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體中的扶貧攻堅議題分析

——以《人民日報》2018年有關議題為例

羅靜   王平

2019年08月06日08:46  來源:今傳媒
 

摘要:扶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一項宏偉目標,需調動各方資源發揮全國力量來共同實現。作為現代化進程之推進器的大眾傳媒責無旁貸。本文以《人民日報》2018年全年扶貧攻堅議題報道為研究樣本,對有關報道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的實証分析,期冀對主流媒體加強與完善扶貧攻堅議題報道有一定的啟迪意義。

關鍵詞:主流媒體﹔扶貧攻堅﹔《人民日報》﹔鄉村振興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8-0000-04

 

一、 引言

在十二五規劃向十三五規劃過渡期間,黨和國家提出精准扶貧方略。習近平在2015年1月訪問雲南期間指出,扶貧和發展是第一個世紀目標的重點也是最艱巨的任務。同年10月習近平在2015年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強調,扶貧工作要實施精准扶貧戰略,堅定不移走精准扶貧道路,建設好全面小康社會精確扶貧是扶貧和發展工作中必須堅持的一項關鍵任務。扶貧攻堅成為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對施行鄉村振興戰略作出系統布局,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在決勝全面小康的關鍵之年要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扶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一項宏偉目標,需調動各方資源發揮全國力量來共同實現。作為現代化進程之推進器的大眾傳媒責無旁貸。本文以《人民日報》2018年全年扶貧攻堅議題報道為研究樣本,對有關報道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的實証分析,期冀對主流媒體加強與完善扶貧攻堅議題報道有一定的啟迪意義。

二、 研究方法及類目建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媒介內容入手運用內容分析方法,綜合定性文獻研究和定量分析法,根據文本個案數據對文獻內容做出客觀而系統的分析概括,最后做出關於事實的判斷和推論。

(二)類目建構

1.媒體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是《人民日報》,基於其作為我國第一大黨報的特殊地位,相較於其余報紙《人民日報》擁有更多的權利和資源,具有廣闊的傳播覆蓋面和影響力,發揮著黨和人民的喉舌作用,在輿論引導上塑造了權威形象。

2.樣本選擇

樣本均來自《人民日報》2018年1月1日到12月31日該報關於這一主題內容所有相關報道的電子版,以“扶貧攻堅”為關鍵詞,通過篩選和過濾得到125個有效個案。

3.變量分析

(1)報道體裁:分為消息、通訊、評論、深度報道、圖片報道五類。

(2)報道主題:通過對該報扶貧攻堅議題報道的篩選和概括,最后將主題分為政治、經濟、生態和社會文化四類。

(3)報道視角:通過對報道主體的分類將樣本中的報道視角分為政府、專家和農民視角,其中政府視角包括主流媒體及媒體人,專家視角包括專家和企業代表等專門研究該行業的人員。

(4)報道傾向:報道傾向可以說是新聞人員的一種態度和選擇,分為正面、中性和負面報道。

三、 《人民日報》扶貧攻堅報道內容研究發現

(一)報道體裁

本研究的報道體裁為消息、通訊、評論、深度報道、圖片報道,經過一一對樣本進行篩選分類,報道體裁數量及比例的統計如表1所示。

表1《人民日報》2018年扶貧攻堅報道體裁分布

從表1可看出通訊最多61篇佔比49%﹔其次是評論和消息分別佔比21%和16%﹔然后是16篇深度報道佔13%﹔最后是圖片報道佔比1%。新聞內容的表達是靠新聞體裁表現出來的,《人民日報》通訊呈現比例最高且以扶貧正面典型為主,如《致敬遠山的扶貧隊員》《用奉獻之火溫暖群眾心窩》,說明其更多關注與扶貧的典型人物和工作經驗。21%的評論說明媒體不僅注重傳播新進變動的事實而且注重對意見的表達,特別是扶貧中思想不端政治定力不強問題的批評建議,例如《以鐵的紀律護航脫貧攻堅》。佔比其次的消息說明媒體對攻堅的報道是隨著社會發展而變化的具有較強時效性。深度報道的篇數和比例可知媒體還關注深入且連續的扶貧問題,積極履行引導輿論的功能。其中所佔比重最少的圖片報道《河南汝陽山萸肉助農增收》關注脫貧農民喜迎豐收。

(二)報道主題

對主題的劃分是為更好知曉《人民日報》在向社會傳遞扶貧信息的方向,因此對主題類別佔比的統計是為更直觀清晰地了解當前扶貧工作的重點,如圖1所示。

從圖1可見政治類議題報道最多佔總量46%,此類議題包括中央及各級政府對扶貧工作出行的方針和領導干部的講話等,如《打鐵必須自身硬擦亮懲惡揚善的利劍》《智觀兩會丁元竹談政府工作報告幾大亮點》,這一議題突出干部談政府工作的講話。其次是經濟類議題佔總量27%,包括與政府扶貧撥款和社會企業在經濟上對貧困地區的支持以及各類產業扶貧,如《灌溉無憂改出奔頭》《海南供電不“卡脖”火了農家樂》。再次是22%的社會文化類包括文化扶貧、社會保障、公益志願服務等,如《我國注冊志願者超7000萬人》《文化活動點染生活》。最后是生態類議題佔總量5%,此類報道主要展現貧困地區生態規劃及治理例如《一個貧困縣的生態扶貧探索》。

(三)報道視角

圖2顯示扶貧攻堅的報道樣本中政府視角報道佔總數79%,其次是專家視角佔比15%,多為專家對扶貧問題及社會團體支持援助扶貧的評論,相比之下農民視角的報道較少僅佔6%。這說明媒體在扶貧議題報道中對農民主體性和話語權重視和體現不夠。

 

(四)報道傾向

本研究將報道傾向分為正面、中性和負面報道。正面報道多展現扶貧過程中的成果,即多為扶貧業績宣傳﹔中性報道是一種對扶貧工作不褒不貶的客觀報道﹔負面報道主要集中於扶貧過程中出現的偏差或違法亂紀問題。

從圖3可見正面報道比例最大佔79%,體現主流媒體在輿論引導上與國家保持一致“報喜不報憂”的新聞立場,確保媒介引領主要輿論導向。中性報道是僅為層面上傳播扶貧信息無任何傾向性,因此在召開扶貧會議或活動時中性報道較多佔比18%。比例僅為3%的負面報道說明新聞人員對扶貧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給予關注和監督,同時也說明因種種原因導致關注度不高監督不夠,如扶貧表面化、扶貧標准單一、扶貧精確度不夠現象時有發生,媒體對這些問題的批評報道不足不夠深入。

四、 思考與總結

經過對《人民日報》扶貧攻堅報道內容的分析,發現《人民日報》扶貧攻堅報道出現的問題主要有這幾點:

(一)扶貧攻堅題材選擇不夠全面

新聞的衡量標准應屬其價值,而新聞價值由新聞選題直接決定,因此新聞選題才是媒體首要緊抓的環節。從《人民日報》扶貧主題內容分布來看政治類扶貧報道比例約佔總體的一半,其選題表現為政策導向第一,然而過度的政策本論會導致媒體對扶貧資金形式管理、扶貧腐敗牽連等現實信息的遮蔽,農民對扶貧政策缺乏反思意識同時也會限制記者發揮創造性思維。對主流媒體而言首先必須堅持導向原則,在扶貧攻堅議題上遵循政策為首的同時也需兼備農民需求,缺乏展現農民主體意識的選題是片面提煉事件的報道。

(二)典型報道偏多,深度報道等體裁形式偏少

主流媒體的通病大多是典型報道多深度報道少,過多扶貧典型人物或事件的報道易使受眾產生厭煩心理。從《擔當新使命展現新作為》《攻堅隊長扶貧一線新作為》這幾篇典型報道可看出《人民日報》對扶貧工作干部或扶貧一線人員的關注度較高,這樣的報道與社會的普通及人們的日常稍顯不入。深度報道集中於深化對某一新聞事件的跟蹤和鞏固媒體發揮監督的功能,但在《人民日報》這一年的報道中可看到深度報道數量不足力度不夠,如此不利於扶貧攻堅工作的深入展開。

(三)對農民群眾在扶貧攻堅進程中主體性作用呈現不足

“把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增進農民福祉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1],”媒體作為社會的公立器服務受眾是責任也是義務,因此做到為扶貧主體農民發聲極為重要。《人民日報》作為黨和人民傳聲的橋梁,意識形態報道是其堅守的第一原則但是替人民出聲增強農民主體性地位也需做到。該報對農民主體形象的塑造顯不足,多以政府視角進行官方報道真正從農民視角開展的報道少之又少,缺乏與農民之間扶貧情感的認同,“沒有良好的精神狀態和積極的脫貧意識,就調動不了脫貧攻堅的主觀能動性”[2],從而導致農民對政府產生依賴感,這不僅影響扶貧的效果也限制議程平台作用的發揮,返貧現象也會由此頻發。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進行了以下對策性反思:

(一)全方位反映扶貧攻堅進程及議題,營建更貼近現實的擬態環境

扶貧攻堅作為當下熱點議題,主流媒體應順著時勢發展依據熱點做好選題報道,全方位反映扶貧攻堅進程及議題,在遵循新聞本質真實性的基礎上貼近農民生活、服務農民受眾,營建更貼近現實的擬態環境。同時選題策劃中需細挖扶貧過程中價值大、有深度、傳播范圍廣的選題,如《脫貧戶傳經驗貧困戶照著干》《一個戰場兩場攻堅戰(提高脫貧質量)》旨在突出貧困地區脫貧的措施及經驗,將經驗傳授給各深度貧困地區的農民,致力全國脫貧摘帽。從扶貧客觀事實出發突出扶貧工作過程中的議題,展現農民實際需要才能真正講好扶貧故事,傳播扶貧好聲音。

(二)突破扶貧報道套路模式,優化議程設置效果

對於反腐倡廉、食品安全等報道皆有一定的報道套路和模式,這種模式化報道在內容上欠缺一定的求真性,編排上較節省時間,但是在形式上較為固定和單一,在創新方面新穎性不強。從《人民日報》對扶貧干部的報道來看,這種按部就班的扶貧報道模式較為明顯。誠然,媒體想更快更便捷實現對新聞的快速報道和輿論的引導,使用一定的報道模板亦合理,而在精准扶貧政策上可以減少或不用套路模板。因為該政策針對全國貧困地區的農民,在情況迥異的致困原因面前,受眾想要了解不一樣的扶貧應對措施和脫貧進度以及農民對相關部門扶貧的真實想法。故媒體應突破套路局限和競爭壓力,把社會注意力和社會關心引導到扶貧工作上,優化議程設置效果,為今后類似扶貧議題的報道提供參考依據。

(三)尊重農民主體地位,賦予農民群眾更多話語權

對主流媒體來說親民、為民是應履行的義務,而就實際來看媒體對這一義務的執行表現出一定的困難,原因是對扶貧主體農民的話語權賦予不夠。農民本身主體性認識較弱、文化水平低,政府過度主導扶貧會使農民發揮空間小,主觀能動性發揮不足,這直接影響脫貧進程和建成小康的進度。在2015年中央扶貧開發會議上習近平指出,“脫貧致富終究要靠貧困群眾用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實現[3]”,脫不脫貧取決於農民,媒體有責任助力農民提高勞動效率尊重農民主體地位重塑農民自主、能動和創造性,賦予農民主體更多話語權,增強農民感情認同促使其以積極飽滿的心態創新實踐活動,從而提高農民自我管理和生產的能力。

(四)增強扶貧問題意識,提升精准監督效能

問題意識往往決定媒體報道的深度和價值。隻有在扶貧攻堅中不斷發現和分析問題,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如扶貧數據亂編、脫貧考核機制不健全等問題皆需媒體給予更多關注和更精准監督,增強扶貧問題意識提升精准監督效能。例如媒體對扶貧重點縣村戶進行報道時,要善於融入當地基層發現扶貧重點問題,貧困地區特征問題如山區環境艱險惡劣不利於開發﹔扶貧對象自身問題例如農民缺乏主動參與﹔扶貧過程責任問題如關系扶貧。發現問題后需進行針對持續的監督報道,為行政部門提供創新扶貧監督機制的可行參考建議,利於政府部門出台相關扶貧政策以點帶面聯動鄉村振興戰略,加快打贏脫貧攻堅戰。

參考文獻:

[1]關於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N].人民日報,2015-01-28(01).

[2]趙秀華.論“精神扶貧”的知行淵源及本質內涵[J].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16(6):72-80.

[3]楊敏.要用自己的辛勤勞動脫貧致富[N].江西日報,2016-08-12(06).

(責編:陳原原(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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