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闻传播学书(1)

陈力丹

2016年04月20日16:08  
 

(来源:西部学刊)

2011年8月起,我每月组织学生(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的本科生以及少量外校的学生)读一本书,至今持续53个月,共53本书,有约170位同学参与此活动。这些书多数是本学科的,也有与本科学交叉的学科,还有马克思的著作。我这里使用的“书”概念,只是借用了印刷时代的符号,它以何种载体呈现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汇聚了人类的知识。什么时代的人都不能没有知识,互联网时代更需要知识。工科思维下,人的社会变得机械化了,只追求实用、管用、易用,这会使人越来越近视,而书这类知识贮存,会给我们提供看不见的软实力,只有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后,才可慢慢体验到它的能量,它给人以无形的观察事物的眼光与智慧。有鉴于此,对于习惯于浮光掠影工作的新闻工作者,更需要有意识地想到并践行读书。下面是我2015年组织的12本书,以及为学生读书写的按语:

1.梵?迪克著《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荷兰符号学者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是我负责组织翻译的两本传播学专著之一,译者为我当年的博士生、现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曾庆香教授,其版权由潘忠党教授设法争取到的。此书出版后很快成为我国传播学研究中一本基础性著作,至今十几年了,仍是传播学的必读著作之一。使用某种语言系统专事于叙述新闻,时间久了就会形成“新闻话语”,如同文学话语、公文话语等。运用符号原理系统研究具体的新闻文本,这本书开了先河,而且一出现就显得较为成熟。由于这本书,符号学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元知识和新的方法论。我们以往的分析,主要凭直觉经验来写文章,或使用量化统计方法,这可以分析看得见的新闻传播现象,但新闻话语的结构如何隐蔽而无形地影响着人,则需要符号学理论。

2.郑曦原主编、翻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

我们常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昨天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刚才发生的重大事实媒体视而不见,新闻很难成为真实的历史。这本书提供了1854—1911年间该报关于中国的各类报道、评论的中译文117篇,真正让人体验到新闻作为历史的可贵,因为当时的新闻一定程度上实录了作者的所见所闻,才有这样的价值。这些当年的新闻和评论,其内容的丰富、涉猎的广泛、报道的深入,都着实让人吃惊。当我们看到别人眼里的关于自己祖国的历史时,会感受到很多未曾察觉到的东西,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克艰所说:“获读这本《帝国的回忆》竟好像白内障动了手术,觉得眼目一清亮。”我也有同感。

3.《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中西书局2012年版

老师也应向学生学习,我是在审读一篇博士论文时知道这本书的。该书有1998年和2012年两个版本。手捧此书,仿佛回到了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1876年,清朝第一位使臣郭嵩焘从上海出发出使欧洲,开始了中国官方对西方世界的实地考察。那时写日记是出使外交官的工作之一,回来上交,作为官方了解西方的第一手国家资料。郭嵩焘奉命撰写的日记《使西纪程》,传回国内后引起轰动。他和副使刘锡鸿1877年2月参观了《泰晤士报》,日记中有详细记载。郭嵩焘和他后来的继任者薛福成、宋育仁都是主张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而刘锡鸿则捍卫“圣人之道”,希望“用夏变夷”,是清廷安排在郭嵩焘身边的“监督”。本书收录了这4位的6种日记,比较真切地反映了现代新闻思想引入中国的最初历程,历史感极强。

4.马克思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我们都熟悉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它被视为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标志。然而这篇文章只是一部论著的导言,正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却长期被忽略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普鲁士官方哲学的代表作,恩格斯说,这本书“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马克思走上革命的道路,必然要清算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研究这部马克思25岁时写的12万多字的书稿,才可以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他把人民确立为国家的主体,在论证方法上,从社会历史中、从经验当中获得判断与结论,而不只是逻辑的自我演绎。

5.黄旦著《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黄旦的《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出版10年了,一直是我国新闻传播专业的必读书之一,这说明其具有一定的学术生命力。我们习惯于研究受众,而这本书研究的是传播者,以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落脚点,贯穿着对新闻传播是一种专业、一种商业、一类政治宣传等认识的辨析,讨论的是传播者对自己地位认知的尴尬。作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的确立、怀疑、批判乃至修补,是传播者研究的基本取向和内在历史逻辑。新闻传播业正是在这种不断辨析中走向专业化的,如作者总结的:“磕磕碰碰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历史的行进中,显然做不到‘一路看天不低头’,时时要把护身盾牌抡得车轮般滴溜溜转。纵使如此,明枪暗箭中仍不免伤痕累累”。看来,我们需要在矛盾中辨析自己将要从事的专业。

6.罗伯特?洛根著《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我初次看到洛根的书《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差点给错过了,以为是一本纯粹文字学的书,看译者是何道宽,就重视起来了,因为何先生是传播学著作的翻译家,绝不会无缘无故地翻译一本与传播学关系不大的书。翻开书的目录,我就被吸引了,18章谈的都是不同文字体系如何作为载体传播思想,一经这类文字传播,思想呈现何种特征等等,从西方的拼音文字到东方中国的语标文字、日本的音节文字,再回头追溯拼音文字的起源、发展与传播的关系。我们习惯了的文字使用起来已没有特别的感觉,但作者通过历史纵向的分析,让我们对习惯了的汉字和正在学习的外国文字都有了理性的感觉,学术研究的魅力油然而生。

7.塞奇?莫斯科维奇著《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在当代欧洲颇为著名。他在《群氓的时代》一书中写道:“20世纪初,我们都肯定民众将会取得胜利,而到了20世纪末,我们都会成为领袖的囚徒。剧烈的社会动荡一场接着一场,震撼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把有魅力的领袖推上权力的巅峰。”“领袖的这种崛起与平等原则(它是文明国家所有政府的基石)相协调吗?它与民众力量的增强、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知识的传播相协调吗?” 他用心理学的事实表达了人类几千年来想要驯服强权的真诚愿望,也提醒我们警惕落入强权圈套的危险。现在我们作为新媒体的使用者,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人皆知有信仰的乌合之众是危险的,但更危险的是人人已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而不自知。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群体心理学全景图,并分析了领袖权力的来源。

8.爱德华?伯尼斯著《舆论的结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提到舆论的研究,我们往前的探寻一般会想到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一书,但不会想到爱德华?伯尼斯1923年的《舆论的结晶》一书,因为该书被视为公共关系学最早的代表作。其实作者对舆论的深入研究,不亚于李普曼。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与其说在于公共关系学,不如说在于舆论学。公关后来的发展颇为迅速,起点虽然有意义,但重头在新近的论著。而舆论学长期以来不是独立的学科,专门的研究分散且不多,于是从现在的角度看这本早年的论著,仍然具有独立的学术意义,尤其是该书的第2部分的6章,都是对舆论的深入分析。基于对舆论深刻、理性的理解,伯尼斯将舆论近乎“玩弄于鼓掌之间”,炉火纯青而又不被察觉。舆论是个人意见的集合,是人们在既有的观念上形成的,他将其称为“先验之见”。这种“先验之见”难以接受“异己之见”。在公众的刻板印象和群体的压迫感之下,舆论有其自发性,公众对他们的观点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稳固性。也正因如此,各种权力组织才不得不重视舆论,何况还有很多社会机构是靠舆论“吃饭”的。他们小心翼翼地揣测舆论,也唯有迎合舆论,才能可能存在、发展。

9.诺伯特?维纳著《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我1979年读到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虽然用比平常大一号字排版,仍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但读来如获甘露一般。因为维纳讲出了关于社会传播现象的清晰哲理,司空见惯的传播问题被他用控制论一讲,令人若有所思。比起那些用一堆传播效果调查构成的传播学这论、那论来,我感觉维纳的理论才称得上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传播理论,它来自当时的社会传播实践,但已经升华为分析传播现象和问题的理论。维纳强调信息的作用,所谓有效地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信息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接受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就是我们对外界环境中的种种偶然性进行调节并在该环境中有效地生活着的过程。”维纳预言,“在这些消息和通信设备的未来发展中,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消息,势必要在社会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如今传播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维纳的控制论理论仍然在某些方面可以用来解释新的传播现象和问题,显示其理论的魅力。

10.胡泳著《众声喧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我知道胡泳,还是1997年读到他的《网络为王》,此书开启了人们对互联网的关注,随后便是他译介的《数字化生存》,再度引发人们对网络的思考。他虽是晚辈,但在网络研究方面,却是我的引路者之一。他是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经历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整个过程。他谈到媒体形态的多样性,引起了意见的多样性。然而,这种“众声喧哗”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营造一种良好的信息和思想交流环境,另一方面,喋喋不休的妄语、肆无忌惮的谩骂将会积累成一个巨大的信息垃圾场。因而,技术本身其实并不能决定什么,而仅仅提供一种可能性(affordance)。他关于互联网的思路有二:网络中的公共领域和政治慎议是否可能,网络民主是否能改变中国。既要警惕对于网络民意的过分热情和盲目赞美,又要肯定互联网对于中国“生长中的市民社会”的价值。该书2012年获得第6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二等奖,我因获这项奖的一等奖而与他一起领奖。

11.宋昭勋著《非言语传播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宋昭勋博士的《非言语传播学》1999年出版后就被我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书,2008年作者重写再版,我为他写了再版序言。假如人类有100万年的历史,其中90万年是非言语传播的历史,人类会说话只有10万年的历史。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包含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宋博士实际上在我国开辟了一个很重要的传播学研究领域,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对非言语传播的系统研究。在语言文字符号充斥所有角落的当下信息时代,非言语符号的使用永远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有时甚至是主要的传播方式,表达着语言符号所难以表达的内容。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非言语传播现象,只是被人们忽视了。

12.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什么是阅读?阅读是使正在呈现的文字、图画和影像成为有意义事物的一道程序。如果所展示的图文没人看,那么这种存在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沉默的存在。现在名为“阅读”的书很多,多数是读书清单或阅读经历、感悟,不涉及人类阅读活动的历史。曼古埃尔的《阅读史》是十几年前翻译出版的,时至今日仍有阅读的价值。这本书扭转了我们关于人类阅读活动的许多刻板印象。比如,我们往往把一个人默读一本书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殊不知人类早期的阅读活动通常是集体的、需要大声朗读的。另一方面,阅读是一种传播活动,但阅读明显不属于常说的大众传播,而是自我传播,在早期是群体传播。了解人类阅读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去理解传播现象。现在我们进入了社交媒体时代,阅读形式发生了变化,需要形成了新的阅读习惯,如何将海量信息变成“知识”,这是一道重要的转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导)                                            

(责编:王妍(实习)、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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