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算法使信息繭房在形式上顯性化

　　算法推薦不一定導致所謂“信息繭房”

　　信息繭房並非新現象，在傳統媒體時代已有表現，一直延續到智能傳播時代，但推薦算法為這一現象提供了新的形成機制。(見表)

　　表：信息繭房在不同時期的表現

　　到了算法時代，不論是基於內容的匹配，還是用戶之間的協同推薦，都是為了滿足用戶的興趣，在類型上屬於興趣繭房。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執行院長張濤甫教授認為，繭房是人的認知宿命，從來就有，隻不過因算法流行而被我們顯著地“看見”了。相比形式上的被“看見”，從效果角度分析，和社交時代普遍存在的“興趣+關系”雙層繭房不同，推薦算法帶來的繭房效應反而要弱一些，這是因為信息沒有經過太多關系鏈的過濾，推薦內容的選擇范圍要大得多。

　　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院《數字新聞報告》表明：54%的受訪者更喜歡通過算法來獲取信息，而選擇編輯或記者的比例僅為44%，這反映出從整體上看，信息聚合平台上的用戶會比其他用戶獲得更為多元的信息，算法其實能讓用戶接觸到自己不常用的新聞來源。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徐英瑾教授認為，從心理學的角度看，繭房是一個中性詞，人承受信息量總體是穩定、有限的。

　　而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張志安認為，西方一些研究表明，算法推薦的內容也可以做到更加全面、客觀，從實際效果看，很難簡單下結論算法推薦就一定會導致所謂的“信息繭房”。

　　如何破解繭房效應？

　　雖然如此，對算法的繭房效應也要高度重視。即便是僅從市場目標考慮，信息繭房從長期看可能帶來用戶的審美疲勞，降低活躍度和使用率，不利於信息平台的持續發展。要破解繭房效應，就要在兩個方面、三個方向協同發力。

　　一是要優化推薦算法，分為“精准化”和“多元化”兩個方向。一般認為，個性化的“精准”推薦是形成繭房的原因，但從更深層來看，沒有做到真正的精准，才是根本原因。算法大多基於過去的統計關聯來“預測”未來，無法有效預判未知的偶然性因素，也缺乏在心理學層面對背景、意圖、動機等的因果邏輯分析，基於標簽、分類、歷史行為等的推薦還停留在粗粒度，大多基於表面化的特征標簽來推薦。如果算法能做到對更深層因素的透徹分析，發現特定用戶在不同類別內容之間的更細粒度聯系，就可以做到更精准的推薦，既實現了細粒度的個性化，提升用戶滿意度，也做到了粗粒度的多元化、多樣化，破解信息繭房效應。

　　當前，我國頭部智能分發平台的算法模型自動學習積累了數以幾十億的“向量特征”，有助於探索以“精准化”方式化解繭房效應。與此同時，在推薦算法這一“母愛式”的信息供給佔主導的情況下，也需要引入精英推薦、新聞專業主義的“父愛式”傳播，用戶想看什麼和應看什麼要有所平衡。

　　《華爾街日報》於2016年創設了一個“紅推送，藍推送”( Red Feed， Blue Feed)，將Facebook上同類內容的自由傾向、保守傾向的信息並列呈現給用戶，以此提醒用戶其偏向性，並推薦另一觀點相左的內容，幫助用戶平衡、多元化其新聞消費。

　　在國內，今日頭條等主流信息分發平台綜合運用內容消重、打散和對用戶多元興趣的主動探索等策略來消除繭房效應，避免同樣標題或內容的信息重復推薦，避免相同類型、主題、作者等的內容短時間內密集出現，對時政、科技等一些用戶沒有明顯興趣但也沒有表現出排斥的內容主動推薦，引導用戶興趣擴展和關注更多優質信息。

　　二是要促進推薦算法的平衡使用，特別是加強對青少年群體的保護。推薦算法已廣泛應用在圖文、短視頻、在線視頻和商品等各個領域，對推薦內容，成年人有著更強的選擇自主性，但對少年兒童等特殊群體，則需要有更多的關愛和保護措施。

　　針對青少年自控能力差、更容易沉迷和對內容缺乏鑒別力的特點，今年中央網信辦指導組織抖音、快手、火山小視頻等短視頻平台試點上線青少年防沉迷系統，對選擇該模式用戶的使用時間段、在線時長做出限制，隻能訪問青少年專屬內容池，算法還將基於對用戶地理位置和行為的分析，篩選甄別農村地區留守兒童用戶，自動切換到“青少年模式”，有效地保護了青少年信息消費的安全和健康。

　　建立媒介技術發展的“歷史觀”和信息傳播監管的“整體觀”

　　總的看，在信息智能推薦算法時代，需要建立媒介技術發展的“歷史觀”和信息傳播監管的“整體觀”。

　　信息傳播有很強的社會建構功能，人創造技術以滿足自身的需要，技術被創造出來后又塑造著人的生存環境，特別是媒介技術，構成了人類社會的“擬態環境”。由於技術是按照一定的目標和規則設計的，其也遵循某種內在的邏輯運行，具有剛性的環境約束特點，對不同的行為持續發揮著促進或抑制的作用，在整體上表現出某種偏向性。

　　信息智能推薦算法是媒介技術最新的發展階段，體現了全球的趨勢，總體上是進步性的，對滿足個體和社會的需要，促進國家競爭力的提升有重要意義。應鼓勵促進新技術發揮積極的價值，同時也要更有效防控技術失范帶來的社會問題，促進智能分發健康持續、安全有序發展。我國特有的體制機制優勢和在互聯網治理上積累的有效經驗，為實現這一目標提供了底氣和自信。

　　步入互聯網時代以來，至今已經歷三次技術產品邏輯和信息傳播模式的變化，每一次都為網上內容生態的治理帶來新挑戰，但也促進了監管方式的革新。

　　第一次是門戶網站時代，相比傳統的報刊和廣播電視，出現了商業網站這一新的信息傳播平台，為了適應這一新變化，我國探索建立了網絡新聞傳播的資質制度，通過賦予新聞單位時政類信息發布權、商業網站轉發權，既在源頭上確保內容導向正確，又促進了主流價值的廣泛傳播。

　　第二次是社交網絡時代，以微博和微信平台為代表，普通人有了內容創作和發表評論的便利渠道，網民生產的內容很快在數量上佔據了主導，也帶來了魚龍混雜的信息。這一時期，我國逐漸建立了用戶實名、平台責任、技術監管、社會監督等多樣化的治理方式，也將門戶時代的網絡新聞資質管理制度沿用到媒體公號領域，確保新聞單位賬號對時政類信息的發布權，形成了主流引領+多元討論的網上內容生態。

　　第三次是智能分發時代，是人們正在經歷的過程，推薦算法為網上議程設置、內容把關帶來了新挑戰，個人的信息獲取和交流互動也產生了新變化。在智能分發時代，之前的互聯網管理經驗、機制和有效做法應予以更有效的執行，還要借鑒此前有效的做法，以符合算法特點、價值和規律的方式，在新的傳播環境下轉化運用，以促進人工智能時代信息傳播的健康發展、安全發展。

　　作者 字節跳動公共政策研究院 袁祥 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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