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北京 100038）

摘 要：公安影視創作是公安文化建設中的主要部分，也是文化強警和推動公安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途徑。在社會分化帶來審美文化分化的時代背景下，公安的影視作品創作也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機遇。因此，研究旨在應用文化生產—消費模式把文化定義為一個符號的生產和消費的過程，來動態考察在社會轉型時期、文化需求多樣化的情境下，公安影視作品可以通過哪些途徑被創作，以得到市場的廣泛接受。

關鍵詞：公安影視作品創作﹔文化生產—消費模式﹔途徑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12-0000-04

文化現已成為了消費社會重要的符號要素，文化的價值在不斷消費的過程中得以實現[1]。基於此，正確把握文化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系是在當前社會經濟背景下進行文化生產的必然要求。文化生產——消費模式正是適應這種社會關系的理論解讀視角，它既不片面從生產者的角度去解構，也不隻從消費者的立場去迎合，而是主張把生產者和消費者看作平等的雙主體，將文化看作是不斷延續的動態消費過程，在不斷變化的形式之中更為主動地去理解、挖掘文化，開拓文化產品的意義。公安影視作品在當前的消費語境下亟需以這樣的新視角創新創作路徑，以保証具備意識形態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同時，符合大眾的審美追求，實現作品的“叫好又叫座”。

一、 問題的提出背景

(一)文化領域的新特征帶動主旋律影視作品的革新

與改革開放前相比，社會分化程度正不斷提高，社會形態正從單一走向多元，從平均主義走向分化差異，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分化出現后，文化一定程度上從政府計劃指令的控制中發展出相對獨立的“場”，經濟領域游戲規則和商業價值開始對審美文化領域滲透。這不單深刻地改變著文化生產，也對文化消費轉型產生了極大作用，文化向世俗化發展。

與此同時，新媒介、網絡傳播技術的發展讓文化界限不再明顯，甚至呈現交融混雜態勢。審美文化的崇高性漸漸被世俗性、娛樂性取代，文化藝術符號交換被卷入經濟價值交換軌道。目前，電影市場呈現商業化、娛樂化和全球化特征，主旋律影視作品也開始舍棄嚴肅的敘事論調和宏大敘事模式，從觀眾審美情趣出發，借鑒商業電影多樣化敘事模式，從不同視角體現新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深層次文化精神[2]。《風聲》就以豐滿的人物形象、新奇的故事主線、緊湊的情節安排成為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懸疑諜戰片，影片找出“老鬼”的情節，與“老鬼”需要在被發現之前傳達重要情報的情節，人物斗智斗勇、極具趣味性，讓觀眾在完全沉浸於故事，情緒隨劇情起伏。《風聲》成功地將主流意識形態融入商業電影敘事結構，實現了價值與票房雙收。新主旋律電影的成功探索為公安影視創作模式實現創新，提供了轉型思路。

(二)推動公安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必然要求

文化領域出現的新特征為公安影視作品創作提供了新途徑，公安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也離不開這一領域的革新。為響應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公安部下發推動公安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實施方案，要求從新視角新思路認識公安文化重要作用，滿足廣大民警的精神需求、實現文化強警、提升公安隊伍戰斗力和凝聚力[3]。

實現公安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然需要大力建設公安文化。從人民警察核心價值觀建設、“公安部春晚”“公安文化基層行”等到各地的“警營開放日”，再到一系列公安題材影視作品，這些文化成果對內鍛造警察精神氣質，對外樹立警察良好形象，起到了文化育警的巨大作用。上半年引起熱議的《破冰行動》，改編自2013年轟動全國的“廣東12·29雷霆掃毒案”，該劇因人物角色塑造豐滿、情節安排緊湊、演員演技細膩精湛、場景和后期制作真實，獲得了極高的話題度，一度搶佔微博熱搜榜第五。該作品發出了公安聲音，講好了公安故事，樹立起公安隊伍積極正面的形象。諸如此類的優秀公安影視作品在贏得觀眾口碑同時，激勵了更多公安影視作品的創作，豐富了公安文化的內涵。可見公安影視作品的市場化運作，不僅沒有削弱公安文化的建設，反而促進公安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二、文化生產——消費模式

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文化生產種類雖不斷增多，但是文化產品缺乏精品、影視創作粗制濫造的現象普遍。一些作品僅聚焦於大眾性和娛樂性，單向度地輸出快餐文化，缺少文化場域的構建與打磨，作品流於平庸低俗。借鑒文化生產——消費（接受）模式對當前文化創作生態進行解構，既能關注到審美潮流和消費環境，又不忽略作品的質量保障[4]。

（一）理論借鑒

正如哈貝馬斯所說的“對稱的主體間性”[5]。在任何話語行為中，言者和聞者都是一種對稱關系，這是話語行為或交流得以實現的前提條件。所謂主體間性強調主體之間通過交往理性建立起關系，過程中“傳”、“受”關系不應是對立的主客體關系，因傳播過程是雙向流動的，信息接收者不是單向的被動體，傳播主導者和信息接收者都是傳播主體，二者在交流中建立起平等對話的關系[6]。盡管哈貝馬斯討論的是交往關系，但這樣的關系也正是文化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關系。

（二）基本理念

借鑒了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的觀點，文化生產——消費模式認為文化生產者和文化消費者都是主體，生產者對時下審美追求進行捕捉，創造出符合審美趨勢以及高於審美情趣的文本，而經過消費者的解讀，文本被賦予了意義，得以重塑，實現了其文化價值。因此，文化生產者和文化消費者互相成就，是文化價值實現的雙主體，在這一動態過程中，生產和消費這個連續體時刻發生著變化。盡管文化生產和創作受到消費規律的制約，但在把握了審美趨勢和消費規律后，結合具體的作品，就能生產出為市場接受、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作品。總之，這種模式克服了研究文化問題的局限性，從生產—消費的動量演變中解讀文化的意義，對我們綜合、全面地探索文化創作與發展的合理路徑有著重要啟示。

（三）應用於公安影視作品創作的邏輯

公安影視作品的創作需要融入文化市場的世俗化傾向中，革新內容、敘事結構、拍攝手法等，從不斷變化的生產消費關系中發展出既保留公安特色，又適應消費需求的影視作品創作模式，這就需要借鑒文化生產——消費模式，指導我們在當前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中，既捕捉到市場消費需求、跳出傳統模式創作公安影視作品，又能積極引領社會風尚，不失公安文化特色，讓作品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傳播法治、弘揚正氣、引導輿論、震懾犯罪。

三、在文化生產——消費模式下創作公安影視作品的途徑

（一）堅持兩個方向不動搖

公安工作的性質要求公安影視題材作品應具有鮮明的政治特色和價值立場。然而有一些作品以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為主線，將公安作為強化主角感情狀態的職業背景，迎合部分消費者的口味，弱化了公安的職業特色與政治底色。公安影視作為行業類的文化產品，首先須具備維護核心價值觀的功能，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培育與踐行社會主義道德。可以在刻畫人物形象、構建敘事中豐富內涵，也可在影像的表達上增加視覺刺激，但正義的倫理觀不能偏離軌道。

其次，公安行業的特殊性也要求創作強化身份意識，不因藝術加工而消解主流價值。作品雕琢應深入基層，挖掘有血有肉的人物故事，捕捉行業最真實的細節，用公安的藝術“方言”，創作出“正能量、接地氣”的精品佳作，更為生動真實地展示人民警察的光輝形象。因此，首先應保持這兩個基本方向不偏離，再以藝術手法創作、美化。改編自系列同名小說的《法醫秦明》，就是基於作者秦明多年來真實的法醫工作經歷，用數個案件將劇情串聯。男主人公秦明與警隊的兩個朋友通過現場勘驗、尸體解剖與對案情的抽絲剝繭，破獲了一樁樁案件。盡管劇情中后段犯罪分子略佔上風，秦明也因個人恩怨險些游走違法邊緣，但最終還是邪不壓正，警察倫理道德取得勝利，社會正義得以伸張。

（二）順應審美趨勢

從文化消費者的角度來說，對於迎合其審美取向的影視作品，即便與主人公處於不同的話語體系，但是主人公的價值取向、代表的利益群體以及情感表達，他們是可以感同身受的，從而刺激了消費行為。因此，第二條途徑就是創作符合消費規律和受眾消費心理的作品。

影視作品的創作者追求的是實現與觀眾的對話，尤其是在文化由儀式走向實用，世俗化傾向明顯的趨勢下，更應生產出符合審美需求的影視作品。對現在審美文化的變化進行回顧就會發現，消費邏輯取消了藝術表現的傳統崇高地位[7]，英雄主義讓位於大眾文化，一種世俗實際的生活場面和行為模式變成中國當代審美偏好的基本景觀，甚至為反英雄式人物的出場提供了機會。《湄公河行動》作為主流類型片在消費語境裡借鑒商業片的成功典范，影像表達上迎合了消費者視覺盛宴的審美追求，劇情敘事上也因主線清晰、情節編排緊湊、無處不在的戲劇張力讓觀眾的審美體驗得到滿足，是人民警察和人民群眾都喜聞樂見的優秀公安題材影視作品。電影中的方新武就是一個非典型的英雄角色，作為緝毒警的他為給愛人報仇，殺掉毒販，最后因救隊友犧牲而得到救贖，這種非傳統式大團圓結局使得善惡觀得到了維護，文化內核更深刻，不再是單純的邪不勝正、不再清晰地界定英雄與惡人，代表正義一方的警察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復雜情感，不是單薄的好或壞就能塑造出一個形象，這樣的人物刻畫更容易被觀眾接受。

（三）規避創作悖論

從文化生產主體的角度來看，公安影視創作裡一直存在著過真與過假的悖論[8]。過真主要是為了吸引觀眾眼球，種種公安技術手段如紅外線取証等，常被無比真實地展露在觀眾面前，這些細節在吸引觀眾的同時，也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增強其反偵查能力，給公安機關之后的偵破工作帶來困難。過假的悖論則表現在一些不合理的形象塑造上。一些影視作品，比如《玉觀音》為了增加噱頭，添加臥底愛上毒梟的情景﹔或是像《征服》裡夸大犯罪分子的影響力，一些黑幫老大稱霸一方，在勢力范圍內為所欲為，罔視綱常法紀，這樣一種虛假的擬態環境難免會使觀眾對現實治安秩序認識發生誤解，對公安機關的執法能力產生懷疑，公安機關的形象大打折扣。

過假的悖論需要創作者考量現實，在不違反法律法規和人民警察職業規范的前提下，進行合理的藝術加工，傳播正確的價值觀。而過真的悖論是需要借用鮑迪裡亞提出的擬真、超真實兩個重要概念來進行解釋。擬真是從模型出發的復制，以符碼擬像取代真實。在真實世界中，對真實世界重現和反映的“表現”(representation)發揮核心作用[9]。而超真實世界作為擬真的產物，“表現”讓位於“呈現”(presentation)，通過媒介手段，用虛構或模仿的事物來代替“真實”，從而規避了過真的悖論。當前公安影視作品的創作也可以部分超越現實，建立在超真實的情景下，通過符碼擬像，避免暴露在真實的公安工作中所採用的手段和技術。《毒戰》的導演為了解決審查問題，設計讓其他緝毒警將孫紅雷扮演的臥底警察抬進裝滿冰水的浴缸裡，壓制他毒癮發作。於大眾而言，這是“真實”的情況，因為在超真實世界中，觀眾是在回應符碼指令，不是主動地追尋事物的本真存在，是一種復制/回答的單向程序[10]。這樣既能保留必要情節、滿足藝術效果、吸引觀眾的眼球，又能符合公安題材影視作品特殊的審查標准，實現對公安工作特殊操作的保密。

（四）保証作品質量

當前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影視產業興盛背后是文化的蒼白與部分價值觀的扭曲，文化傳承讓位於票房紅利。所以，文化生產者對作品質量的把控依然不可鬆懈。以文化生產——消費模式的觀點來看，首先，市場促進了文化產品的多樣化，消費者的審美追求經過不斷揀擇，潛移默化地進行了升級。觀眾不再為隻有震撼場面、大咖演員、情節單一的作品買賬，他們開始追求作品的敘事結構、演員表現力以及文本深度。其次，消費者對作品質量的高要求反過來亦能優化文化消費環境，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就曾論述過，藝術產品的質量會因主體素質的提高而達到更高的水准，而藝術產品質量的提升又不斷促進主體的藝術欣賞水平和思想境界乃至綜合素質的全面提升[11]。公安部金盾影視文化中心制片人郭現春對公安影視創作提出3個“堅持”的要求，其中一個便是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12]。

當前的公安影視作品中也不乏精品。它們植根於時代土壤，尊重現實，又進行了合理的藝術創作和升華。2017年開始播出的《巡邏現場實錄》系列紀錄片，通過鏡頭真實展現上海市基層民警執法一線情景，播出后獲得了一眾好評。攝制組深入基層用心調研，歷時4個多月，同巡邏民警一樣三班倒，晝夜蹲點在上海36個基層派出所，拍攝了748個出警案例，跟拍了近200位一線民警，觀眾們直觀地看到了基層民警忙碌於處理街頭巷尾的瑣碎糾紛，對於公安工作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創作者俯下身、深入生活去挖掘這些素材的態度，既讓觀眾產生了認同感，實現了生產與消費的良性互動，又保証了作品的質量，使作品具有了靈魂，對后續公安影視作品創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四、結語

公安題材影視作品是弘揚社會正能量、縫合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傳播手段[13]。公安文化因其獨特的大眾吸引力、社會影響力和時代感染力，一直都是主旋律影視市場裡的重要構成。為了使公安影視作品更受市場歡迎，我們往往片面關注如何能最有效地迎合消費市場，而忽略創作原因和目的，導致價值觀模糊和產品內容低廉。所以，要創作出優秀的公安影視作品不僅要在市場份額和大眾口味上下功夫，還應保留公安特色、堅定作品價值觀立場，在保証作品質量的同時拓展公安影視作品的傳播空間，擴大其影響力。過度向文化生產主體或是接受主體傾斜都是我們應避免的傾向，以文化生產——消費模式觀點，動態地從二者關系中摸索作品創作路徑，才是當代文化背景下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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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公安部制定推動公安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實施方案新思路新舉措推動公安文化大繁榮[EB/OL].[2019-05-15]. http://www.mps.gov.cn/n2253534/n2253535/n2253537/c4141098/content.html,2012-01-18.

[4]周憲.文化表征與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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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仰海峰.超真實、擬真與內爆——后期鮑德裡亞思想中的三個重要概念[J].江蘇社會科學,2011(4):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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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劉曉哲.馬克思主義文藝育德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9.

[12]搜狐新聞.郭現春：時代給公安題材影視創作提出的6個要求[EB/OL]. [2019-05-15].http://www.sohu.com/a/307871172_505759，201-04-14.

[13]楊艾明.消費語境下國產主流電影的審美追求[J].電影文學,2019(4):27-29.

（作者簡介：王薏菡，女，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公安思政與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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