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晨亮

　　讓讀者與文本重建關聯

　　何 平：你為什麼選擇離開《小說月報》到《中華文學選刊》工作？

　　徐晨亮：2018年3月我來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中華文學選刊》執行主編之前，曾在《小說月報》雜志工作過10年。這兩本雜志都是專業文藝出版社辦的選刊，有很多相似之處。差別主要在於，《小說月報》創辦近40年，早已形成明確定位，身在其中，連續10年月復一月地選稿發刊，難免有職業性的倦怠和磨損，也會讓人對自己的審美判斷產生懷疑：讀者究竟是認可編輯的眼光，還是出於對雜志既有品牌的信任？而《中華文學選刊》1993年創刊時，已有多家為讀者所認可的選刊，20多年來它又一直沒有形成特別穩定、鮮明的特色，故而在業界與讀者中的影響力無法與《小說月報》相比。但作為一本綜合性文學選刊，它所提供的空間和可能性是極為豐富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領導也一直期望將《中華文學選刊》與《當代》等刊打造成品牌文學期刊方陣，集聚作者資源、展現專業實力的平台。我選擇接受這個挑戰，把它當成一次職業生涯的重新出發。

　　何 平：你覺得文學選刊和原創文學期刊最大的區別在哪裡？

　　徐晨亮：從國內文學期刊總體格局來看，絕大多數作協文聯系統主辦的文學期刊和社辦刊，因客觀條件所限，無法依賴市場發行生存，主要立足於業內標准，如選載率與各類獎項，建立自身的評價尺度﹔而選刊則不能完全將視野局限於文學圈內部，必須要在業內與普通讀者之間扮演橋梁。除了關注創作潮流，也需要研究社會上的閱讀行為與閱讀場景的變化。作家可以隻為了理想讀者寫作，但文學選刊則要設法吸引非理想讀者，幫助他們進階為理想讀者，這樣才能重建文學與讀者、文學與外部世界的鮮活關聯，以及更為健康的整體文學生態。

　　何 平：在《小說月報》期間，你是感覺到讀者構成和閱讀趣味的變化，才開設“開放敘事”嗎？

　　徐晨亮：大約在2010年前后，《小說月報》發行量從高點回落的趨勢已經比較明顯，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積累的老讀者由於精力下降而自然流失，而年輕一代讀者又未能及時補充，所以當時的主編指示我多關注年輕作家，並嘗試利用互聯網增加傳播途徑，吸引年輕人的關注。2014年接任執行主編后，我把之前幾年的實踐總結為“內核穩固，邊界開放”：內核穩固，方不至隨波逐流，邊界開放，所以能不拘一格，向充滿可能性的外部開放。2015年開設“開放敘事”欄目，推介過各類跨界性、探索性的文本，還做過科幻文學、網絡文學、“90后”、新海外作家等一系列專題。但落腳點仍是發現讀者與文本重新建立關聯的可能性。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深切體會到，文學期刊不能把自己變為“期刊文學”的自留地，很多“期刊文學”圈子之外的作者，其寫作往往更切近文學的本源﹔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小說這一文體自身的限制，以及目前仍以小說為中心的文類秩序內部存在的問題。

　　“擷英採華”的選刊定位

　　何 平：我發現從2018年開始，《中華文學選刊》開始打破傳統的小說、散文、詩歌三個文體大類，在欄目上做了一些更細的劃分。

　　徐晨亮：在1993年《中華文學選刊》創刊號上，有馮牧先生一段寄語：“求真求深，宜精宜新，曲高和眾，異彩紛呈。”其實后來者探索的方向都已濃縮其中，具體要做的只是充分研究目前的文學創作格局和讀者閱讀取向，讓這本刊物達到應有的格局和高度。《中華文學選刊》曾有很長時間維持一部長篇、兩部中篇、三部短篇加上名家散文、詩歌的格局。2017年底人民文學出版社將選刊編輯部與《當代》編輯部合並，為了避免與《當代·長篇小說選刊》重復，重新調整了《中華文學選刊》的欄目，取消長篇，設置了“主編閱讀”“實力閱讀”“作家記事”以及推介新銳作者的“銳閱讀”、關注科幻等類型文學的“潮閱讀”、選載海外華語文學的“八方閱讀”等欄目。這樣的欄目劃分背后代表了一種打破傳統文類劃分，更具全局性與前瞻性的“大文學”理念。就任執行主編后，我又與社領導及編輯團隊反復討論，進一步明確提出了“跨越文體、類型、媒介、代際、地域的綜合性文學選刊，從生長中的現場發現當代漢語寫作的高度與活力”這一新定位。

　　何 平：選擇“跨界”“越境”的辦刊思路，你是否認為這是當下寫作的新趨勢，這樣做是一種順勢而為？

　　徐晨亮：確實是順勢而為，不但是順應當下寫作的新趨勢，也是順應文學傳播和閱讀的趨勢。“跨界”的前提，恰恰是承認界線的存在。目前的整體文學生態中，傳統文學期刊與廣義的文學出版、大眾媒體、網絡媒體之間，正逐漸顯露出種種判斷標准的分歧。有人做過統計，近幾年文學期刊主導的文學排行榜與各類媒體榜單、暢銷書榜單上重合的作者很少，可以說是“多種關於當下文學的想象並存”。與此同時，也有不少同仁在努力打破不同“生態圈”彼此隔絕的態勢，嘗試寫作與傳播形態上的跨界融合。作為綜合性文學刊物，《中華文學選刊》自然要與之呼應。一年多來，除了文學期刊上的新人新作，“花城關注”、《十月》雜志“思想者說”等具有前瞻性的欄目，我們也選載過《讀書》《讀庫》《單讀》等文化類出版物和豆瓣閱讀、網易人間、微信自媒體上的作品，關注過《鯉》雜志舉辦的“匿名作家計劃”，推介過黃錦樹、袁哲生等海外華語作家的創作，甚至還邀請作者將學術期刊上的長篇論文壓縮為適宜文學刊物的版本。此外，朱偉《重讀八十年代》、西川《唐詩的讀法》、張新穎《沈從文的前半生》、張定浩《取瑟而歌》等新書上的內容，也豐富了選刊的主題。2018年末，我為《中華文學選刊》擬定了一個新的英文譯名：“Florilegium：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Florilegium一詞兼有文摘與群芳譜之義，用以涵蓋選刊“擷英採華”的定位最為恰當。而這也與“生長中的現場”這個提法相關，我們希望呈現的是一個充分具有“生物多樣性”的花園，不同文體、類型、媒介的作品，不同代際、地域的作者，如品類各異的植物，既爭奇斗艷，又彼此滋養。

　　體現多樣性與豐沛活力

　　何 平：2019年新刊完全保留的欄目隻剩下了“實力”和“讀大家”，其他的欄目做了歸並或重新命名，增加了“聚焦”和“藝見”。你覺得現在的設計多大程度兌現了你的預想？

　　徐晨亮：“聚焦”類似新聞類雜志的封面報道，每期推出關注文學現場的深度專題，或者現象級作家與特定主題作品的專輯，“實力”欄目選載代表文壇主流取向的海內外作家中短篇小說，“鋒銳”關注有題材開拓性和形式探索性的新人新作以及類型文學和網絡文學作品，“非虛構”欄目則是對小說類作品的補充。此外，還開設了“讀大家”“書架”“行走”“肖像”“對話”“藝見”等更具主題性的欄目。

　　我想重點補充的是，文學期刊過去被定義為一種刊載作品的平台，但它同時也應該是傳播文學價值觀的媒體。隨著期刊作為作品刊載平台的意義逐漸弱化，有必要更加強調文學期刊特別是文學選刊的媒體屬性，即成為有獨特價值觀、兼具信息整合能力和傳播能力的文學媒體，能幫助讀者從浩如煙海的信息流中，篩選出有價值的部分。哪怕未來的傳播格局繼續變化，我們依然可以利用既有品牌轉型成一個微信公眾號或者小程序。為此，必須從現在開始未雨綢繆，加強介入文學現場的深度、廣度與策劃含量。2019年我們的一系列策劃，包括“聚焦”欄目的年度盤點專題“請回答，2018”以及引起廣泛討論的“劉慈欣宇宙”，非虛構欄目的“女性書寫小輯”等等，都體現了這樣的思路。總之，我期待未來的《中華文學選刊》不僅能向讀者提供特色鮮明、有閱讀價值的文本，也能讓讀者通過這本小小的月刊感受到當代文學的多樣性與豐沛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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