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光明日報“相識”，有將近50年的歷史。時代背景不同，人生風景不同，感受體悟也不同。

　　1963年9月，我來到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讀書，對於一個偏好於“寫作”與“研究”的人來說，一邊學習，一邊寫作，一邊給報紙投稿成了我的習慣。那時，光明日報有個史學版，經常發表一些名家作品。我常讀也常寫，還在上面發表過文章，並且慕名到永安路的報社舊址參觀過。

　　1978年改革開放前夕，我從內蒙古自治區牙克石林業管理局調入原國家計委工作，主要負責宏觀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實現了地域、專業、行業的跨越。此時，我國思想理論界也在發生著轉變，正掀起一場關於真理標准的大討論，而源起正是光明日報在1978年5月11日刊發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從此，一份報紙與國家同步伐、與人民同呼吸、與時代同奮進，成為學術探討、互鑒的重要平台。

　　1984年3月11日，我在光明日報發表《略談計劃體制改革的客觀依據》，全面論述了計劃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依據，並且提出推進改革的意見。在經濟體制改革正由農村轉向城市、由企業改革轉向宏觀經濟改革的關鍵節點上，這篇文章的發表在當時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同年12月，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了我與他人合著的《計劃體制改革問題論爭》一書，以此為標志，我對中國改革的研究步入了新的階段。

　　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第一次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打開了我國經濟、政治、文化改革發展的新局面。2年后，我調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擔負起鄧小平經濟理論研究的編寫工作。1998年，為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我撰寫了論文《論學習和掌握鄧小平經濟理論》，全文發表在1998年12月4日的光明日報上，后來作為首篇文章被集納入《改革開放耕耘錄》一書。文章強調在學懂弄通重大創新理論方面下功夫，並且深入辨析了貫穿於鄧小平經濟理論中的幾對基本關系。

　　我一直堅信，不刻苦學習、堅持學習是不行的，沒有不怕吃苦、不怕困難的精神也是不行的。這是我一以貫之的治學理念，也與光明日報引導知識分子樹立高尚人格風范、培育深厚學術素養的優良品質相契合。回望幾十年的人生經歷，“研究問題”和“起草文件”始終是我工作的“主旋律”，在工作中學習，在學習中工作，是我終生受用的習慣。黨的十八大之后，我的退休生活開始了，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型智庫建設之中，從此開啟了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生涯的“金秋時節”。

　　2015年1月20日，中央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2月2日，我在光明網演播室為網友做了一場題為《乘東風、抓機遇，加快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解讀。在智庫建設方面，我與光明日報有了更多交集：2016年，我被光明日報評選為“年度十大智庫人物”﹔2017年4月18日，光明智庫正式揭牌成立，我被聘為光明智庫學術委員會主任﹔在光明日報攜手南京大學共同舉辦的“2017中國智庫治理暨思想理論傳播高峰論壇”上，我做了《新時代開啟新征程新使命呼喚新作為》的主旨演講。

　　這段時間與光明日報密集性的往來約有六七次之多，光明日報的採訪報道也記錄了我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和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社會學院三個智庫的探索歷程。近年來，在光明日報發表的《實現美好宏圖 牽手復興偉業——讀〈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治理的新進展》《著力打造新時代社會治理的新格局》等文章都寄托著我對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的思考。

　　作為黨的理論推進者、人民事業的助力者、中國道路的詮釋者、新型智庫的建設者以及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的良師摯友，光明日報始終保持敏銳的洞察、遠見的卓識和勇於擔當、敢於創新的精神，站在時代之潮頭，發思想之先聲。借此機會，我寄語光明日報：堅守光明初心，再創輝煌未來。以此獻上我的祝願與祝福。

　　 （作者：魏禮群，系國務院研究室原主任、黨組書記，光明智庫學術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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