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个人体验与大众认同

　　纪录片在很多时候是一种个人化的体验，无论对于被摄对象还是纪录片导演自身。在传统的纪录片创作中，纪录片人将现实中的个人化生命体验通过媒介（电影或电视）呈现于观众眼前时，为了强调纪录片的“真实”，会刻意隐瞒纪录片人的个人色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强调纪录片的“客观”“公正”，以达到令观众认可的“真实”之目的。

　　美国新纪录电影的代表作之一摩根·斯普尔洛克的《超码的我》（Supersize Me），则把一种极端的个人体验用镜头记录下来，带给观众，（并获得第24届圣丹斯电影节纪录片导演奖）。在这部纪录片中，摩根·斯普尔洛克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小白鼠做实验，连续30天，三餐只吃麦当劳所卖的食物。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在90分钟的时间里，向所有纪录片的观众展示：30天我们能做很多事情，也可以吃很多东西；同时，30天也足以让我们失去健康。如果在观赏这样一部完全以个人化的体验而制作的纪录片时，我们追究它的客观、公正以及它的真实性，那么，这里的真实似乎与纪录片在传统意义上的叙事真实，尤其是面对国家、民族等微言大义选题类的真实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一种极其个人化的、某个时段的生命体验如何溶入大众传播领域内，使得更广泛的群体在情感层面引发共鸣，获得一种大众化的真实认同呢？因为这种大众化的真实认同，才是纪录片人与纪录片观众所达成的契约关系，它可以通过收视率、票房得以呈现。

　　纪录片观众通过观赏纪录片，与纪录片人达到一种特殊方式的沟通。他们通过收视率，让纪录片人知道创作者们是否做对了。因此，无论是纪录片的结构、叙事，还是纪录片中的人物、故事、结局、风格……都是观众与纪录片人订立的契约的一部分，而纪录片人必须以作品回应观众的需求。

　　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从16年前被打工潮裹挟着，离乡背井去往广州打工。对于他们而言，唯一的希望与安慰，他们的“期望”（或许是绝大多数那个年代的农民工的“期望”）就是能够用辛苦赚来的微薄收入抚育他们留在家乡的一双子女，使孩子们能读书，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有朝一日离开农村的土地过城里人的生活。然而，日渐成年的女儿张琴却做出了让父母（以及很多观众）不舒服的决定——退学离家，她要马上就过城里人的日子，成为新一代的外出打工妹。从形式上看，《归途列车》没有美国新纪录电影的那些招牌动作：纪录片制作人的出镜；直逼式采访；“自我反射”式拍摄……可是，《归途列车》的真实性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文化的教化使得观众能够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自身的反射：不是由于这部纪录片反映了我们的生活，而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自身正在回应这部纪录片的故事,以及这部纪录片的人物。

　　当我们将“客观”“公正”等真实的要素认定为纪录片的本质属性时，可能我们忽略了纪录片与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差异性。纪录片的真实性不大可能如同山川河流一般的是一个客观的地球物理现象。自然世界是“自在的”，而真实性一直是由各种因素合成的一种拥有众多形态的、变化不定的、由社会与文化等多重结构共同构筑的复合物，它是一个多棱镜，根据人类文化对客观世界的态度与愿望的变化而变化。真实性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头脑中认同的对自然事物的复合影像，是观众个人的主观需求。当纪录片制作人个人化的体验满足了大多数观众的个人化的主观需求时，纪录片中的真实性便具有了大众认可的基础，便转化为了大众化的真实，大众化的认同。

　　（张雅欣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节目研究所所长）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