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嘉賓：

約翰·基恩（John Keane）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和德國柏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學教授

達雅·杜蘇（Daya Thussu）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傳播學教授，曾任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國際傳播學教授

姜飛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中國新聞史學會外國新聞傳播委員會會長

主持人：

肖連兵 光明日報社國際交流合作與傳播中心秘書長

所有危機都是充滿機遇和創新的時刻

肖連兵：各位嘉賓，作為國際傳播學界專家，你們如何看新冠肺炎疫情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

基恩：這場大瘟疫再次証明，所有危機都是充滿機遇和創新的時刻。傳染病引發的大規模死亡、痛苦和社會混亂是未來可能發生的環境災難的可怕征兆，但這場疫情並不只是悲劇，它同時孕育了突破。

過去一年裡，常態岌岌可危，焦慮滋生，疫情打破了舊習，確定性隨風飄散，人們變得擔驚受怕，整個社會變得脆弱不堪。然而，這場大瘟疫的進程首次在全球范圍內表明，人們可以利用數字工具和數字化導向的機構減少集體焦慮、對抗破壞和死亡，並促進社會團結。

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運用將我們這個時代的疫情防控與以往時代的瘟疫防控區分開來，比如一個世紀以前俄羅斯和西班牙的流感疫情防控。那時，全球首次通過遲緩和笨拙的方式來報道和處理疫情，包括運用電報、蒸汽船、報紙、口頭報告和印刷指令來實現隔離、敦促人們戴口罩。相比之下，當前的疫情防控是完全數字化的。在高速、不間斷報道的作用下，疫情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媒體事件，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深度激發了公眾對疾病和死亡的恐懼，而新的數字化手段還使得公眾對新冠病毒進行著監測和管理，其力度之大史無前例。

杜蘇：盡管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公共衛生和國際經濟帶來了極其不利的影響，但它也為重新思考信息通信技術在全球數字化網絡中的角色提供了新的契機。信息通信技術在過去10年中極速全球化，這極大地幫助了世人應對此次嚴峻的全球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在中國政府抗擊和控制疫情過程中，信息通信技術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與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所採取的相當笨拙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提倡多邊主義，支持世衛組織將防控新冠病毒作為公共事業的舉措。中國還倡議建立健康碼國際互認機制，使世界能夠恢復到疫情之前的出行、貿易和旅游狀態。

姜飛：疫情給全球公共生活帶來巨大挑戰。隔離接觸但不隔離交流，新興信息傳播技術適時有效地承擔起連接個體和世界的角色。一方面，在疫情防控要求下，多種社交媒體和軟件以及數字技術幾乎實現了世界性的普及﹔另一方面，疫情在深入改變人群和社區常態的同時，也深刻改變了世界傳播生態。從中國國內來看，疫情大數據系統和各地的健康碼管理都有效發揮了疫情防控功能，疫情發布會在紛擾的信息背景下發揮了定盤星的功能，從疫情中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大國韌性、大國擔當、大國夢想。雖然世界范圍內的疫情尚未結束，但后疫情時代的全球傳播生態博弈卻已復雜而熾烈。從全球范圍來看，中國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並為全球提供醫療防控物資和疫苗等公共產品，美國等國家的疫情卻仍在蔓延，全球傳播領域出現新冠肺炎疫情主題下的輿論角力。

數字化網絡化媒體正鞏固多邊規則

肖連兵：如何看信息通信技術對后疫情時代的影響？

基恩：信息通信技術的社會促進作用並不局限於一國之內。同樣重要卻不那麼明顯的是，信息通信技術的應用正在加速跨國界協商的發展。跨國界協商的目的在於促進協調治理、可持續增長和社會團結。疫情並非正在毀滅多邊主義，或摧毀區域性和全球性管理機構，而是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數字化、網絡化的媒體不僅提高了公眾對全球矛盾以及各民族和國家共同命運的認識，正如中國的例子所有力表明的，新的信息通信技術也正在鞏固多邊規則和跨國界協商的發展。

我們可以說，中國是第一個在信息時代形成的全球性大國，因此中國對世界表現出非同一般的開放程度也就不足為奇。在北斗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等創新的支持下，在商業利益和多極化治理機制的推動下，中國正在成為一個信息大國。中國的國有企業和管理機構，甚至是中國游客——此次疫情暴發前，中國游客的數量是世界上最多的——都更喜歡無局限的流動、遠距離的開放、物流樞紐和走廊地帶的機遇，通過高速鐵路、機場和航道將城市和偏遠地區連接起來。流動性是中國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的中介。中國擴大了網絡信息技術的社會應用，微信在全球擁有12億用戶。

杜蘇：作為全球互聯網用戶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在網絡世界的相關議題，如電子商務、互聯網基礎設施和治理方面的聲音越來越具有影響力。在過去10年間，中國已成為一個網絡強國。在5G基礎設施方面，中國幾乎領先於所有其他國家，這使中國掌控了自己的工業未來。憑借其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和互聯網人口，中國的5G移動網絡投資到2030年預計將達到4050億美元。中興通訊和華為等中國公司一直處於5G競賽的最前沿，他們是全球主要電信運營商的重要合作伙伴，並開發了5G及物聯網核心技術。另外，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也處於世界前沿。中國2017年發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到2025年，中國在某些人工智能領域將達到“世界領先”，並在2030年成為人工智能創新的主要中心。因此，中國政府和企業正在大力投資包括人工智能、5G網絡、IPv6協議、虛擬現實和物聯網在內的面向未來的通信技術。

姜飛：進入21世紀，隨著信息傳播基礎設施的革命性更新，5G、雲計算、大數據等信息傳播新技術和新理念實現了物理意義上朝向受眾的最后一公裡的突破。同時，西方大國掌控的信息技術和傳播終端的傳播權與傳播影響勢能，也在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不斷推進的信息革命中被部分稀釋，傳播的權力呈現出向東和向南遷移的趨勢，殖民主義和技術霸權所建構的世界傳播秩序正在悄然轉向。在這方面，中國信息傳播基礎設施的建設作出了巨大的世界性貢獻，既技術性地重構了二戰以來全球傳播的基礎結構，也培育了全新的信息傳遞的上中下游格局和新的力量主體，為全球傳播的公共性服務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極大助力，在某種程度上奠定了信息傳播公共性的基礎或者起點。

從實踐層面來看，在信息傳播新技術的推動下，中國的全球傳播平台化建設愈加推動了公共產品的生產，發揮了一種全球信息市場平衡和傳播秩序良性建設的積極作用。疫情期間信息傳播新生態推動著全球媒體愈加從公共服務意識出發，盡可能地將世界各國（或者至少是聯合國成員國）納入報道。由此我們看到，對於各國政府來說，國際傳播的公共性特征呈現出一種“必需品”的定位趨勢，與疫情前信息傳播實踐和認知框架相比，呈現出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性。

信息發布在危機中培養社會信心和團結

肖連兵：從治國理政的角度，人們應該從這場疫情的應對中得到什麼啟示？

基恩：以較少被媒體關注的烏拉圭為例，該國政府成功控制了疫情蔓延。烏拉圭人口350萬，累計有約3.9萬個確診病例，死亡400多例。而面積相似的巴拿馬則有累計超過31萬確診病例和5000多例死亡病例。單憑數字並不足以解釋烏拉圭疫情防控的成功，其成功還有其他原因，最重要的是烏拉圭政府利用數字化技術贏得了社會信心和公民信任。烏拉圭政府將新的信息通信技術與二戰期間首創的對抗梅毒暴發的老方法相結合。短短幾周內，由實驗室和公立醫院組建一個國家網絡。在明確、嚴肅的社交媒體信息的支持下，政府迅速關閉了學校、酒吧、購物中心和其他公共機構，封鎖了與疫情嚴重的巴西長達1000公裡的邊界。國產的數字化測試系統迅速用於鎖定當地傳播鏈，大規模的檢測、復雜的追蹤和對患者的社區隔離成為新常態。傳染得到控制后，即對多個樣本進行數字化監測、檢測，對任何給定群體樣本中的感染者進行快速識別，使人們迅速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

中國、韓國、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國已經率先採用了類似的方法。政府使用了數字化的監測預警和公共監督。他們通過封鎖邊界和關閉機構來防控疫情，此外他們成功的秘訣是開放的參與和對民眾的賦權，請民眾進行自我掌控，利用大數據和移動電話向民眾發布信息，使民眾進行自我評估和症狀報告，安排電話咨詢和移動測試。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在危機的困難時期培養社會信心和團結。

姜飛：中國政府將信息傳播新技術運用於疫情防控和社會治理，實現了信息生產滲透下達和信息跨越層級邊界上傳，推動了新媒體時代社會治理的轉型，傳播現代化正在成為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涵，有效地支撐了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在微觀層面，短視頻實現了疫情防控的高速高效傳播，Vlog（視頻博客）將UGC（指用戶生成內容的模式）納入新聞專業生產視野，“大數據+雲服務+App”的模式實現了“媒體+政務+服務”的融合，有效實現了信息的即時通信和互動。在中觀層面，中國實現了由被動監管向監測預警、由單一管理向系統管理、由政府管理向社會治理的轉型。在宏觀層面，中國利用信息傳播基礎結構重塑了治理能力轉化的新焦點，致力於打造中國的信用傳播和傳播信用。中國借助大數據分析探索事件之間的偶然和必然關系，實現全國信息的資源性聯動建設，推動中國國際化媒體在全球范圍內積極重組價值權威和關系鏈條。疫情讓世界看到了中國政府在信息傳播基礎結構產業領域的新貢獻，也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突破各種局限、為世界提供更多積極有效公共產品的能力，更讓世界看到了一個新興大國在信息傳播領域的責任與擔當。

肖連兵：杜蘇先生，您對世界互聯網的發展有什麼評價？

杜蘇：與中國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經濟方面都各具特色一樣，中國互聯網也有其鮮明的特征。就市場價值而言，中國的電子商務巨型公司規模已接近Alphabet（谷歌重組后組建的“傘形”架構公司）和臉書等全球巨頭。2020年，中國的電子商務銷售量已躍居世界第一，是互聯網發明地美國的兩倍，並且中國將繼續主導其商業和治理。在移動支付領域，中國同樣領先於世界。根據2020年11月24日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截至2020年，中國已有48萬個5G基站，超過了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建立信息和通信網絡是中國宏大基礎設施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其於2015年提出的雄心勃勃的“一帶一路”倡議。一旦建成，將形成一條橫跨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一條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可以深化經濟一體化和互聯互通。

中國政府及其日益全球化的網絡公司一直在加強其在全球的網絡影響力。可以說中國擁有自己的互聯網配置，中國是唯一擁有與谷歌、臉書、亞馬遜、推特和WhatsApp等很多美國網絡資產類似版本的國家。

盡管如此，美國在數字基礎設施和軟件領域仍世界領先，因為美國企業仍影響著全球數字生活。全球99%的數據通過海底光纜進行傳輸，而呈指數級增長的海底光纜也被深深地打上了美國的烙印。全球數字公司，尤其是微軟、谷歌、臉書和亞馬遜，對海底光纜進行了巨量投資。2018年，他們擁有或對外出租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海底帶寬。隨著全球數據量激增、數據的價值越來越大，數據的儲存和處理也成為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2019年聯合國的一份報告顯示，在4422個數據中心中，美國佔有40%左右。

智能信息通信技術縮減制約全球合作的時空差異

肖連兵：各位對后疫情時代建立國際傳播新秩序有什麼見解？

基恩：過去4年裡，特朗普政府証明了一個事實：一個正在衰落的大國言必稱我、回避退縮、以鄰為壑。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卻恰恰相反：眼光長遠、融入世界。通過上海合作組織、清邁倡議等，中國與周邊14個國家積極開展合作。它在亞太經合組織和最近達成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更廣泛的區域組織中發揮著重要作用。RCEP即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推動全球治理機構改革和在許多全球治理機構中發揮領導作用在中國的治理議程上同樣重要。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中國領銜的有4個，超過了聯合國安理會其他常任理事國。近年來，中國還幫助建立了新的多邊機構，比如建立在務實共識而非正式條約聯盟基礎上的中阿合作論壇。

嘗試建設這些跨境機構的歷史意義不容低估。新冠肺炎疫情提醒我們，政府有責任為人民服務並贏得人民信任。未能做到這一點的政府應該受到懲辦，因為它們像從前一樣把經濟置於優先地位，例如要求工人“回歸常態”，兜售“群體免疫”等致命觀念，把放任病毒傳播和無視短期內的高死亡率視為促進長期經濟增長和減少公共醫療衛生開支的最佳途徑。疫情還証實，越來越多的地方問題、地區和全球性挑戰無法依靠各國單獨行動或雙邊行動得到應對。我們的星球正在縮小，環境問題、社會問題和治理挑戰越來越多。因此，日益增加的全球合作有助於公平有效地解決大大小小的棘手問題，從而贏得希望免受疫情之困的廣大民眾的信任和支持，而智能信息通信技術將制約全球合作的時空差異縮減到接近於零。

杜蘇：中國在不斷融入全球數字經濟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問題。2020年6月中印發生邊境糾紛后，印度宣布禁用2020年世界上下載量最多的抖音國際版短視頻App，緊接著美國便對其母公司字節跳動公司下手。以上都是“技術民族主義”引發技術戰爭的典型案例。這已成為繼中美貿易戰之后，范圍更廣的地緣政治競爭和全球政治重組的一部分。美國希望印度以及其他國家加入其所謂的“清潔網絡”計劃，排斥那些他們認為對民主制度和結構有害的應用程序。在數字時代，數據已經成為全球價值不菲的商品和跨國貨幣。對於擁有海量個人和公共信息數據處理技術的美國數字巨頭而言，在數據驅動經濟模式下，數據的挖掘、交易和處理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權力。美國政府和企業積極推動數據自由化，並堅決抵制數據本地化的嘗試。中國在人工智能和數字移動支付等領域也已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后疫情時代，數據本地化，尤其是涉及健康和衛生問題的數據，很有可能成為主要議題。要解決隱私、安全和監管的問題，需要大家一起進行一場透明公開的辯論，而全球的傳播學者群體應該是重要的利益相關者。

姜飛：在國際傳播領域，中國將通過5G等信息傳播新技術強化媒介平台的公共產品氣質，通過中國媒體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為打造一個有利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傳播格局作出中國貢獻。中國的傳播實踐切實踐行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聯合國減貧規劃作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十三五”期間，中國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信息通信網絡，寬帶和流量的資費降幅達到95%，同時大幅度縮減了城鄉數字鴻溝，為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作出了巨大貢獻。

從技術實踐層面來看，定義新媒體的三個特征中，基礎媒介更新是起點，傳播終端創新是常態，傳播理念革新是關鍵。后疫情時代，中國將通過對信息傳播和國際媒介秩序的介入，實現向全球傳播基礎結構的平衡性角色的轉型。

從百多年來的世界傳播實踐看，亟須在新一輪傳播格局變革中引入中國的技術和力量。中國將借5G與工業互聯網的融合，加速數字世界、智慧社會的建設，讓世界更多人知曉中國視角下的發展道路、世界故事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塑造更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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