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在以媒介效果研究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路径的主导下，具有原创性、有影响力的传播学理论贫乏。传播研究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从“人”出发，打开结构功能主义之外理解传播的崭新视野。特别是在以网络、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探讨传播与人的生活实践、人的生存发展、人的情感认知的关系，提高传播研究的解释力，尤为必要和迫切。本文在对传播学思想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将各方理论中关于人在传播中的存在方式的相关论述抽取出来，进行认真的分析，以求能够对以“人”为维度的传播理论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传播学 人与传播 传播学思想史

传播学存在危机，这不是个新问题。1959 年，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就指出，为传播学研究带来极大活力的“伟大的思想”正在“枯竭”。①二十多年后，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本人也承认，“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 ②时至今日，对危机的思考“涛声依旧，历久弥新”。例如，有学者直言传播学有四大危机，其中之首就是——学术知识中，传播学的贡献相当低，表现为缺乏系统的理论建设，自己研究得出的理论常常被其他学科所忽视。③有学者认为，传播学作为学术发展史中的晚辈，在政经社、文史哲等学科的老大哥面前，基本处于理论之流末端的技术操作层面。④还有学者对15年来的传播学研究进行了分析，用数字证明：过去1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视野、范围拓展了，但深度不足，学术水平不高。高频关键词如走马灯式快速变化。这些信息都折射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术成色不足。⑤简而言之，无论中西，在以大众传播研究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的主导下，具有原创性、有影响力的传播学理论贫乏，已经成为影响传播学学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在当下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学研究仍囿于广播电视时代的理论和方法，阐释效力尤显不足。

交流与传播的能力是人类拥有的一种突出特征。传播学研究的缘起，本与人的问题不可分离。汉诺·哈特（Hanno Hardt）认为，传播学是在具体的文化、政治经济环境中研究人和制度的学问，也是在变化的条件下研究人和制度的学问。⑥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为传播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广阔的并具有浓郁人文色彩的面向。但是，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研究路径的大众传播研究却忽视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从而将自己的研究视角局限在了大众媒介的效果方面，人际之间的交流完全被边缘到可有可无的地步，而在交流中所构建起来的受众的日常生活，则完全被看作一种陪衬。效果研究的传统使得传播学者乐于去对传播效果和现象进行归纳性描述，忽视了对于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传播如何影响人和社会？”的研究。⑦拘泥于功能主义路径下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忽视了对传播中“人”的关照，是传播学理论创新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危机，本文认为，传播研究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打开结构功能主义之外理解传播的崭新视野，从“人”出发，特别是在以网络、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将“人”作为研究的重要维度，探讨传播与人的生活实践、人的生存发展、人的情感认知的关系，探讨人的传播行为的动机、过程、内在规律等等，提高传播研究对当下传播实践的解释力，就显得尤为必要。

哈特认为，传播学对自己的思想史了解不够，没有把他作为重要的知识源泉。⑧因此，他把传播学思想史的研究作为反思传播学的前提。从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再到后现代、后结构理论，这些异彩纷呈、灵光闪烁的传播思想，来源于鲜活的人类传播实践，长久地散落于各种路径的学术研究及社会思潮中，很多未能被建制化的传播学所吸纳，但却是人类思想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也因此极大地影响、塑造了古往今来的传播活动。当前的传播学反思必得予以打捞、聚合、吸收、转化。本文赞同学者孙玮的观点：这些纷繁复杂的传播思想从各自不同路径出发，为了不同的研究问题服务，只有经过立足于传播学基点的视角反转，才能为我所用。这个基本出发点，是传播与人的关系。⑨循着这样的思路，本文基于对传播学思想史进行梳理，将各方理论中关于人在传播中的存在方式以及传播与人的关系的相关论述抽取出来，进行认真的分析，以求能够对以“人”为维度的传播理论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一、人性、自我，在传播中存在

关照人的存在、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是芝加哥学派的一大特点。受齐美尔的影响，芝加哥学派从关系出发，研究人与社会，认为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⑩同样，在他们的眼中，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包括人性和自我意识也在传播中生存。

库利把以语言、文字等符号的传播看做人得以为人的根本，他认为，传播意味着一种机制，通过它，人类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发展着。没有传播，人的心灵就不能发展出真正的人性。库利认为，正是由于文字语言，人类的思考和感觉以及理性形成了最早的机构的基础，公共舆论得以产生，原始的智慧和其他仪式和符号一起被扩展、永存、发展，直到形成机构、政府、婚姻、宗教和财富。[11]人性存在于交流与传播，那么自我何以形成？米德将“自我”有机体进一步解释为“主我”与“客我”的互动，“客我”是有机体扮演他人角色时运用表意的姿态形成的一组他人的态度，而“主我”是对之做出的反应，主我和客我的互动使自我意识得以形成。[12]米德的符号互动既是自我的互动，也是自我与社会的互动，自我形成于传播，也存在于传播中。需要强调的是，米德是一位将“自身关系”问题从传统的主-客体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并对其进行结构上的重新透彻思考的哲学家，同时，米德又是将个人心理学转向社会心理学的第一人，他的社会行为主义观点，对以后大众传播学发展影响极大。

芝加哥学派的几个关键人物都在小城市长大，都有着新教和道德主义的背景，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主张为了美国民主制能够在城市共同体中繁荣，社会进步是需要的。在芝加哥学派眼中，社会、城市就是一个有机体，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和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在社会有机体的思维下，人、社区、群体是社会这个有机体的一部分，人们的情感、道德的沟通是维持社会、整合社会、改良社会的途径。

总之，在芝加哥学派看来，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人、共同体、社会的关系，就是通过传播联结起来的。基于主体的人的互动和传播，对社会的和谐、对意义的共享、对民主的运转，具有独特的决定性。主体性的人、理性的人始终是芝加哥学派传播视野中关注的焦点。

二、“人”，在功能主义传播观中消失

芝加哥学派最终落幕了，因为这些“哲人”心目中的乡村——这一民主的理想家园终究是回不去了！代之而起的则是美国功能主义下的大众传播研究。

传播研究的功能主义尤其始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罗伯特·K·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20世纪中期，运用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成为一时之尚，传播学研究也概莫能外。在默顿的功能分析中，社会功能是指可观察的客观结果，而不是指主观意向。[13] “可观察的客观结果”无疑是默顿功能分析的核心所在，也是默顿的功能观和其他功能主义研究者的本质区别。在默顿的眼中，社会事项的功能是可以而必须是可以观察的、被测量的客观效果，大众传播研究只有可测量效果的分析才有现实和实际价值。作为默顿的同事，数学博士出身的拉扎斯菲尔德对经验的定量研究，无疑和默顿的“可观察的客观效果”功能分析一拍即合。两个人在长期的合作中，共同推动了传播研究向效果研究方向的开拓性发展。

于是，沿着结构功能主义路径，大众传播研究将关注的视野直接聚焦于作为组织的媒介上，聚焦于媒介对个人的可观察的效果上，从社会文化关怀走向以社会科学主导的实践。而芝加哥学派所关注的作为主体的“人”在大众传播视野中消失了。个体不是作为多元因素复杂的集合，也不是作为其主观意志的实施者，而是作为被社会系统总体限定的角色来理解的。因此，个体被分类为群体，群体的行为又被“合理化”设计为类别，从而将传播效能的评估建立在既定的预测基础上。[14]作为主体的人的缺失，这也许这就是詹姆斯·W·凯瑞(James W. Carey)批判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故事而褒扬芝加哥大学新闻故事的原因之一吧，就像潘忠党所说的，“此传播并非彼传播”，“凯瑞反对的是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目的、以信号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为基本模式的传播学。他推崇的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以人文价值取向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传播研究。” [15]

三、批判视域下，传播与主体、理性的异化及重建

在功能主义语境下，传播就是媒介，媒介成为维护社会现存制度和秩序的工具，大众及其行为成为一种可以测量的符号和数字的集合而已。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也成为法兰克福、伯明翰文化研究等学派的批判的“靶子”。

和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在传播、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关怀上大相径庭，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的是传播背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马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将文化工业视作大众欺骗的启蒙。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生产的工具。大众作为商品的消费者，成为文化生产中的一环，他们被文化工业所蒙蔽欺骗，失去了批判精神、反抗精神和独立性，同时却维护自己被奴役和被欺骗的状态。[16]人不再是理性的主体，人被异化为文化工业的附庸。霍克海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同时也是对现代性和理性的批判。他们对文化工业的物化和异化结果的揭露非常有价值，但是，他们所谓的因为文化工业，个人必然会被异化的结果则显得过于悲观。

相较于霍克海姆和阿多诺，伯明翰文化研究学者和哈贝马斯则对传播与人的关系颇为“乐观”。

文化研究学者将媒介和大众文化作为被压迫者反对权力支配的竞技场。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从人的生活整体实践出发定义和研究文化，他认为，传播产生于人的生活的实践。作为主体的“人”就是传播中的主体，而不是所谓的大众。他批判美国大众传播研究脱离了生活的实践，脱离了人的主体性。[17]那种具有目的性和功利性的传播只能是一种“传递”。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强调了观众对包括电视节目在内的大众文化进行积极、主动的解码过程。[18]也就是说，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在文化研究视野下，人是传播的主体，他们的实践构成了传播，他们是积极的、能动的、具有充分的选择和对抗能力的。

同样，霍克海姆对传播与人之关系的悲观的辩证法以及对现代性的悲观态度也受到了哈贝马斯的批评。

为拯救现代性，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从社会学的本体论和行动理论向语言学转向，试图以交往行为重建一种新的理性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交往行为模式把语言看做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实现相互共同追求的沟通目标。[19]哈贝马斯立足于现代性，从主体间关系（具体来说是语言）来理解主体，在交往行为中，“人”不是像霍克海姆那样认为是由权力、文化所操纵、控制的被异化的附庸，理性也不仅仅是工具理性，人是具有更加全面的理性的主体，通过语言媒介与他人达成共识，建立和更新人际关系。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文化研究，都对大众传播背后的权力控制和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批判，力图揭示大众媒介的新闻生产和文化生产对主体理性的异化。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振聋发聩，同时又带有较重的精英色彩，而文化研究学者对公众寄予希望，他们将传播与大众文化作为公众同统治者及权力进行角逐的场域。哈贝马斯通过语言交往来理解人的主体性，也为传播研究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即可以尝试语言行为分析，通过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解决“交流的无奈”的困惑。然而，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传播的理解以及对传播中人的主体性的理解，被站在后现代、后结构立场上的波斯曼认为是仍旧难逃笛卡尔式主客二分以及韦伯式的工具理性。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后结构的观点认为，主体被不同的传播关系一再“重构”。

四、主体，被不同的传播关系一再“重构”

如果说在芝加哥学派、文化研究学派以及哈贝马斯那里，主体在传播中还是一种自我决定的存在，那么在媒介技术学派的后现代、后结构话语中，人的组合与行为则被传播形态所塑造，主体在传播中随着不同的情境被重新构成。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媒介作为人类自身感觉器官的延伸和影响人的“尺度”。“媒介即讯息”，也就是说，媒介的形态而非内容对人的组合与行为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传播媒介形态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在口语时代，人是完整的，在机械媒介时代，人是被分割肢解的、残缺不全的，在电子时代，人类又重新部落化，“人”在不同形态的传播环境下，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20]随着光纤、卫星特别是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由传播建构的网络社会：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展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21]网络是一组内部连接的节点，没有中心，信息在网络中流动，改变着经济、文化、权力包括人的存在形态。卡斯特的网络社会已经具有鲜明后现代特征。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则引入了后结构主义理论，运用“信息方式”这一概念对电子交流方式中的语言学层面进行解码。波斯特将人类历史按照信息方式分成三个阶段，而在不同阶段，主体和世界的关系也在不断地进行重构。在口头传播阶段，自我被构成为语音交流中的一个位置；印刷传播阶段，自我被构建成一个行为者，处于理性、想象的自律性的中心；在电子媒介交流中，主体因数据库而被多重化，被电脑化的信息传递及意义协商所消散，被电视广告去语境化，并被重新制定身份，在符号的电子化传输中被持续分解和物质化。主体不再是理性的中心，身体不再有效地限制主体的位置，而是悬浮在不同的位置之间，充满着不稳定性，不断地被不同的传播关系、传播结构一再重构。[22]波斯特的《信息时代》成书之际还是网络技术刚刚萌芽之时。而如今在以移动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人的境遇更加验证了波斯特的论断。例如，在新媒体环境中，你的任何信息包括职业、身份、驾驶证号码、手机号码等等都会以代码的形式遍布于网络社会的每一个节点，每个人都成为“超级全景监狱”的被窥者。而同时，全民又都参与了这一自我构建的过程，将自己构建成“超级全景监狱”规范化监视的主体。在微博、微信等诸多网络社群中，人们脱离了阶级、地域、性别、种族、社会地位等实体特征，在虚拟现实中进行交往，人们可以玩面具游戏，玩不同身份的游戏，可以用想象的身份、虚构的角色来进行交流、交往，自我变成了虚构的、多重的。那么，网上网下，现实和虚拟中，哪个是真实的自我？我是谁？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在新媒体时代显得如此突出，同时也给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思考空间。

从英尼斯、麦克卢汉、卡斯特再到波斯特，媒介技术学派无论研究路径、视野和方法，都有力地突破了大众传播结构功能主义的束缚，特别是为新媒体环境下研究传播与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理论源泉。然而，我们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循着这条路径的还不多，例如关于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研究，大多数还是限于传统的大众传播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五、对以“人”为维度进行研究的一点思考

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打破了大众媒介对信息传递和话语控制的垄断，重构着全新的传播形态。一部小小的手机就使得大众媒介在传播生态中的传统地位被去中心化。新媒体的个性化、自由化、多元化、异质化等特点，也使得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基础之上的大众传播研究，有和公众传播的实践相脱节的危险。

人的存在，始终是哲学思考的核心。人的生活实践、生存发展、认知情感和传播的关系，都为传播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无论是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技术学派以及后现代理论，都对人及传播的关系及传播中人的存在问题进行了探讨。其理论的闪光之处，值得我们去借鉴：

首先，在研究旨趣上，我们是否应该回望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看成有机整体，“机体的观点既注重整体，也注重每一个由其他的个体的存在而显示出来的个体的价值。” [23]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与一般生态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强调人与城市环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于重视人的依靠本能之外的创造城市的能力，也在于认为人类社群的形成有巨大的习惯、信念等力量的参与。[24]芝加哥学派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理论视野，对传播学研究回归对人的关照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其次，在研究路径上，我们是否应该力图超越结构功能主义？要明确的是，媒介和技术不再仅仅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工具和手段，传播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25]在具有后现代特质的网络社会中，要用批判的视角警惕主体的人在传播中的被异化倾向，同时，更要借鉴文化学者的视野，关注人和传播在共生共存中丰富的生活实践和情感，关注人在传播中通过主动选择使用媒介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的主体性。超越结构功能主义，要打破学科藩篱。例如，行为心理学曾为大众传播学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近几十年来，认知心理学发展迅猛，三位专家更是因为“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而获得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将认知心理学和传播研究结合起来，围绕人的认知，寻求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将是令人期待的事情。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是否应该打破常规？大众传播学通常使用的是抽样调查、控制实验法、内容分析等定量方法。这些方法聚焦于一种可测量的态度和行为的效果，忽视了人对媒介主观的具体的应用，忽略了人使用媒介背后丰富的社会实践和环境。从“人”出发的传播研究，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勇于尝试。例如，可以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者需要走出书斋，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具体的工作生活实地中，以期获得局内人的视角。通过观察、访谈、口述史等方法，感受、领悟和理解研究对象和传播形态的关系，理解人们如何在传播中组织社会生活、建构行动的意义，从而对人与传播、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进行一种“深描”。

（夏冰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河南科技学院讲师， 于嵩昕、曾薇、江娟、叶冲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本文为作者参加新闻学院2014年博士生课程“传播学说史”学习讨论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B.Berelson“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 Vol.23 , No .1(1959)pp .6

②宣伟伯、余也鲁:《传媒· 教育· 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③吴飞：《传播学研究的自主性反思》，《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④孙玮、黄旦：《超越结构功能主义：中国传播学的前世、今生与未来》，《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

⑤廖圣清：《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十五年：1998—2012》，《新闻大学》2013年第6期

⑥⑧［美］汉诺·哈特 著，何道宽 译：《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杜俊飞、周玉黍：《传播学的解放》，《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

⑨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

⑩［美］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第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1]［美］查尔斯·霍顿·库利著：《社会组织》第53～77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2]［美］乔治·H·米德著，赵月瑟译：《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13]［美］罗伯特·K·默顿著，唐少杰、齐心等译：《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第96页，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14]吴予敏：《功能主义及其对传播研究的影响之审思》，《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

[15]潘忠党：《新闻与传播之别——解读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4期

[16]［德］马克斯·霍克海姆，西奥多·阿道尔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第107～1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7]Raymond Williams,“Communications as Cultural Scienc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ummer 1974)，pp.17-25

[18]［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载《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主编）第351～3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第1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0]［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21]［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第56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2]［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信息方式》第1～30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3]［美］查尔斯·霍顿·库利著，包凡一，王源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第27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24]殷晓蓉：《芝加哥学派的城市交往思想———现代城市人际传播研究的开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 期

[25]孙玮：《作为媒介的城市：传播意义再阐释》，《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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