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消息来源

“所谓消息来源（news source）是指报道者所引述话语的发出者”[13]111，是新闻事实或内容的提供者。议程设置研究表明，消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媒介议程的设置；对消息来源选择的偏重，也直接影响到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准确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在新闻框架化（架构）过程中，媒体通过消息来源的选择与组织来形成特殊的框架，由此建构特殊的新闻价值。报道者在引述别人的观点时，通常要交代来源和出处，而这种交代的方式也主要有三种（张健，1994:85-89）[14]111-112：

1.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报道者有名有姓地交代引语的发出者；2.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报道者不直接点明引语的发出者，而只是用一些不具体的词语来间接地加以暗示；3.似真非真的消息来源：报道者或者对消息来源并不清楚，或者觉得不重要或者故意隐瞒，却又要故作姿态，以显示其报道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因而使用一些含糊不清的惯用短语来交代引语的来源。

媒体通过对消息来源的选择，和交代消息出处时的处理，强化和支持媒体的观点和立场。对此，我们对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

1.消息来源分布

根据对样本的分析和统计，“温岭案”消息来源基本可分为九类，其各自引用数量和占总消息来源的比例如表2所示（匿名消息来源若不可确定身份所属，归于“其他”一类）：

《新京报》对“南京案”的报道中，消息来源大致可分为八类：

由表2可得，《新京报》在对“温岭案”的报道中，涉及消息来源较为广泛，尽可能照顾到了各方面的信息。在对消息来源的选择上，“医生和医务工作者”最多，占29.52%，其次是“伤人者家属”和“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占14.29%。在消息采集时，媒体对伤人者的详细背景和政府部门的处理意见都有很大的关注，媒体通过对各方消息来源的重视，体现了其在报道时的态度倾向——即尽力站在中立者的角度，构建多元话语场，通过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家属还原事实，从双方角度出发去思考医患关系，这是一种中立的并且将问题关键引向“医患矛盾”的报道方式。

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新京报》的消息来源最多来自于一位是骨科医生的政协委员，占总引述的33.33%。其次来自于医生和当地警方，分别占19.05%和16.67%。来自于伤人者的消息仅占7.14%。如果将撇开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也将其作为医生的一员分类的话，那么来自于医生和医务工作者的消息占总数的50%以上。这表明，媒体在对“南京案”报道时，注意采集来自于医生方的信息，在“医生——伤人者”的关系中，将医生构建为弱者。通过警方和涉事单位的的消息采集，强调伤人者“官员”的身份和当地可能存在的“官官相护”情况。这些都体现了媒体在报道中的倾向——站在医生的角度上，谴责伤人者的行经，并对其官员身份和当地官方加以影射和抨击，将问题的关键引向伤人者是“官员”的这一事实上来。

2.消息来源交代方式

如同前文所述，《新京报》在对“温岭案”和“南京案”的报道中关于消息来源的交代方式可分为三种：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似真非真的消息来源。如表3。

从表3-1可得，《新京报》无论是在关于“温岭案”还是在 “南京案”的报道中，大都采用了“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均占总数的50%以上。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容易导致的后果之一是“读者由于不了解引语的具体来源，无法判断其重要性和可信程度”[15]。除此之外，在报道中对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的采用也都占4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见表3-2），《新京报》在关于“温岭案”的报道中，确切的消息来源主要由伤人者的家属以及医院领导发出，用于介绍伤人者之前来医院申诉过程；而在关于“南京案”的报道中的确切消息来源主要由政协委员温建民发出，用于介绍被打护士的真实情况和当地官官相护的“内幕”。

“新闻媒介最重要的权力是它能够说什么时候什么问题重要并决定在哪个问题上应该听见谁的声音。“（Geis，1987:10）[16]在关于“温岭案”和“南京案”的报道中，媒体通过采用“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以弱化某些细节性问题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强化能说明和支持媒体理想和倾向的事实；采用“确切的消息来源”在重要的能够支持媒体倾向和框架的事实上，增加其客观性和真实性，构建出媒体“真实客观”报道的印象。可以看出，《新京报》在对“温岭案”报道中，模糊了“边缘事实”来源，对“伤人者”背景和诉求过程采用确切消息来源增加其客观性，构建出医生与患者相互平等、互有苦衷的印象，将一起命案弱化到医患冲突的问题上来，体现了媒体的中立态度和多元的处理手法。而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对警方通报事实等内容采用“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处理手法，对政协委员温建民探望被打护士和介绍当地“官官相护”现象时采用确切消息来源处理，并突出其“政协委员”的身份，从而构建出医生是弱者，“伤人者”跋扈嚣张的印象，同时强调“伤人者”的官员身份，将一起医患冲突引起的刑事纠纷引向了对官员和当地官方的批评上，体现了媒体同情医院方，批评当地官方的鲜明态度倾向以及二元对立的处理手法。

（五）转述形式

关于新闻报道中对引用者话语的转述形式，辛斌在其《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中有这样的描述：

“转述形式尤其是‘直接引语’（direct speech，DS）和‘间接引语’（indirect speech，IS）之间的选择往往是决定转述者话语和被转述引语之间的界限在多大程度上是清楚的或者模糊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转述者就所引用的话语向受话人做出的承诺：使用直接引语表示绝对忠实原文，引用的每个字都是原话；使用间接引语表示引用者只忠实原文的内容而不是原来的措辞。”[17]

“与间接引语相比，直接引语更具表达力，因为它能准确地保留原话的风格。间接引语受其形式的限制，常常无法保留原话的口语特征、习语和韵律特征。”[17]相同情况下，直接引语往往会使表达更加生动和准确。

据此，我们对样本进行了分析，以考察媒体在对于特定医患冲突案件的报道时，是如何通过对转述形式的操作来完成其框架构建的。如表4。

由表4可以看出，《新京报》在关于“温岭案”和“南京案”的报道中，较多使用间接引语，占总引述的70%以上。在对“温岭案”的报道中，采用直接引语比例为29.52%，在关于“南京案”的报道中，采用直接引语的比例为26.19%。《新京报》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更多的使用间接引语，从而在某些事实的处理上，看起来客观，但实际上却更方便媒体的意见和倾向掺入其中。如表4-2，可以看到《新京报》在对“温岭案”的报道中采用的直接引语分布较为平均，对伤人者家属、医生、参与事件处理和处理患者诉求的医院领导、卫生厅等都有较为均等的“照顾”和“体现”。这些都说明了，媒体在对“温岭案”进行报道时，较多使用看起来真实准确但实际上却很模糊的间接引语，在关键性事实和能够体现媒体倾向和框架的事实上，对涉事各方均采用了一定比例的直接引语，使各方的消息来源显得更加真实准确，帮助媒体在对“温岭案”的报道中构建出尽可能中立和多元的框架，从而将问题导向“医患冲突”的讨论上。

《新京报》在关于“南京案”的报道中，对政协委员的直接引语比例高达63.63%，其次是医生18.18%。考虑到政协委员温建民本身也是一名骨科医生的事实，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有81.82%的“直接引语”转述引述的是来自于医生的话语。而“选择直接引语转述者的介入程度最低，选择叙述性转述则介入程度最高”[18]，媒体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在消息传递和关键性事实的呈现上，给予医生很大的篇幅和话语空间，而对于事件涉及的其他各方，则要么不予以报道，要么采用间接引语的方式。这表明，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媒体采用的是同情医生，将医生构建为弱势群体的报道姿态和框架，从而将一起医生和患者家属之间的肢体冲突纠纷案件，引向了医生为绝对弱者，官员嚣张跋扈的强-弱二元对立的构建方式上。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