振鐸先后擔任《學燈》的主編，並於1919年登出其宗旨，表示刊物將刊載有關學術和社會問題的內容以及對社會思潮的評論，將《學燈》定位為革新思想、促進文化的刊物，認為教育要順應世界潮流，發展以人格為主的教育，反對抄襲和固執不化的教育制度，提倡創造活潑朴實的學風。可見其非常具有對社會大環境的思考和批判意識，走在了思想教育的前沿。《覺悟》在邵力子創辦之初，就表現了初步的社會主義傾向，比如《覺悟》大量介紹革命理論，對推進新文化運動和改革社會風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五四時期，《覺悟》堪稱最杰出的副刊，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地位，主要原因就在於它站在思想戰線的最前沿，關心現實思想政治斗爭，在四大副刊中是最具馬克思主義傾向的一個，具有強烈的無產階級的戰斗意識。

（三）時代性方面

在五四運動這個特殊的時期，四大副刊不可避免地具有那個時代的光芒，閃現著沖破舊社會舊制度的理性之光。比如，上海《時事新報》提出用科學解剖原有文化，提倡中西結合，中國哲學結合西方科學，融合成為自己獨有的新文化，同時順應世界潮流，積極融入國際世界，表現出時代性。但是，最具有時代性的副刊非《覺悟》莫屬。首先，它在思想戰線和文化戰線等各個戰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在五四期間，其站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立場上反對封建主義，宣傳新文化，表現了比正刊更為激進的觀點。最具影響的是公開答復青年的來信，充滿了青年真實的心聲，比如對婚姻不自由的控訴、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對封建禮教等。中共上海組成立后，《覺悟》慢慢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園地，這也使其在四大副刊中走在了時代的前列。

五、推動了五四運動的發展

副刊對推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起著獨特的作用。一方面，這是中國報業發展的歷史選擇，因為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副刊是報紙得以生存發展的關鍵因素，副刊辦得好，才能擁有讀者群，才能帶來銷量和經濟效益，從而維持報社的正常運營。另一方面，五四運動作為當時的熱點話題，被副刊加以反映和評論，傳播新思想和新文化，批判舊社會、舊思想，這是時代的選擇。時代和副刊的化學作用共同推動著五四運動向前發展，四大副刊所發揮的承擔社會責任、引導輿論、啟蒙思想的作用也尤其明顯。

《晨報副鐫》的誕生和發展，對促進當時社會的思想解放、推動新文學的發展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就對其他副刊的影響來說，《時事新報》和《民國日報》受到《晨報副鐫》的影響，對副刊的內容和版面進行改進，取得顯著效果，並激勵了其他報紙副刊的改革，從而推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此外，《晨報副鐫》在李大釗的指導下，於1919年專門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為廣大讀者群體介紹馬克思主義論著及社會主義文章，如《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勞動與資本》等，使得馬克思主義思想得到廣泛傳播，擴大了社會主義陣營，從而把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而《學燈》的出現成為實際意義上的副刊改革的先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它始終堅持文化本位的思想革新，對於配合五四新文化運動起到了推動作用。此外，《學燈》非常重視對民眾的思想進行啟蒙式教育，並且循序漸進，在某種程度上為五四運動源源不斷地輸入了思想方面的新鮮血液。

總之，在五四時期，四大副刊不約而同地刊發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熱情地歌頌十月革命，鞭撻黑暗社會的腐朽落后，倡導社會主義運動青年提高自身修養，改變看世界的方式，並向他們介紹世界先進知識分子的著作及新文學作品，以上的一系列做法，對改變當時報刊上充斥著風花雪月消遣式作品的現狀，起到了重要作用。

六、借鑒與啟示

五四時期的副刊對當今報紙副刊的發展提供了很多具有借鑒意義的方式方法以及辦報思路，為當今副刊的創新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一）具有受眾意識，加強編輯和讀者的交流溝通

在這個時期的副刊之中，最具有受眾意識的莫過於《覺悟》，其之所以躋身“四大副刊”之列，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其對受眾的重視，關心受眾所關心的問題，並積極為受眾服務。再一個就是《覺悟》對自己的讀者群體有鮮明的定位，它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專門針對具有新思想的青年群體和有革命需要的工人階級，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放棄了陽春白雪的文人雅士之流，在主要讀者群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讀者黏性很強。

著名編輯邵力子格外重視與讀者的直接溝通，面對讀者的來信，邵力子大部分都親力親為，細心答復讀者來信，以至於讀者在來信中都親切地稱呼他為“力子，力子啊”，仿佛在對某個親密友人訴說著內心的苦楚和對整個舊社會的不滿。這在現在是非常難得的事情，現在的編輯都不重視與讀者交流，常見的是形式上的官方回復，有的甚至干脆不搭理讀者，這怎麼能夠對副刊的發展做出貢獻呢？

（二）關注現實問題，雅俗共賞的同時承擔社會責任

《覺悟》的副刊不同於副刊的一般功能，主要是刊登一些文人雅士的小格局文章，時刻關心社會現實問題，並積極主動地介入其中，企圖為弱勢群體發聲，維護他們的利益，得到了一大批尋求革新的底層階級的踴躍響應，對社會進步產生了積極影響。因此，當今副刊也應該多關心時政，關心現實問題，這樣才能產生讓人民看重的公信力。

《京報副刊》《晨報副鐫》和《覺悟》相比較，最大的特點在於它們更偏重於刊載文學作品，但是，這並不能說明它們就不需要承擔社會責任了。相反，《京報副刊》以一種隱性的方式旁敲側擊地攻擊著舊社會的種種問題，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並通過文學藝術的手法加以潤色，能夠更直擊人內心深處，特別是魯迅《莽原》中的許多文學作品，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讓我們感受到舊社會的黑暗。《晨報副鐫》在孫伏園擔任主編期間主要刊載新文學作品，這些新聞學作品在不失知識性與趣味性的同時，更是以社會批評為特色，扎根於社會現實問題的提出，並嘗試提出解決之策。文學作品和現實新聞報道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它的保質期是很久的，就像酒一樣，歷久彌香，值得細細品味。此外，文藝作品還必須雅俗共賞，具有趣味性，這樣才能吸引受眾。這對於今天的一些隻刊登無病呻吟的副刊來說是一劑良藥，文藝不能僅僅是文藝，不能借著售賣情緒焦慮而拉攏受眾，傳播積極正能量的思想才是正道。

（三）編輯思想必須鮮明，注重副刊的靈活性和多樣性

《京報副刊》的主編孫伏園具有鮮明的編輯思想，正是這個原因，才使其具有鮮明的刊文特色和穩定的讀者群體，並且在副刊市場上脫穎而出，一躍躋身“四大副刊”之列。相較於今天某些副刊編輯像無頭蒼蠅似的沒有目標地刊發副刊文章，並且頻繁地更換編輯思想以獲取更大的受眾市場，孫伏園在創刊之初就確認了一套編輯思想，並堅定地貫穿其中，以不變應萬變，樹立副刊品牌和權威，從而獲得巨大反響，值得當今編輯學習。

《京報》的副刊之所以受到讀者的喜愛，不僅僅在於內容上的通俗易懂和富有趣味性，還在於它旗下有很多副刊，滿足了讀者多樣化的需求。《京報》以最大的綜合性副刊《京報副刊》為中心，它的周邊圍繞著諸如《顯微鏡》等許多小型副刊。此外，在中心的外圍，《京報》還陸續出版了其他文學性刊物，比如《莽原》《兒童周刊》《文學周刊》等，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其中由魯迅編輯的《莽原》對舊文化和舊社會進行批判和諷刺，在文學性刊物中具有重要地位。此外，五四時期《學燈》的綜合性也得到了強化，通過全面細致的欄目設置，知識階層的人可以進行交流，構建了新文化建設的公共論壇。因此，當今副刊也不要僅僅局限於一種，多刊發幾種小型副刊，多設置一些細致的欄目，這樣不僅能吸引新的讀者群體，還能留住舊的讀者。

（本文受中國傳媒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

參考文獻：

[1]姚福申，管志華.中國報紙副刊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7.

[2]黃旦.“耳目”與“喉舌”的歷史性變化：中國百年新聞思想主潮論[J].新聞記者，1998（10）：54-55.

[3]謝慶立.攪活一池春水：論五四時期副刊文化主體與副刊文本建構[J].青年記者，2008（4）：76-77.

[4]孫伏園.魯迅和當年北京的幾個副刊[N].北京日報，1956-10-17.

（何艷為天津體育學院運動與文化藝術學院副教授﹔於佩琳為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彭曦陽為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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