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致力於創作反映時代主旋律的中國故事的電影創作者，作為一個常年駐守在高校的影視教育工作者，在北京電影學院建校70周年之際重讀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不僅感受到了蓬勃的感召力與驅動力，也體會到了沉穩厚重的使命感，以及肩上擔負的多重責任。

　　作為有責任以作品為載體反映家國脈動的創作者，譜寫中國故事、提煉中國情感，應當是我們一以貫之的自我要求和使命。當今的中國社會不僅匯集了前所未有的世界關切，構筑這個巨大母體的細胞——那一張張鮮活各異的中國面孔及由其組成的家庭乃至族群，他們的生活也為我們的創作提供了深厚遼闊的富沃土壤。當代中國人的生命與情感狀態，呈現在我們的作品中，絕不應當僅僅是抽象浮泛的概念符號，而要具有溫度和質感，這也是一直以來我對自我的創作要求。在近年來的作品中，我始終踐行的原則是“小切口、貼地、深挖”——以最具生活氣息與親和力的題材視角切入，來洞悉及探究劇烈變動的中國社會的冷暖人情。在反映內蒙古包頭市棚戶區改造的電影《搬遷》中，故事借由閆妮與吳彥姝所飾演的兩代女性為視角代入，呈現城市化推進發展趨勢之下的家庭糾葛與情感抉擇。而在反映內蒙古鄂爾多斯毛烏素地區防沙治沙、生態造林主題的作品《生生不息》中，圍繞一位植樹標兵對於造林事業與個體價值、人地關系的再思考、再抉擇，凸顯出新時代背景下的新生態觀與發展觀。這樣一個個處於動態迭變中的中國社會的個體、家庭、群體，正是當今中國社會的折射觀照，正是能夠接續每個觀眾所感所思的動情點，也正是今后我認定及堅持的創作方向坐標。

　　讓我深感欣喜及鼓舞的是，近幾年我們主流電影的創作呈現出在遵循電影視聽敘事規律基礎上進行多元化、多向度探索，嵌入正向豐厚的人性議題的普遍趨勢。從《我不是藥神》《我和我的祖國》到剛剛過去的國慶中秋檔的《我和我的家鄉》，我們驚喜地發現，這些作品中映現的當代中國社會開始變得開闊綿密，角色面孔有親和力，以及健康積極的氣質。就《我和我的祖國》和《我和我的家鄉》兩部姊妹片而言，撇去演員貢獻的個人魅力不說，都在情懷輸送與人性表達之間找尋到均衡適恰的基點與切口，既有群像式的“民”又有鮮活靈動的“人”，以凸顯包容復雜的人性來覆蓋和延展對於厚重主題的表達，收獲了觀眾們強烈的情感共鳴。

　　中國電影的進步和蛻變正在進行中，而這一切只是開始。對於“中國故事”而言，每一位創作者都不該是在其人物列表之中卻在敘事文本之外的旁觀者，勇於嘗試、勇於融入時代且忠實反映時代精神，是我們責無旁貸的責任和擔當。突如其來的疫情減緩了我們前進的腳步，卻不曾動搖我們的勇氣和信心。時值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六周年之際，恰逢北京電影學院建校70周年，我們更應該回望和重新梳理總書記提出的重要命題，並深刻思考新時代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發展方向。作為“中國”這個宏大母題的有機構成，無論是影視創作，還是影視教育，我們所踐行與遵循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所強調的文藝工作者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發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讓外國民眾通過欣賞中國作家藝術家的作品來深化對中國的認識、增進對中國的了解。我們力爭能夠借由一部部優秀的作品、一系列出色的教學成果，累積出屬於中國的文化品牌，在這個偉大的時代，讓中國文化帶著自信，向世界展示中國的魅力與實力。

　　（作者：黃丹，系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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