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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時期中國出版的特殊使命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周蔚華
2020年07月27日10:15 |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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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十四五”時期中國出版的特殊使命

 

  回望“十三五”,出版業取得了一些驕人成就,主要包括重新建構黨政一體的宏觀管理體制、促進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的深度融合、將社會效益優先落到實處、走出去取得重大進展、圖書出版在紙媒整體衰落的情況下逆勢上揚、出版結構優化等。即將到來的“十四五”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是中國共產黨開啟新的一百年歷程的第一個五年,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國內外格局重大變化之后的第一個五年,搞好“十四五”規劃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我個人認為,做好新聞出版的“十四五”規劃要注意把握以下幾點。

  圍繞中心,聚心鑄魂。“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是中國出版業的優良傳統,也是出版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障。在“十四五”期間,出版業在“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方面應該在以下四個方面加大力度:一是繼續深入宣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使其入耳、入腦、入心﹔二是緊緊圍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宏偉目標進行全方位的出版策劃和宣傳傳播,使出版成為推動社會歷史進步的巨大精神動力﹔三是更好地發揮出版在聚心鑄魂方面的功能,改變過去過分強調出版的傳播知識、傳遞信息功能的偏差,強化出版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的堅定信仰、聚心凝魂作用,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成為廣大人民群眾自覺的價值追求和行為規范,撫慰疫情期間所造成的心靈創傷,彌合思想輿論的割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下形成社會最大公約數﹔四是對疫情給世界帶來的深刻變化進行深入分析、總結、研判和預測,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智力支持和戰略策略。

  技術引領,深度融合。“十三五”期間,在中央的頂層設計和政策引導下,出版業在媒介融合(包括出版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總體說來距離目標還有很大差距,絕大多數出版單位還處在“相加”而不是“相融”階段,剛剛從“你是你、我是我”進入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階段,還遠未達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融合階段。近年來新的傳播技術日新月異、飛速發展,出版業也正從傳統出版走向融合出版,進而走向智能出版。疫情期間,大數據、5G、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加速了傳統出版的衰落,在“十四五”期間,出版業必須將加速出版融合提高到關系出版業生死存亡的高度加以認識,以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為引領,在平台、內容、技術、渠道等方面深度融合,並在體制機制上進行革命性變革,適應信息技術革命對管理的新要求。

  內容優先,提質增效。出版業本質上仍然是內容服務業,優質的內容是出版業存在的價值所在,也是其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十三五”期間中國出版業在內容優化方面有一些進展,每年圖書品種保持在50萬種左右,我們的出版數量已成為世界第一。但我國還不能說是出版強國,因為我國圖書出版的傳播力、影響力等還遠遠不夠,原創性影響力較大的選題還少之又少,對內還遠遠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高質量精神產品的需求,與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相距甚遠,對外缺乏在世界范圍具有較高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出版物。從總體上看,我國出版業的效益還有待進一步提高,除了個別年份,單品種效益實際上在不斷下降。這與黨所提出的新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思路或者供給側改革方向不一致。此外,優質內容的呈現方式也較為單一,缺少把優質內容優勢轉化為經營效益優勢的產品研發模式和盈利模式,因此,要進一步探索媒介融合環境下出版業提質增效的有效路徑。

  壯大產業,促進繁榮。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以后,從理論上我們理清了包括出版在內的文化產品的雙重屬性,除了出版公共物品外,越來越注重發揮市場在出版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在出版領域進行了轉企改制改革,並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與此同時,由於出版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屬性,我們在發展壯大出版產業方面還有很多禁忌,在具體管理措施上出現了一些反復,如何處理好發展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滿足人們多樣化文化需求與避免“三俗”、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與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加強管理與促進繁榮、擴大對外開放與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管得住與管得好等一系列關系,是擺在出版業尤其是管理者面前的艱巨任務。“十四五”規劃要注意抓住新技術在出版領域廣泛應用的歷史機遇,著力於處理好上述關系,繼續深化出版領域的改革創新,是生產關系適應新的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進一步發展出版生產力、釋放出版活力,實現社會主義出版業的大發展大繁榮。

  公共服務,厚植基礎。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出版公共服務建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強出版公共服務建設。“十四五”期間要繼續加大對出版公共服務的投入力度,從出版政策法律環境、窗口指導、資金投入、出版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增強出版公共服務能力。在出版公共服務方面,尤其要在促進全民閱讀、培育和壯大出版消費者群體,保護知識產權、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加快出版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公益性出版的投入,在財政、金融、稅收方面等繼續對出版業進行傾斜和優惠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把出版公共服務的基礎打牢打實。

    國際傳播,落地生根。“十三五”期間我國出版走出去在數量上獲得了突破,扭轉了長期版權貿易逆差過大的不利情況。但走出去質量還有待提高,實際效果還遠未達到理想狀態,能夠進入西方主流渠道並對西方主流社會產生影響的走出去出版產品少之又少。若干年前,我曾提出,我國的出版走出去要實現六個轉向,即從出版走出去轉向文化走出去、從走出去到扎下去、從周邊到全球、從人文知識表達到多元思想傳播、從知識傳播到價值認同、從單載體輸出到多載體互動,應該說,這幾個轉向仍然有待實現。這次疫情更加凸顯了向世界傳播中國聲音、讓西方客觀全面認識中國的極端重要性,中美之間在國際上爭奪話語權和輿論引導權,出版業承擔義不容辭的重要職責。在國際斗爭尖銳復雜的新的歷史環境下,我們如何尊重傳播規律,深入研究西方受眾的接受習慣,讓中國聲音能夠傳出去、入主流、獲認同,讓中國價值觀在世界范圍內落地生根,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也是“十四五”期間出版業要繼續努力獲得突破性進展的方向。

(責編:趙光霞、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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