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蜀生

　　是戰地記者，是資深編審，也是美國史研究專家。對新聞工作，他說：“新聞記者是個了不起的工作，可大可小。”作為資深編審，他謙稱是“半路出家”。

　　薛德震

　　52年從事出版事業，初心不改，集中精力做好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他說：“做出版，內心要愛書、愛讀書，有一種激情。”

　　張惠卿

　　參與編輯出版500余種馬列著作，嚴謹是他的工作准則。他說：“書出得好，我們就跟書分不開了、渾然一體了，這就是緣分。”

　　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在1949年以前參加革命，將一生中最寶貴的年華奉獻給了共和國的偉大事業，鑄就起黨和國家事業的宏偉豐碑……

　　70年過去了，祖國沒有忘記他們。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作為中國共產黨最早創立的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8位老同志榮獲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其中，黃書元同志作為全國抗震救災模范榮獲獎章，其他27位老同志都是在1949年以前參加革命工作，都曾為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事業揮洒青春熱血，又在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兢兢業業、默默奉獻。

　　9月26日，《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先后到獲得紀念章的鄧蜀生、薛德震兩位老同志家中進行了採訪，並對遠在上海的張惠卿同志進行了電話採訪。他們是人民出版社乃至整個新聞出版界獲此殊榮的代表。

　　鄧蜀生：從戰地到史林

　　上午9點，記者一行來到人民出版社資深編審鄧蜀生家裡時，96歲的鄧老早早等待、起身迎接。

　　“短短幾年內得了兩個獎牌，一個是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一個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我心裡特別高興。”得知記者此訪的目的，鄧蜀生謙和地說，“很多和我一起的人都先走了，他們的故事比我多得多。”

　　鄧蜀生是戰地記者出身。他曾在重慶《大公報》上發表了《從緬北到緬中》等戰地通訊名篇，成為研究中國遠征軍的重要史料。為了採訪，他曾翻越中緬邊境的野人山。他回憶說：“1944年時，日本人戰火已經比較弱了，各山之間展開炮戰，我們在一個山頭，日本殘余部隊在另一個山頭，好幾次和危險擦肩而過。”

　　抗戰勝利后，鄧蜀生先后在重慶及上海《新民報》《新民晚報》《新聞報》等任記者。

　　1950年，鄧蜀生從上海被派到新華社軍事組。朝鮮戰爭一爆發，他就去了抗美援朝戰場，加入了新華社在朝鮮成立的由3名記者組成的志願軍總分社。“由於制空權全部在美國人手裡，物資運不進來，整天吃的是高粱米。”盡管條件艱苦，鄧蜀生在防空洞裡寫出了他的第一本書《震撼世界的朝鮮人民解放戰爭》。

　　對於記者職業，鄧蜀生謙虛地說：“新聞記者是個了不起的工作，可大可小。沒有什麼經驗可傳授，隻有一條，就是要抓新聞，要特別敏感。”

　　從朝鮮戰場回國后，他被派到中宣部辦的《時事手冊》，這個小冊子當時發行達300多萬份，人民出版社接手領導后，鄧蜀生也於1961年調進人民出版社，此后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外國歷史組工作。

　　除了是資深編審，鄧蜀生還是學界公認的美國史研究專家，對此，他謙稱自己是“半路出家”。他主持編輯、策劃和責任編輯的有影響的著作有《美國內戰史》《美國通史簡編》《美國對外政策史》，特別是歷時24年的6卷本《美國通史》等。此外，《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中文版、《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等也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

　　薛德震：一生做好一件事

　　上午10點15分，當記者一行來到87歲的薛德震家裡，他特意將剛剛獲得的紀念章裝在精致的盒子裡，放在客廳桌子上。

　　1947年4月，15歲的薛德震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黨在蘇北解放區的最高領導機關華中工委設有宣傳部，其下領導的新華書店、報社需要工作人員，就到解放區的學校去招考。還在讀中學的薛德震報了名，被錄取進入華中新華書店工作。

　　薛德震告訴記者，新華書店那時出書、出雜志，其中有宣傳黨的政策主張的通俗政治讀物，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也出小說、詩歌等文藝讀物。

　　1949年4月，新華書店作為后方機關跟著解放軍部隊渡江。薛德震先到無錫的蘇南新華書店工作，1951年被調到剛剛在上海成立的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編輯部。

　　時隔近70年，薛德震仍為承擔《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印制發行任務感到自豪。他說，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將書稿編好后，非常隆重地交給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后各地群眾踴躍購買。他告訴記者，那時工人根據原稿排版，按照書的開本澆成一塊一塊的鉛版，進行出版印刷。

　　1954年，薛德震被上海人民出版社選送到中央黨校學習，1956年畢業后留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直至1999年離休。上世紀60年代，按照中越兩國政府簽署的文化合作協議，他還擔任過越南外文出版社中文專家。

　　從15歲在家鄉蘇北解放區參加革命工作，薛德震一生與人民的出版事業緊密相連。他深情地說：“我熱愛人民的出版事業，在52年中，集中精力做好為他人作嫁衣裳的校對、編輯、出版、發行的服務與管理工作，離休后才全身心地投入著述活動。我的著述活動是圍繞著‘人的哲學和哲學的人’這個主題展開的，是研究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關系問題的，力圖對這些問題作出哲學的解釋和說明。自己在工作中則努力踐行之，做一個獨立思考、有頭腦的人。”

　　52年，薛德震初心不改。他說：“做出版，內心要愛書、愛讀書，有一種激情。”

　　張惠卿：參與出版500種馬列著作

　　下午3點，記者如約撥通張惠卿上海家中的電話，電話那端，95歲的張老聲音洪亮、思路清晰。1937年年底，13歲的張惠卿剛剛小學畢業，家鄉浙江海寧硤石鎮被日本侵略者侵佔。張惠卿語氣悲憤地說：“我親眼目睹日本侵略者殘殺我們同胞，親耳聽到嚴刑逼供的慘叫聲，還透過門縫看到日本人拖著血肉模糊的尸體從我家門口經過。我們全家天天處在驚恐之中，我深感當亡國奴的悲哀。”

　　張惠卿全家逃難到上海后，在貧民窟裡求生。他干過報童、小販，當學徒、當工人，同時靠上夜校和自學求取知識，並接觸進步思想。1944年10月，他跟黨取得聯系，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抗日活動。

　　張惠卿清楚地記得，1945年6月，他被日寇抓進日本的滬南憲兵隊，受到了灌水、火燙、毒打等多種酷刑，但他咬緊牙關未吐露一個字。日本憲兵隊沒能從他和一起被捕的同伴那裡獲得任何口供，再加之日本侵略者很快就投降了，他們得以死裡逃生。日寇投降后，經組織批准，他於1946年4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從事對抗國民黨反動當局的地下工作，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

　　新中國成立前，張惠卿學過俄文。新中國成立后，懂俄文的人較少，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給他分配工作時提出兩個選擇項，一是到上海外事處做蘇聯僑民的工作，二是到華東新華書店做俄文的書稿翻譯審稿工作。喜歡做文字工作的他選擇了后者，就到了華東新華書店編輯部工作。1953年，他被調到北京，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主要負責馬列著作和外國政治學術著作的編輯工作。

　　張惠卿在人民出版社參與了各類馬列原著（包括全集、選集、書信集、專題文集、單行本等）的出版全過程，共計500多種，1.4億多字，印行1.9億多冊。談到這些經典著作，張惠卿如數家珍。“最早出的是《列寧全集》，一共出了兩版，第一版39卷，第二版60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是4卷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50卷本，除了蘇聯以外，我國是出版馬列著作最多的國家。”

　　採訪中，張惠卿提到吳國英、林穗芳、王以鑄等一起共事的老編輯的名字。他認為：“新編輯最應向老編輯學習的就是‘嚴謹’二字。”主持工作時，他向大家提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審稿和加工一定要嚴格慎重，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能錯過。

　　“我本身就很喜歡這個工作、喜歡書，書中都是知識，知識就是力量。書出得好，我們就跟書分不開了、渾然一體了，這就是緣分。”張惠卿這樣形容做出版的心境。他告訴記者，盡管現在年齡大了，看書有時不太方便，但他還是經常要看看書。

　　精彩的人生故事還有很多，記者沒有直接採訪到的紀念章獲得者、百歲抗戰老兵殷國秀同志，早在1939年，她就在重慶生活書店編輯部擔任校對文書。抗戰時期，她的戰斗腳步遍及重慶、香港、廣東、廣西、上海、安徽等地。抗戰勝利后，她先后在山東《大眾日報》、山東新華書店、華東新華書店、華東人民出版社工作。鮮為人知的是，山東解放區曾經也有過一份《新華文摘》，由山東新華書店編輯出版，從1945年11月創刊到1949年3月停刊，總計出版38期。當時主持編輯此刊和擔任編輯的人中，就有殷國秀和她的丈夫、出版家葉籟士等人。盡管這份刊物和現在的《新華文摘》只是同名的兩種雜志，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看到中國共產黨人一貫的出版傳統、出版精神與出版思想，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出版的手段實現對中華民族的歷史重任擔當。

　　這些老同志身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幾十年來對黨和人民絕對忠誠，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兢兢業業，他們見証和親歷共和國70年來波瀾壯闊的奮斗歷程，他們的故事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生動素材。在迎接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偉大歷史時刻，讓我們向他們獻上最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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