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的出现弥补了广播声画分离的问题，但在媒体融合时代，电视的创新优势逐渐被互联网蚕食。首先，互联网对网民进行了赋权。在新的传播关系中，人人都可以成为发声的主体，信息的多元选择和定制媒体成为主流。 其次，互联网快速由UGC模式向PGC模式转型，自产内容的品质更加精良、形态更为丰富，传统媒体用户被迅速分流。根据2015年6月CNNIC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 48.8%，网民规模已达6.68亿，其中手机网民规 模高达5.94亿。

在互联网语境中探寻电视的发展方向，有 一个问题无法回避：什么才是电视的核心竞争力？换言之，与互联网相比，电视的比较竞争优势是什么？笔者认为，对集体记忆的强力建构，是电视依旧无可取代的比较竞争优势之一。通过对媒介事件的结构化报道，电视能够使社会的现在、过去乃至未来通过集体记忆的方式得以有效整合，起到维护社会价值体系、加强社会整体认同的关键作用。

电视与新媒体的建构效果分野

集体记忆的概念由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1925年首次提出，其关注的重点在于个体是如何在家庭、群体、社会等不同的层级上产生记忆的，不同层级的记忆之间是如何发生关联并相互作用的。后来，对集体记忆的研究也被应用于传播学当中。通过一系列的媒介事件，公众所共有的记忆被媒体逐步塑造，社会的时代特征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显现（如图1）。关于媒介化的集体记忆，有两点值得强调。

首先， 媒体对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 起到了连接的作用。一方面，“现实”与“历史”的连接达成。集体记忆使社会大众了解到 过去仍然活生生地存在，它对现在施加影响，并将继续存续下去。另一方面，“自我”与 “群体”的连接达成。集体记忆发展、变迁的过程，其实就是身份认同发生、演进的过程。通过集体记忆，个人得以与国家、社群产生关联，并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定位自我形象。当记忆从个人记忆变为群体记忆再上升为社会集体记忆，认同也由自我认同发展为群体认同，最终实现对社会、国家的认同。

其次，媒体建构集体记忆的主要途径是对媒介事件的 报道。美国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在合著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中指出，“媒介事件”是指对电视 的节目性收看，即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 视直播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称为“电视仪式”或“节日电视”，甚至是文化表演，并拥有改变社会的潜能。时至今日，技术的发展催生媒介环境及传播形态的巨大变迁。 笔者认为，对媒介事件的审视应赋予更广的包容性——任何重大的、能引起全社会群体共同关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都应该被涵盖在媒介事件的范畴内。

随着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媒体对于集体记忆的建构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元的状态。不同媒体的同时报道协同完成了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但是由于不同媒体的底层架构、表现手段存在明显差异，在建构集体记忆的效果上，电视和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存在明显分野。

逻辑化VS情绪化。互联网的个性化特征，使得非理性情绪成为影响新媒体传播准确性的关键因素。面对重大媒介事件，网民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利用互联网宣泄情绪，随后跟进的人则在不知不觉中被群体意见裹挟而陷入群体极化的狂热之中。每个参与的个体 通过不断宣泄情绪，最终会使得群体的合意走向非理性 的“极端”和“失真”。从曾经的韩寒、方舟子之争，到现在的端午节咸甜粽子之争，大量案例表明，互联网建构的集体记忆往往话题属性大于逻辑属性，情绪信息大于事实信息。尽管互联网热点频出，但逊于重大命题的集体记忆建构。

相比之下，电视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更具逻辑和理性。从生产流程上看，电视具有完备的策划、执行和播出体系，并且存在严格的把关人及审查机制。电视拥有更充分的素材、更严谨的逻辑、更深刻的内涵，电视相对理性客观的立场确保了其建构的集体记忆不是个人情绪的偏见表达，或乌合之众的无意义叙事。

结构化VS碎片化。二者建构集体记忆的区别还在于传播行为的组织化程度。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总体上呈现自组织特征。重大事件发生后，新媒体空间往往出现信息井喷，网民的媒介素养停留在所见即所得的阶段，其展现的信息多是碎片化的。信息体量庞大，社交网络难以以职业水准完整复原事件——每个人都在构建自己对于媒介事件的记忆。

与之相对，电视对于媒介事件的报道不是网民自发行为而是职业机构行为，表现出高度组织化、结构化特征。从议题设置角度看，电视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多方位、大强度的集中报道，用统一的口径将事件推进公共视野，并通过一系列的策划、发掘、构建，形成一股传播的合力，迅速构建起公众对于媒介事件的集体记忆。再从内容生产 层面看，电视对事件的复原力求完整客观，避免夹带主观情绪。集体记忆的建构在传递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和统治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职业化的解读能力，使电视可以高屋建瓴地对重大问题进行定性，引领社会思潮，传递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电视媒介事件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方式

相对于依靠网民的新媒体，电视的集体记忆建构更加具有系统性和针对性。从实际操作的层面看，电视主要通过“再现”“突显”和“屏蔽”三种方式，实现对公众集体记忆的强力建构。

再现。集体记忆是塑造社会认同的重要力量，也是代际传承的重要中介。电视利用符号（文字、图片、影像等）的选择、重组和展演，可以高清晰度地还原历史，激发民族自豪感，增强国家凝聚力。例如，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的报道，在展现现代化的国防力量之外，中央电视台着力对大量珍贵的史料进行梳理展示。七三一部队遗留证据、慰安妇幸存者等生动的细节不仅还原了历史的本貌，还成为最有说服力的价值导向，使抗战精神得以在年轻人中传承。历史是传承文化基因的血脉，从这个意义上看，再现的作用不仅在于重复，而且在于在“过去”和 “现在”之间创造出一种情感的联系，即将作为个体的观众纳入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语境之中。观众通过接受电视文本和文本的内在逻辑产生集体意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直接相关，并达成积极的社会认同。

突显。“突显”是指在一系列议程中有选择地对某些主题进行重点呈现，使其占据观众的记忆空间。这种对于媒介事件的放大能力，源自电视媒体的高度结构化和组织化特征，能够有效抵御议题之间的噪音干扰。围绕抗战胜利70周年，中央电视台进行了一段高强度、全方位的密集报道，如，经济频道《经济半小时》推出系列 专题片《抗战财经记忆》，综合频道播出《太行山上》等 三部抗战影视剧、8集纪录片《东方主战场》，电影频道 展播《战火中的芭蕾》等抗战主题电影，综艺频道的《开门大吉》《文化十分》制作了抗战特别节目。各频道协同发力，使得收视率从2015年8月初就开始酝酿和发酵，并在阅兵当日得到集中释放。收视调查数据显示，中央电视台2015年9月3日对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进行的全程直播，总收视率达18.18%，总份额达59.36%。全国共有4.89亿电视观众收看了纪念大会电视直播，多屏直播收视率达 25.79%，“9·3”阅兵足可称之为“中国人2015年度的集体记忆”。

屏蔽。用控制论的观点看，集体记忆的稳定不仅需要不断写入正反馈，也需要适当删除、屏蔽负反馈。电视建构集体记忆的一种特殊方式，是通过系统性或选择性的改写或删除，来降低某些事件在舆论空间中的存在感。

电视的屏蔽行为可以有效调节舆论的平衡，控制集体记忆的构成。例如，在马航MH370失联、天津爆炸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等恶性事件之中，将什么纳入公众的集体记忆需要仔细斟酌。这一类事件往往会因为事件本身的高刺激性和低透明度而引发舆论哗然，如果任由网络空间的无秩序性和低制约性主导信息传播，集体记忆则充斥了强烈的情绪化表达，甚至是谣言、阴谋论。从全局观念出发，电视报道中的删除和静音是有意识的降温，把事件的后续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重新审视电视的“连接”功能

正如《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一书中所讲述的：“在互联网空间内，人与人之间相距三度之内是强连接，强连接可以引发线下行为；而一旦超过了三度，人与人之间其实就只能实现弱连接，弱连接只能传递信息。”互联网虽然在通常意义上被认为比传统媒体具有更强大的连接属性，但其效果更多体现在强关系网络中。在三度连接之外的弱关系网络中，信任关系减弱，能够达成共识的效率也随之降低。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媒体恰好可以补足互联网权威声音的缺失。电视在建构集体记忆方面拥有的强大能力，实际上意味着更广泛意义上的连接。特别是在重大历史节点上，电视对整个社会进行议程设置的能力、表达国家意识形态的能力，依旧不可替代。

借鉴物理学中力的相互作用理论，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关系，看作一个个力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共同形成“力场”。在新媒体环境中，虽然强的在线社交关系的确能够营造出有效的人际连接“小力场”，但每一个“小力场”之间却仍旧处于相对“绝缘”的状态，很难形成意见的相互渗透——这也是互联网群体传播的特征之一。群内强效果，群间弱效果，当群与群之间意见方向分散时，其实是对传播力度的分流，整体上最终呈现出的仍旧是弱传播效果。而电视的媒介事件报道，以及由此进行的集体记忆建构，其实是对互联网中不同的群体进行了整合。电视媒体通过宏大叙事，更像把整个社会中的所有个体都纳入到了一个“大力场”之中，均匀受力。看似个人间的作用力变弱，但整体上却形成所有个体间的合力连接，反而具 有更强的传播效果，成为进行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整合的利器。

倘若说传统的仪式是现实层面的参与和建构，那么电视对于集体记忆的建构则是一种“基于共同认知的象征性虚拟文化仪式”。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作为社会一分子的群体身份得到不断的强调。个体的自我满足感以及整个社会之间的亲密感随之获得提升，个体对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观认同程度也随之加强。电视通过建构集体记忆，逐渐将个人记忆升华为社会记忆乃至文化记忆，将一个国 家的过去和现在、个体与全体进行强有力的连接，构建成一个延绵不绝的统一体。

互联网时代的电视不断被唱衰。诚如下滑的广告份额和开机率所示，前媒体融合时代的产业体系活力衰减明显。在与新媒体的竞合关系中，电视媒体时常出现身份迷失的困惑，应该在新媒体上做些什么？是全盘新媒体化，放弃原有的资源和优势，还是沿用原有生产方式，用电视的思维做互联网？笔者认同一种观点，新媒体时代，是电视媒体的新时代。在“互联网+”语境中的发展，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对集体记忆建构的思考表明，电视的确拥有比较竞争优势，但还未被完全认清。这或许可成为媒体融合发展可以思考的方向之一。

（作者单位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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