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私營報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動因考察
摘 要:新中國成立之初,對私營報紙的社會主義改造關系到中國共產黨對新聞宣傳工作的領導。本文通過梳理私營報紙改造的歷程,探討其改造的原因,認為私營報業在新環境下經營的困頓、辦報思想與新政權要求不符以及黨管新聞制度的確立,都直接決定了私營報紙必然走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私營報紙的社會主義改造既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意識形態領域必須盡快統一的必然要求,其成功的改造又對新政權的鞏固、社會的穩定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關鍵詞:私營報紙﹔社會主義改造﹔黨的領導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8-0000-04
一、研究背景
新中國成立之初,盡快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地位,為接下來的經濟建設掃清思想障礙是擺在執政黨面前尤為迫切的問題。新聞媒體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對待城市中的私營報紙關系到黨對新聞宣傳工作的領導,已在制定新聞政策的考量中,如何對待非共產黨的所有報紙是重中之重。一份重要的文件——《中共中央關於新解放城市中中外報刊通訊社處理辦法的決定》在1948年底發布。文件指出,報紙的生產是階級、黨派與社會團體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因此相比於私營工商業的改造,私營報刊和通訊社,應該採取不同的政策。除此之外,這份文件還認定在新近解放的城市裡,隻有極少數的報紙是進步的,應該支持其復刊。這樣的表述是被認為是黨對待新聞業(報業)的原則框架范圍。
二、私營報紙社會主義改造的展開過程剖析
(一)香港《華商報》關於私人辦報的政策討論
《中共中央關於新解放城市中中外報刊通訊社處理辦法的決定》一經發布,在報人中產生了很大的震動,已在香港的《新民報》社長陳銘德就向夏衍發出“《新民報》還允許存在嗎?”,后者當時主持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澳門的工作。作為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發聲機關—《華商報》則邀請旅港新聞界人士在該報展開討論。
這場持續了一個多月的爭論,前后在該報發表了討論文章6篇以及一個編者按。《新中國的一個抉擇——財主的新聞自由?還是民主的新聞自由?》、《新中國的辦報問題》和《不容許私人辦報》三篇文章全面否認私營報紙存在的價值。而另一篇文章《新聞自由與私人辦報——與劉尊棋先生商榷新中國應否允許私人辦報》卻認為全國解放后,應該允許私人辦報、辦刊﹔《論新聞出版自由》一文則旗幟鮮明的認為隻有允許私人辦報,才能永久保証新聞自由。《新國家與新報紙》則認為私營報紙隻能在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存在。除此之外,2月6日《華商報》的編者按,表示即便是今后允許私人辦報也僅僅是允許其存在,私營報紙絕不可能和黨的報紙獲得同等的發展,而且私營報紙的趨勢一定是先集體化再社會化,最終國家化。這樣的編排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此刻新政權對待私營報紙的態度。
(二)私營報紙的社會主義改造拉開帷幕
討論歸討論,隨著戰事的勝利,這樣的問題實實在在的擺在新解放城市接管委員會的面前。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天津市軍管會展開了對天津《大公報》的改組和易名。2月27日,利用原《大公報》天津館的全部財產,天津《進步日報》出版了。天津《大公報》的易名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時任該報總編的王芸生在知曉這一情況時,正在去往北京參加新政協會議的路上,沮喪、焦慮的心情沖淡了他參加新政協會議的喜悅,甚至萌生了自殺的念頭[1]。這種實行徹底“革命”的方式也引起西方尤其是英美新聞界的一片嘩然[2]。這種做法遭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評,中共中央清醒的看到,明確的決斷,如果要應對現有的局勢必須有計劃的布局保留一批私人辦報。在天津大公報更名事件之后,黨中央嚴令其他城市杜絕對私營報紙採取禁止出版的一刀切做法,而是首先對私營報紙進行准確的判斷,嚴格按照報紙登記許可出版的要求,判斷其性質是反動的亦或是進步的,還是中間的?就私營報紙最集中的城市上海為例,被定性是反動報紙的主要有《申報》、《新聞報》、《益世報》、《立報》,上海解放后,該市軍管會立即接管了這些報紙,《文匯報》被看作是進步報紙、《新民報》是中間報紙、《大公報》有天津教訓在先,都拿到了新政權頒發的許可証。
雖然政策上允許私營報紙一邊繼續出版,一邊進行登記許可,然而經營的困頓或屢屢違規卻直接導致了部分私營報社干脆關門。當時新聞總署研究室對全國的報紙進行了統計,截至1950年2月28日,明確標注為私營性質的報紙尚有55家,到了1950年年底,就有至少13家報紙主動或被動停刊,形成了一個民營停刊的高峰。這一年私營報紙紛紛關張的原因要麼是屢屢挑戰新生政權被嚴禁出版,更多的則是在經營難以維持,主動宣布關停。最先主動停刊的當屬南京和成都兩地的《新民報》。公開違反新政權新聞政策在新聞、言論上屢屢表現反動被勒令停刊的主要有天津《博陵報》、廣州的《現象報》、《越華報》、《國華報》
(三)私營報紙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私營大報走上公私合營道路
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歷了連年戰爭的社會經濟亟待恢復。《大公報》、《文匯報》、《新民報》這三家私營大報的經營也每況愈下,在發行上表現為訂閱率、零售率雙雙下降,然而和發行比起來,廣告則更為慘淡,基本沒有廣告可登。報紙沒有銷路,沒有廣告,接下來的生存就更加困頓,這些曾經的私營打包先是向公家借款,稱為私營公助,繼而很快實現公私合營。從1951年開始,《大公報》各分館、上海的《文匯報》、《新民報》上海版和北平版都紛紛進入到了公私合營的進程,形成了新中國初期新聞業進行公私合營改造的高潮。其中,到1950年9月就已經虧損達54億多舊幣的文匯報獲得了國家補助8億元,新政權具體管理新聞業務的華東新聞出版局和上海新聞出版處還幫助文匯報社向銀行貸款10億元,實際上,到了這個時候《文匯報》已經為 “私營公助”性質,但補貼和貸款都沒有幫助文匯報社恢復往日的經營。終於到了1952年的最后一天,公私合營上海文匯報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52年的上海《大公報》虧損額已經達到41.58億舊幣,發行量也僅為4.6萬份,還以至少每月3億舊幣的速度虧損,。[3]1952年夏天,面對難以為繼的境況,中共中央決定本就為一家的天津《進步日報》和上海《大公報》再次合並,正式遷往北京出來,正式進行公私合營。上海《新民報》也於 1953年1月改為公私合營新民報股份有限公司。
更為重要的是,在上海這三家大報公私合營的過程中,上海市文管會還征得中央同意,主要在上海私營報社中集中開展了新聞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對私營報紙一直以來的“資產階級新聞作風”進行了徹底的清算,樹立了馬克思主義的辦報思想。這三家私營大報紙由於其私營的身份在公私合營過程中的種種表現都為全國所觀瞻,其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是全新新聞體制建立的前提,在其改造過程中也實現了對新聞價值的重塑。
三、私營報紙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動因
相對於同一性質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延續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私營報業的改造1953年就基本完成,是什麼原因使得私營報紙的改造先於其它行業完成?
(一)新形勢下私營報紙經營的窘迫和生存的劣勢
存在於社會之中的報紙和其他行業一樣,必須在與其身處的生存環境不斷的交流中,才能從生存環境源源不斷的獲取生存資源,然而與新生存環境交往中的私營報紙則從新聞採編業務的進行到發行、廣告等兩大經營項目都陷入了困頓,其在新環境下獲得的資源根本無法滿足其生存下去的條件,雪上加霜的是以往私營報紙的自我調整能力刺客也完全不能發揮作用,導致其在媒介生態系統中漸漸處於邊緣生態位。
新聞生產的困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私營報紙的版面內容生產受到管束。在信息來源上,由新華社或黨報集中統一發布信息的制度取代了以前由各報紙自採重大新聞。上海的私營報紙集中不但要嚴格遵守這一規定,上海的新聞主管部門還加碼要求“對於國際新聞和評論,對全國、全市重大的政治新聞,軍事消息,各新聞單位均須以新華社稿件為准”[3]。其次,由國家主導生產資料的分配也體現在新聞上,生產新聞需要的新聞紙、印刷機、油墨等,以及最新的排版、印刷技術也都由組織計劃安排。以新聞紙的分配為例,到1949年12月21日,全國報社的每日所需新聞紙均由文化用紙委員會分配,該委員會的工作就是統籌安排國家新聞、出版用紙,文化用紙的生產、分配以及價格,由此新聞紙的使用進入了國家計劃安排。然而,這種計劃分配是區別對待報紙的,1957年5月在首都新聞界座談會上,曾將現代財會制度引入新民報社的老報人鄧季惺就指出,解放初期黨報得到的新聞紙供數量遠遠高於私營報紙,新聞紙的質量也更勝一籌。印刷機器上,也是黨報用最先進的高速輪轉機,其他報社是沒有高速輪轉機使用的[4]。
發行和廣告的萎縮則是私營報紙的另一重困境。“郵發合一”的全面推行使得私營報紙在發行上逐漸高度依賴郵政部門,然而壟斷了發行的郵政部門對其發行卻不那麼重視,出現郵局為黨報捆報,私營報卻棄在一邊,無人理會的可笑現象[5]。還時有拒絕發行私營報紙的情況,《文匯報》為了擴大發行,向全國各地郵局發出1200多封請求支持該報發行的信件,然而最后也隻有不到一百的郵局回復願意支持該報發行。[6]而隨著計劃經濟的逐步建立,報業經營的另一個重要來源——廣告也基本消失了,社會按照計劃生產、消費,沒有廣告需求,私營報紙失去了最重要的廣告來源。當時僅有的廣告——政府公告,也因為其性質,幾乎幾乎不會在私營報紙上刊出。拿當時上海三大報之一的《文匯報》來說,復刊第一年,廣告收入在報社營業收入中所佔比例已經不足三分之一。 經濟難以為繼, 報社發不出工資,從業人員開始人心思動,尋找機會離開報社。例如1950年上海擁有60名記者編輯的上海《大公報》,不到兩年,就有7人去了新華社等黨報黨刊 [7]。乏味的新聞報道,不斷下滑的報紙發行,幾乎消失的廣告,日漸渙散的從業隊伍,私營報社的資源流動整體陷入困境。
種種困境使得私營報紙屢屢出錯,這些錯誤表現在報紙版面上一是排版上頻繁排錯字或是干脆漏排重要信息,更為嚴重的的錯誤則是版面不斷出現“政治錯誤”。以《大公報》的報道來看,在“保守國家機密”方面,該報頻頻出錯。其中,1951年3月到9月的半年時間內,《大公報》六次被指出單篇報道或專刊泄露了國家生產機密[8]。犯“錯誤”導致檢討,檢討帶來人心惶惶,人心不安導致再次犯錯,《大公報》的報道陷入惡性循環,惡性循環終於在1952年帶來了重大錯誤,《大公報》 2月15日的第四版報道——《要求政府槍決王康年》,這篇報道中有一句為“實際是所有志願軍家屬要往前方給自己的親人捎去的親切的聲音”,可實際見報時卻變成了“實際是所有志願軍家屬要往前方給自己的敵人捎去的親切的聲音” ,“親人”排成了“敵人”,報道原本要表達的意思也完全不一樣了,釀成了重大政治錯誤。一周后該報二版刊登了消息《盧作孚在渝病逝》,標題就嚴重失實,因為實際上盧是畏罪自殺,即使不是自殺,以當時盧作孚的身份,用“病逝”表達也是錯誤的。私營報紙報道的屢屢出錯,在當時上海市的新聞主管部門眼裡“都是非常嚴重的,因此造成了政治上和宣傳上巨大的損失。現決定予以大公報以警告處分並通報各報”。不斷地犯“政治性錯誤”,不斷地檢討,這進一步加深了其生存的危機。
(二)黨管新聞制度的確立及其合理性
具體說來,一定的社會制度必須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新聞管理制度來管理規范這個社會的新聞傳播活動,在遵守“黨管干部、黨管新聞,辦報必須遵守黨性原則”之下,著手建立新聞管理機構、制定新聞政策,新的媒介生存制度環境逐漸形成。從新聞管理機構建設看: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新聞總署是全國新聞事業行政權威的最高機構,各大區則相應成立新聞出版局管理轄區范圍內的新聞單位。1951年5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將新聞單位、文學藝術等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的行業全部劃至“文教口”。而“文教口”則劃歸中共中央宣傳部統一管理,在這一背景下,隨著1952年8月新聞總署的撤消,各級黨委宣傳部正式主管新聞單位。至此,中共中央宣傳部就成為新聞管理的唯一機構,新聞事業在行政上完全置放於在黨的領導之下。
隨著新聞事業管理機構的確立和完善,一系列新聞出版政策和法規也相繼出台,其中比較重要的是:1949年11月11日,新聞總署發布的《關於稿件必須經過有關方面審閱后始得發表的指示》﹔1950年1月12日發布的《關於報紙採用新華社電訊的規定》,對大報和小型報如何使用新華社稿件提出了不同要求﹔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新聞工作會議期間又密集發布了《關於建立廣播收音網的決定》、《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定》以及《關於統一新華社組織和工作的決定》等為新聞工作帶來重要影響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定》,不但發布后很快版面上、電波裡掀起了全社會“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高潮,直到今天這份文件依然有著現實的意義。
結語
現代新聞業一向被視作一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前沿,必須與該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上層建筑領域其他制度設置一致。1949年新中國甫一成立,就大刀闊斧的在社會各個領域進行了改造,發動以塑造新社會為目的的政治運動、恢復經濟並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國營經濟在經濟成分中的主體地位,逐步建立計劃經濟體制、通過調整高等教育以及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文化體系。這一系列由國家行政力量主導的改革鞏固了新生的國家政權,實現了國家政權對社會的強力統合,這種社會的最大特征是社會發展高度一體化,必然要求構建一個與之相適應的媒介生存環境,要求媒介成為社會動員與整合工具,在報紙與政府的關系上,報紙主要充當政府的代言人﹔在報紙與民眾的關系上,報紙是國家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工具。媒介生存環境的轉變,私營報紙自身經營的困頓以及中國共產黨黨報體系的建立健全都直接決定了私營報紙必然走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私營報紙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對這種全社會轉型的適應,對其成功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對鞏固新政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新聞界思想改造情況(十一)[M].1952年9月6日,上海檔案館館藏,A22-2-1551-13.
2 王芝琛 一代報人王芸生M.武漢:長江出版社,2004:194.
3 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編.黨的宣傳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1951-1992年)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11-13.
4 中共中央宣傳部圖書資料室編印.新聞界反右斗爭資料匯編第一輯[M].1957:115.
5 中共中央宣傳部圖書資料室編印.新聞界反右斗爭資料匯編第一輯[M].1957:115.
6 朱正.報人浦熙修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99-100.
7 李純青.大公報工作人員的思想情況[A].1952年1月3日,上海檔案館館藏,A22-2-1532-22.
8 上海大公報館委員會致華東新聞出版局.1951年3月10日,上海檔案館館藏,B35-2-65-1,新聞出版處公函,1951年4月19日,上海檔案館館藏,B35-2-6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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