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從“頂天”的高度立題，向“立地”的深度破題，才能找到新聞的真諦。成都商報&紅星新聞刻意突破區域慣性，以全國性的傳播理念、新聞思維和報道視角介入兩會報道。深度重磅稿件不拘一城一地，堅持用“大時政觀”解讀城市的抱負與理想，以客觀獨到的媒體視角解析並建言城市發展，受到各方好評。

作為一個世界級輿論平台競技場，全國兩會無疑是各大媒體關注的焦點，從這裡不僅可以洞悉中國巨變，也可以管窺世界風雲。中外媒體通過這個巨大的競技平台，展開了你追我趕的超越與跨越，誕生了一批又一批優秀新聞作品。

都市類媒體在報道中呈現出“緊盯方向，緊接地氣”“策劃先行，專業操作”“精准表達，守正創新”的典型特征。特別是建立了一體化全新運行機制后，成都商報&紅星新聞爆發了全新的生命力。本文意在呈現在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的全媒體時代，成都商報&紅星新聞在全國兩會報道中的探索與思考。

“頂天立地”：緊盯方向，緊接地氣

“頂天立地”，就是要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統一，做到既有堅強的黨性，又有堅定的人民性，這是都市類媒體所具有的特性和品質。

所謂“頂天”，指的是堅強的黨性，要吃透中央精神，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更加自覺主動地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這是方向。

全國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無疑是代表委員參政議政最核心的“靶子”，更是媒體關注的重點。“報告”裡有哪些新的術語？一些數據指標是如何出籠的？報告起草組成員有什麼心得體會？兩會前夕，哪些草根人士被總理請到中南海征求意見？每一個問號都是媒體想盡一切辦法去“拉伸”的，因為裡面藏著很多“獨家猛料”。特別是那些神秘的“起草組成員”，對報告裡的每一個數據、每一個用語甚至每一個字，都爛熟於胸。

作為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之年，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顯得尤為特別。成都商報對話起草組成員、國務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副司長馬志剛，揭秘報告起草背后的故事。比如，報告起草組對於社會重大熱點問題十分關注，在網友多達十幾萬條意見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辦事難。“不能讓繁瑣証明來回折騰企業和群眾，政府部門做好服務是本分，服務不好是失職。”這些接地氣的內容最后都寫進了報告。又比如，對文字表述，中央領導明確要求通俗易懂，把一些專業性問題用老百姓的語言、接地氣的語言講出來，為此，起草組還特地增加了年輕人。

歷年全國兩會報道，成都商報都力圖權威、多維度地報道《政府工作報告》。2016年首次專訪到報告起草組成員后，便形成了每年探訪報告起草幕后的慣例，讓受眾從看似“冰冷”的報告中體味到特殊的魅力。無論是報紙還是新媒體，其傳播度和影響力都體現了一家地方都市報的權威、責任和擔當。

兩會舉世關注，百姓期待，是一年一度政治風向標和社會晴雨表。從政治上而言，這類新聞既是國家大事，也是百姓大事，受眾關注度高﹔從新聞角度而言，此類新聞具有“壟斷性”和“稀缺性”，這塊“新聞蛋糕”是一般媒體求之難得，更是自媒體無法企及的。

新聞觀，是對新聞輿論工作本質的認識，是關乎新聞輿論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新聞觀是新聞輿論工作的靈魂，要“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作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定盤星’”。①代表委員來自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他們的認知各異、千差萬別，難免出現一些“雷人雷語”。因而，題材把握、報道取舍，時時考驗著記者的政治智慧與業務水准，需要作出理智的甄別和正確的選擇。

所謂“立地”，指的是堅定的人民性，要貼近實際，緊接地氣，多宣傳報道人民群眾的偉大奮斗和火熱生活，多宣傳報道人民群眾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和感人事跡。這是地氣。

全國兩會的主會場在人民大會堂，代表委員大多來自基層第一線，他們所“參”的政，所“議”的事，都是老百姓關心的問題和話題。與其他事件類新聞競爭不同的是，近年來對於全國兩會的新聞報道，都市類媒體大多縮減甚至放棄選派記者，成都商報卻每年選派精兵強將，加大策劃報道力度，做到一年比一年更出彩、更有味。

“部長通道”是人民大會堂北門到大會會場間的一片區域，在很多百姓眼裡，這是一片神秘的領域。每年兩會期間，國家各部委的“掌門人”幾乎都會從北門進場。因此，這條通道也被媒體稱為“部長通道”。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成都商報特地聯系了全國人大新聞組，對專門負責布置部長通道的多名工作人員進行採訪，成為全國首家揭秘“部長通道”10年變遷的媒體。10年間，成都商報記者趙倩在“部長通道”上“攔”下了一個又一個部長級採訪對象，寫出了不少重頭新聞稿，她也因此成為新聞界有名的“攔部姐”。

看得見的“部長通道”，其實就是看不見的“民心通道”。從記者“我要問”，到部長“我要說”，通過“部長通道”這一小切口的深入報道，生動反映出中國越來越開放的政府形象。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趙倩通過掃二微碼的方式頻頻獲得提問機會，還被請進中央電視台，與白岩鬆一起，通過“攔部姐”的親身經歷，暢談全國兩會“部長通道”的變化。

前方記者在大會堂採訪“權威發布”，后方記者默契配合，穿梭在老百姓中間時刻傾聽“社情民意”，兩支記者隊伍一前一后，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給廣大受眾端出了一道道既有法律高度又有人間溫度的新聞大餐。隻有做到這二者結合，才會真正實現通過鮮活的新聞讓政治有美感，也才能切實體現將“廟堂的關切”翻譯成百姓易懂的聲音，真正讓觀點有靈魂。

專業至上：策劃先行，專業操作

合格的宣傳思想工作者，精湛的專業技能是基本功。在兩會報道中，成都商報積極通過專業策劃和職業化操作來體現其專業性。

“首問”是這樣“逼”出來的。一場又一場的新聞發布會上，專業化的提問已成為近年來成都商報兩會報道的一個亮點。從2017年全國兩會的“首問”，到2018年“五連問”，再到今年各種新聞發布會上頻頻提問，短短幾年時間，成都商報共有14次提問機會，每次精准提問的背后，都是大量的學習和專業的准備。

由於長時間參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報道，成都商報記者敏感地意識到，“審議民法總則”一定是2017年人代會的重頭戲，所以事先做了充分准備。兩會召開前的媒體座談會上，記者帶了五個問題，並重點准備了民法總則一問，得到了時任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傅瑩的充分認可，在眾多媒體中拿到了全國人大新聞發布會“第一問”的資格。

“11點06分，紹仁（筆者注：何紹仁系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局長，新聞發布會主持人）把第一個提問機會給了成都商報的記者，這位記者提出的問題是關於此次大會准備審議的民法總則草案。記者問：‘民法總則草案即將提交本次大會審議，其中涉及的很多問題都是老百姓非常關心的，比如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年齡是不是要下調到六歲。請問發言人，民法總則草案有什麼特點和重要意義？’”②這是十二屆人大一至五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傅瑩女士在其專著《我的對面是你：新聞發布會背后的故事》中記載的當時情況。“一場新聞發布會的第一個問題往往比較關鍵，所謂萬事開頭難，頭一問具有一定的引導效果。審議民法總則草案不僅是大會的一項重要議程，也是提請本次大會審議的唯一一件法律案。”正如傅瑩在書中所寫的那樣，“大會新聞發布會的重點之一就是解答好涉及本次大會重要議程的問題，因此紹仁在籌備初期的媒體座談會上就很注意哪些媒體和記者關心人大立法方面的問題。”③

功夫不負有心人。傅瑩的這一段表白，也是對成都商報專業精神的褒揚與認可。事實上，對“首問”的研判，源於集體智慧。報道團隊以豐富的兩會報道經驗為底本，深入研究、反復推敲、再三討論后，每年都會准備上百個問題，從中梳理出一份精煉的“提問清單”。那個“首問”，就是其中之一。這也使得成都商報&紅星新聞得以在同場競技的國內外媒體中脫穎而出、贏得提問機會。

高端訪談考驗記者的“問功”。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成都商報重磅推出《部長看成都》專欄，共採訪了15位部級領導，收到各方高度肯定和良好社會反響。這個專欄始於2017年，為打造好“部長看成都”這一IP，形成兩會報道品牌，成都商報都將其作為高端訪談的重要品牌，先后有30余名副部級以上部委官員接受了採訪。

這個品牌欄目是一個大膽的策劃，對一家地方都市報而言，極具挑戰性，採訪難度可想而知。以專業性的提問，突破地域的限制，把成都放到全國范圍內去考量、去審視、去研判、去對比，“部長”們就會“有話說”。基於此，參與全國兩會報道的成都商報團隊需要做足功課，在收集基礎材料之后，再逐一進行研判，針對他們的行業、職務和研究所長准備問題。要全方位研究那些“部長”們，尤其是對他們與成都的關系、對成都的知悉程度等做到心中有數，這是與部長對話的基礎與關鍵。越是做到了然於胸，提出的問題質量就越高，“問”得就越有深度。

這就是成都商報一直以來倡導和遵循的策劃先行。策劃是個指揮棒，新聞的呈現與走向，很大程度上通過策劃體現出來。策劃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在新聞產品的呈現上。因而，對於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這種重大新聞題材而言，各大媒體都會在策劃上著力，從而在產品上一決高下。做專業化的新聞，需要專業化的預判。2019年是新中國誕生70周年，又是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四川一周年。兩會期間，成都商報將這些元素緊緊聯系在一起，進行專題策劃，從而達到了預設的效果。

注重實際操作中的專業精神。打造核心競爭力，需要做專業化新聞。

專業的媒體聯動。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是破解創新驅動發展瓶頸制約的關鍵。2015年9月，國家宣布將京津冀、上海、廣東、安徽、四川、武漢、西安、沈陽等8個區域列為改革試驗區域，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擔負起先行先試的重任。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成都商報聯合創新改革試驗區城市主流媒體，共同啟動“8大改革試驗區，共同探尋創新中國原動力”大型報道，關注中國創新改革先行者的做法、經驗、成績，為改革創新探路，為先行者喝彩。

專業的操作手法。針對全球經濟形勢復雜多變，中國經濟發展處於“四期疊加”、創新勢在必行的大勢，成都商報與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兵分多路，歷時一個多月，深入中國知名企業創新一線，試圖探尋中國企業創新的靈魂。在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推出大型系列報道“鼎新十三五·尋找中國創新之魂”，通過對中國知名企業的實地探訪和對其掌舵者的深度、專業訪談，剖析優秀案例，尋找中國經濟向上的力量。

專業的思想表達。對熱點新聞進行集納、梳理和分析，需要敏銳的政治嗅覺，更需要專業化的預判。渠道在變、形式在變，但萬變不離其宗，起決定性作用的最終還是人。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成都商報抽調要聞和評論等幾部門力量充分整合，著眼民主、民生，解讀、研判新政策。充分發揮新舊媒體優勢，將思想性與可讀性有效融為一體，根據“深度+評論”的定位，今年兩會期間特辟《兩會熱評》欄目，對代表委員和公眾關注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及時發聲，每天推出評論文章4篇以上，效果很好，成為有影響力的精品欄目。紅星新聞APP作為第一平台發布后全平台分發，報紙和紅星公眾號亦每天特辟專欄，品牌效應和傳播效果兼具。

內容為王：精准表達，守正創新

全國兩會報道創新的著力點在哪兒？成都商報的回答是：在內容。透過浮華和喧囂，歷經數年全國兩會報道，媒體人都強烈地認識到，內容創新是最大的創新。內容創新靠什麼？靠專業化的視角和專業化的操作手法，靠高效率的採編機制和高素質的採編隊伍。

3月4日，成都商報&紅星新聞內容生產團隊攜手人民日報海外版“俠客島”公眾號，圍繞成都公園城市建設和綠道建設，推出深度報道文章《這座城，想低調都難》，短短半個小時閱讀量就達10萬+。緊接著，紅星新聞又推出兩款系列產品，全網閱讀量超千萬。為打造“大時政品牌”，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成都商報&紅星新聞組成了25人的融媒體採編報道團隊，將策採編發各環節徹底打通，專訪30多位各界知名專家和官員、學者，刊發原創稿件超過400篇，全平台總閱讀量超過5000萬。

重在內容為王，注重精准表達，堅持守正創新，已經成為成都商報&紅星新聞新聞產品生產的圭臬。2017年3月8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到四川團參加審議，對全省媒體而言，比拼要聞水准的重要時刻到了。3月9日，成都商報以“與總書記共商國是”為主題，以都市報特有的手法與解讀，用了整整5個版來表達這一盛事。具體從兩個方面著力，做到精准表達——

政治敏銳性強，邏輯思路清晰。5個版面以“與總書記共商國是”統攬所有版面，緊扣一個主題——總書記在四川團講話的4個方面。每一版的內容密切配合總書記講話的一個主題，並由此來組織分配稿件，形成強烈的敘事性和邏輯性——除了總書記講話這個“大主題”之外，又巧妙地通過一篇評論員文章《充分擔當起賦予成都的國家使命》，來處理如何“落地”成都的“小主題”。作為一張地方都市類報紙，這是一種政治智慧的體現。簡言之，這樣的內容思路，既是以“報道詮釋總書記講話精神”，又是以“以成都實踐回應總書記關切”。這樣的“回應”與“關切”，貫穿於所有的版面之中。

採寫拿捏到位，行文張弛有度。評論作者深刻領會到成都在國家版圖中的角色感，把握准確到位。另一篇對總書記挂念的蘆山小朋友的報道《四年前“溫情一吻”永遠定格：看到小俊誠茁壯成長，總書記特別高興》，平和文字之下，流淌著滿滿關懷和熱切的期待。兩篇新聞的不同表達，張弛有度，重點突出，對這一“點”一“染”的情感之道，拿捏到位。

這組報道所體現出的，不僅是總書記對四川的囑托，更是成都對這份囑托的深入解讀和已在火熱進行的實踐與行動。一面是上情下達，一面是你有關切我有回應，這便是欣欣向榮之“共商國是”。報道的謀篇布局，無不集中體現出“要聞之道”，亦即思路之道、版式之道、情感之道、大小之道、回應之道。

當今世界，唯創新者進，唯創新者強，唯創新者勝。新聞報道同樣如此，必須堅持守正創新，牢記使命。主動匹配網絡受眾的閱讀偏好，強化產品意識、用戶意識和互動意識，將直播、短視頻、長圖、H5等新方式、新手段全面運用於兩會報道。2019年，成都商報推出融媒體產品近30個，內容產品更富吸引力、感染力。手繪長圖《穿越龍泉山》，以“山海經”風格呈現成都千年之變，全網閱讀量超100萬﹔H5互動游戲《聽音識成都》瞄准朋友圈社交，互動量超10萬，解鎖了主流報道“新姿勢”。

2018年3月2日，一篇名為《什麼是成都？》的自媒體文章在朋友圈走紅，成都商報前后方迅速呼應，新媒體策劃借勢發力，以“什麼是成都”為話題制造多個10萬+爆款文章，全平台閱讀量過千萬，在兩會開幕初期即在全國掀起了一波高潮。緊接著，又順勢而為，以習近平兩次送給四川成都的“你們的生活很巴適”“你們過得好安逸”兩句四川話進行重磅策劃。成都商報新媒體以“安逸”和“巴適”這兩個詞為主題，通過“兩微一端”推出特別策劃，以視頻+組圖的新媒體表達，將普通民眾的生活細節展現出來，平實且真摯地彰顯了成都市民的獲得感與幸福感，也使“什麼是成都”的追問抵達了新的高度。

事實上，“內容為王”的理念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用戶至上的今天，“內容為王”更多的是“用戶體驗為王”和“信息服務為王”的有機結合，即從之前的“內容為中心”轉變為“以用戶為中心、以體驗為核心”④。在這一點上，成都商報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我們緊緊抓住“安逸”和“巴適”這兩個詞，專門找出中央電視台報道習近平總書記說“安逸”和“巴適”的同期聲畫面，精心剪輯，嵌放在微信和客戶端，精心制作的新媒體產品“習近平總書記說的這兩個字，就是成都”，通過多個平台分發，閱讀量上千萬。

網絡空間淡化了地域限制，移動傳播更是大大延伸了媒體的觸達范圍。今年全國兩會，成都商報&紅星新聞也刻意突破區域慣性，以全國性的傳播理念、新聞思維和報道視角介入其中。《“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下的城市變局》《從兩會代表團開放日，讀出城市群的“秘密”》《取經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根與脈》等深度重磅稿件不拘一城一地，堅持用“大時政觀”解讀城市的抱負與理想，以客觀獨到的媒體視角解析並建言城市發展，受到各方好評。

“頂天立地”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內在品格。中央精神是“天”，基層實踐是“地”，“天地融合”才能堪當黨治國理政的重要資源和手段﹔國家利益是“天”，百姓訴求是“地”，“天地對接”才能做到讓讀者滿意、讓中央放心。隻有“頂天”，才能“立地”，否則，將無立錐之地。隻有從“頂天”的高度立題，向“立地”的深度破題，才能找到新聞的真諦。

判斷新時代黨的新聞工作者是否稱職，“腳力、眼力、腦力、筆力”就是具有政治高度和全局意義的根本標准。隻有把“站在天安門上想問題”和“站在田埂上找感覺”結合起來，才能找到報道最深厚的土壤，讓報道有思想、有溫度、有品質。

（作者系成都商報副總編輯，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生導師，全國人大新聞協會第五屆理事會理事）

注釋：

①轉引自田宏明：《新聞輿論工作“道”和“術”的統一》，《新聞戰線》2018年2月（上）。

②③傅瑩：《我的對面是你：新聞發布會背后的故事》，中信出版社 2018年版，第10∼11頁。

④郭全中：《傳統媒體轉型的六大核心問題研究》，《新聞與寫作》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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