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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戲劇論”反思Vlog傳播機制

劉艷
2019年12月19日1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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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視聽》2019年第12期

摘要:作為近年來互聯網語境中的內容風口新寵,Vlog(video blog)以真實記錄和個體性表達吸引了眾多用戶參與,鏡頭前的自言自語和個人日常生活、情感等展現,與觀眾互動並逐漸建立品牌。虛擬社區屬性使得戈夫曼筆下的“前台”與“后台”的區隔、界限變得模糊,可以說互聯網中不存在“前台”與“后台”。機器和技術頻繁地介入個人生活,記錄者和觀眾渴求在互聯網場域中標識自己的身份地位。本文從戈夫曼“戲劇論”中提出的概念及表演者進行印象管理的技術等層面,考察Vlog何以傳播,給參與者帶來了哪些影響。

關鍵詞:Vlog﹔“戲劇論”﹔印象管理

一、Vlog何以在網絡舞台中傳播

(一)第一視角日常敘事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中論述了個人或群體都可組成一個“劇班”,其中一方是個體及其表演,另一方是戲劇的整組參與者和整個互動,在“劇班”中,上演單一常規程序中的個體協作配合,目的是維持特定的情景定義。記錄者以單一或組合的劇班形式進行日常展露,向觀眾表達“我”“我們”正在經歷的生活體驗。這種第一視角的敘事方式,與傳統的“劇班”表演有所差異,即新媒介賦予記錄者更主動的參與姿態。

在內容創作上,Vlog的真實性和接地氣成為其獨樹一幟的特征,記錄者以第一人稱視角拍攝,語言和非語言符號在傳播過程中發揮了作用。記錄者借用服飾、語言組織、動作呈現和表情傳達等道具、手段,進行表演、粉飾和設計形象,獲得認同。Vlogger你好_竹子是一位攝影博主,吸引觀眾的不只是她拍攝內容和創意,還包括跨國婚姻、中西方文化差異及交流等話題。她在2019年4月發布的結婚視頻中講述了在婚前邀請父母到倫敦生活的故事,視頻表現了父母對她的不舍和女性在結婚前緊張等情緒。這種敘事方式讓記錄者和觀眾共處於同一語境,滿足了觀眾體驗他者生活和講述分享自身故事的需求。

(二)“前台”與“后台”界限模糊

表演者以固定的、規范的方式為觀眾限定情景場所,戈夫曼將其稱為“前台”,在前台中表演者借用“舞台設置”進入恰當的場合開始行動。微博、B站等平台是一個虛擬前台,與Vlogger隨時連接的一些表征組成了個人前台,比如性別、年齡、面部表情、妝容、言談方式、身體姿態等。在這些表征媒介中,部分是固定不變的,部分是易變的、暫時的,每一期Vlog中記錄者所處場地、面部表情和妝容等,都成為“前台”設備。

與“前台區域”展現個體並加強某一方面相對應的是“后台區域”。在互聯網語境下,戈夫曼筆下的“前台”與“后台”的界限變得模糊,甚至合並為一個場所。對於觀眾來說,技術和表達方面的標准都是需要觀看、觀察的﹔對於記錄者來說,這兩種標准需要不斷調整和學習,明確自己作為生產者的身份。為了塑造真實感,記錄者可以將臥室、房間等私人化場所作為拍攝地,其目的之一是以視覺形象方式與更多觀者貼近生活、分享生活,讓觀眾充分獲得參與感和沉浸感。與戈夫曼分析的“后台”未被攝像機納入的地方相異,記錄者歡迎觀眾進入自身所處的“后台”,觀看其卸下用於面對面互動或者出境的表演面具,在保持線上互動姿態中塑造屬於“后台”的社交面孔,這種面孔由於更接近觀眾日常生活體驗,以真實性和未加控制的自然流露,贏得關注和認可。

(三)不能被量產的個體人格

基於真實表演之上的記錄者在互動過程中創造出一個形象,即不能被量產的個體性。Vlog吸引觀眾的原因之一在於,它讓觀眾扮演了“博主朋友”的角色,觀眾在接觸記錄者點滴生活中見証其成長歷程。記錄者和觀眾之間以民間、平視渠道進行交流,互相之間可以回應,畫面與言語等符號共同展現了記錄者強烈且獨特的人格屬性,包括生理自我,即身體作為一種傳播手段,在私人房間裡經過梳妝打扮穿戴的軀體,如何煥然一新呈現在觀眾面前,表達主體思想情感。其次是心理自我,即從主觀層面講,他者對自我的認知和評價,這可從評論、點贊等中獲取,並強化人格中的社會自我,即確証記錄者在媒介中的身份地位。這種親密與真實成為塑造記錄者身份的最大利器。

二、Vlog之於個體的潛在影響

(一)抽離真實生活的互動

如果將Vlog視作一種文化,其本質是象征性,即通過符號等手段進行意義表達。這種符號逐漸成為記錄者和觀眾在互聯網時空中共同設置、認同的各種標志,比如品牌、資本等,一旦這種符號得到大范圍傳播,需要警惕其對公共空間內個體的塑造和潛在影響。Vlog作為一種新媒介,將記錄者變成了“面具”,面向工作的活動往往可以轉變為面向日常表達的活動,通過突出某些素材而掩飾其他方面,達到理想化的印象呈現目標。觀眾在記錄者多樣的表達劇本中,逐漸從真實生活中抽離出來,成為身處真實生活的局外人,替代性地參與互動。觀眾將記錄者看作是密友,仔細觀看視頻中的情節,在信息傳播鏈條中接受記錄者提供的“友誼、信賴等感情的流露”。

(二)印象管理中存在不一致性

記錄者與觀眾互動中的表現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記錄者相對比較容易控制的表達,比如語言符號或其替代物等,這是明顯的表達,戈夫曼稱之為“給予的”。另一部分則是記錄者未加以控制的流露,即隱含的意義。Vlogger在視頻中的日常生活展現包括了以上兩部分,記錄者在表達隱含意義中會借助印象管理技巧,但呈現出來的作品與它本身倡導的“記錄日常”出現了差異,這時觀眾就需要考慮檢查“給予的”和“隱含的意義”之間是否具有一致性。很顯然,不一致性是存在的,Vlog塑造或建構了個體身處在虛擬美好生活中的氛圍,但真實情況並非如此。記錄者將這種日常生活表演轉化為工作或職業,通過引導和控制觀眾對其所形成的印象,以及在鏡頭前劃分出該做和不做的事情,維持表演的一致性,達到彼此持續在場效果。真實與表演之間的不一致性可能隱含著斷層,記錄者往往向觀眾呈現活動結果,引導和控制觀眾根據已經完成、精心制作和加以修飾的內容評價他,而那些不利於在屏幕上展現的內容則被隱藏,觀眾缺失了對生活完整性的認識。

(三)人性自我和社會自我分化

在拍攝Vlog時,參與者是合作關系,由多個個體組成的“劇班”共同表演取得預期效果。一方面,如果記錄者把控得當,新的合作關系對原有的真實關系影響較小,仍會維護線下交往和互動﹔另一方面,如果過度誘使觀眾相信,由合作關系展現的Vlog中的日常生活即是其平常一貫的真實情況,也許會給原有的關系帶來壓力,其中一方必須通過視頻形式表達對對方的情感。這時,個體的人性自我和社會化的自我之間出現了分化,人本身所具有的時刻變化的情緒和情感被Vlog中程序化的角色替代了,作為記錄者必須在觀眾面前保持相對穩定積極的狀態。反過來,觀眾在長期觀看中形成了一種期望,即希望記錄者在每周某個時間呈現“理想化、固定化”的角色。二者對理想化過程的追求使得個體的認知、觀念模式化、固定化,甚至千篇一律,社會交往本該產生的多元文化受到了影響。在上演日常閑談中表明了一個事實,即記錄者和觀眾本身具有的不同社會角色,逐漸被網絡舞台表演氛圍塑造為單一性角色,個體自我的完整性在這裡被打破了。

三、結語

技術是人的延伸,互聯網場域中的形象管理也很容易成為過分形象管理,在感受媒介技術帶來的視覺體驗時,人類社會不得不警惕其潛在危險性。在發展初期,Vlogger的個性得以凸顯並逐漸形成品牌,無法被量化的個性隨著觀眾和商業等因素介入,很難確保不會出現同質化或過度商業化等現象。記錄者在滿足觀眾需求時,可能脫離了創作初衷,轉而走向設計劇本、策劃選題、與觀眾合作來擴充內容、增添新意。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到底是在記錄真實的自己,還是在記錄由“Vlogger和觀眾共同組成的劇班”所要維持的一貫形象和人格呢?考察這一問題可能還需做進一步的互聯網民族志研究。

參考文獻:

1.[美]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黃愛華,馮鋼 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羅丹妮,羅麗.微博中的自我呈現——讀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J].黑河學刊,2014(02):56-58.

3.全民Vlog時代:一場過度記錄的狂歡[EB/OL].看理想.http://mp.weixin.qq.com/s/9b8wmwrEzAh7zNWZsCbi7w.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民生學院)

(責編:段佩伶(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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