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冯雪松与中国新闻史学界的结缘始于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他用十六年的时间，把一个匿影在战火硝烟中的生命重新点亮，并用他灵魂深处的温度复苏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弥补了一份家国的记忆。

方大曾，这位短暂活跃并离奇消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战地记者，因为冯雪松的钩沉辑逸，从散佚的历史碎片中重现出了生命的光彩。作为“第一个现场报道卢沟桥事变”的英雄人物，他对时代的忠实记录，他对人民的悲悯鼓舞，他用生命换回的文字与图片，不仅为他赢得了超越时空的敬意，更为世人留下了关于理想和信念的灯塔。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冯雪松的慧眼与坚持。

两部纪录片，一部专著，一间纪念室，一个公益系列校园行……这位从大草原走出来的经历过中国纪录片最好时代的电视人，自一次“偶然的相遇”开始，从此为寻找方大曾付出了不同寻常的心血。他说，“我更愿意做一个引路人，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那些曾经被我们所忽视却又不能被忽视的过去。我们应当把他们呈现出来，让他们与所有彪炳史册的人一样，被民族的历史记住并且尊重”。为一个家庭而寻找，为内心的寄托而寻找，为民族与国家的记忆而寻找，冯雪松将这条不言放弃的征程作为一场庄重的仪式，让两个横亘时空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里交相辉映。

“寻找小方，最初是缘于兴趣”

“我对方大曾的寻找，到今天已经是第十六个年头了。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你最原始的动机可能就是你的兴趣。我在刚接触小方话题的时候，也是从一种兴趣开始的。”

1999年，时任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专题部《美术星空》栏目编导的冯雪松，在办公室里收到了一份由时任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的陈申先生发来的传真，内容是希望合作推广一本关于抗战初期战地摄影记者方大曾的书籍。这是冯雪松生平第一次听到“方大曾”的名字，不想竟从此结缘。“其实那份传真并不是明确传给我的，但是职业经验让我感觉到方大曾是一个宝藏，这应该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历史人物，只不过我们对他了解得特别少。”带着这份因陌生和神秘而产生的职业冲动，冯雪松开始了以《寻找方大曾》为主题的纪录片拍摄，并因选题受到重视而于2000年先后推出两版纪录片。一年后，该片获得了第十五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

“纪录片播出之后，我总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就是觉得还有很多东西了解得还不够深、不够细。同时，纪录片拍摄完成后，还有一些方大曾的作品在视线之外陆续被发现，这又让我进一步产生了兴趣。我想，究竟还有哪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再度去发现他，找到他呢？这个人这么年轻就失踪了，如果我们不去寻找他，他就彻底的消失了。能把他的作品搜集起来，至少对家人是一种告慰吧。”冯雪松坦言，“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曾经将信将疑，也会问自己，这个人有这么大的价值吗？他只有25岁，那么年轻，以至于当时的人们还来不及去总结他，人们对他的事迹了解得还不那么深入。他消失后的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沉寂的。但随着他散落在其他报刊上的作品被发现得越来越多，随着对他作品的进一步了解，我觉得这个人确实值得关注，值得我们对他的历史去进行发掘。我慢慢感觉到，我们做这件事情，不单单是对一个家庭情感的交代了，而是在弥补一段国家的记忆，弥补我们曾经缺失的一段历史”。

诗经有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段看似偶然的寻找之旅因其后十几年不改初衷的坚守变得意义非凡。当风雨兼程的使命与润物无声的生命已连成一片，冯雪松对此间渊源的回答更有着一种最朴素的诚意。

“在这条路上我之所以能走下去，也与我自己的成长环境有关系。我的家乡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我是草原上长大的孩子。我们海拉尔是和草原连在一起的，冬天极寒，我母亲给我取‘雪松’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能够像雪中松柏一样坚强挺拔。所以我从小性格中就有比较坚硬的部分，以至于在后来的工作中总有一种不服输的执着。1991年我从内蒙古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先是在内蒙古海拉尔电视台工作了一年多，1992年又因为工作业绩被借调到中央电视台。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电视事业的黄金时期，我很有幸在那个时代进入电视行当，当时是怀着非常憧憬的心情进入央视的，很珍惜在北京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冯雪松感慨到，“来到央视后，就感觉像到了天堂，所以无论多么吃苦受累，从来不会去讲条件。那时候我们编完片子就睡在机房，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抱怨的因为工作吃不上饭，对那时候的我们来讲都是常态。我常常告诫自己，我们这群人，从出生开始就没有任何便宜可占，如果没有草原上见惯了风雨的劲头，如果没有从小养成的意志品质，我不可能坚持那么久。那时候我们编出来的片子都是有温度的，对我来说，工作就是对一个一个选题的执着和认真，就是想更好地用镜头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我想抓住一切宝贵的机会，我怕失去这样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接触到了方大曾的选题，所以我没有条件不做好。如果一件事情是很容易的，又怎么能轮到我来做呢？我又有什么理由要放下呢？”

“我一点一滴把小方的碎片拼接了起来”

2002年，冯雪松被中央电视台派驻澳门记者站工作，而寻找方大曾的情结却并未因为时空的变换而消退。“在我拍摄完纪录片后的十年里，可以说，我都在有意无意地继续搜集查阅方大曾的踪迹。在澳门的图书馆，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在北京或者在上海，我在《良友》、《世界知识》等等报刊资料上，陆续发现了一些和他有关的资料，我一点一滴把小方的碎片拼接了起来。所以这个过程总是这样，当你即将把它变成句号的时候，它又变成问号了，然后又变成逗号了，难道你不觉得有意思吗？而其中最引发我兴趣的，就是他在那些文章里究竟写了什么？也就是对第一手资料的求证。”冯雪松继续说到，“除了寻找资料之外，我也做过一些积极的推广。比如我在个人博客里经常提到方大曾，像‘小方今年99’，‘方大曾是否在人间’等等，写过很多，但是回应的很少。2012年的时候，因为是方大曾百年，我邀请了陈申老师和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先生，联系央视网做了一期纪念访谈，叫做《一个时代的倒影——寻找方大曾》。毕竟小方一百岁了，我们想用这种方式祭奠一下。但特别遗憾的是，在整整一个小时的访谈中，没有一个网友来跟我们互动。所以说，我做过很多尝试，但几乎都没有引起别人的兴趣，这个阶段伴随了我很长的时间”。

令冯雪松没有想到的是，这段踽踽独行的寻找之旅却因为一本书稿的邀约而洞开了一个新的局面。“2013年，在陈申老师的推荐下，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找到我为方大曾写一本书，打算在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节点推出。接到这个任务后，我马上开始搜集资料，2014年3月份动笔，6月份就写完了。这期间我还去国外出了趟差，随身带着电脑一路写一路改，同事问我这是干嘛，我回答‘写作业’”，冯雪松笑道。“其实当时我的压力是很大的，我总觉得如果是写方大曾传记的话，我是写不出来的，因为有太多的未知和空白了。但当我把所有资料整理以后发现，在这十几年过程中，由于精神深处的共处经历太久了，我和小方似乎越来越像，甚至彼此可能已经合成一个人了。我就想，我干嘛不以一个纪录片导演去寻找他的角度，一点点从历史的尘埃当中把他浮现出来呢？我想用‘纸上纪录片’的方式，把小方呈现给读者。”

正是在这一设想下，冯雪松沉潜十余年的心路历程在一百多天的写作时间里集中迸发了出来，起初，他将这本书作为是对多年来寻找方大曾的一次总结，并且没有将丝毫的利益因素考虑在内，他说，“在出版合同上我只填写了个人信息，包括版税在内的其他方面都随出版社处理。6月份我把书稿交给出版社，10月份书就出来了。我和陈申老师都觉得能够出版就是一种胜利，最起码对小方和他的家族是个交代”。然而，《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的问世带给冯雪松的是始料未及的惊喜，“这本书出版以后，就像集束炸弹一样引爆了多年埋下的炸点，寻找方大曾这件事不仅开始为人所知，并且引发了大家的兴趣和共鸣”。

如果说寻找的过程是一种表达敬意的仪式，那么关注与认同则无疑是对跋涉者最高的礼遇。而关于这期间的柳暗花明，冯雪松娓娓道来。“新书出版后不久，范长江先生的儿子，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东升老师为我写了一篇书评《用生命当火种的人——读<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有感》，并发表在2014年12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上。随后，《光明日报》的‘书摘’栏目也推出了对这本书的介绍。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些媒体就慢慢知道方大曾这个人了。2014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社的《环球人物》周刊发表了对我的专访《方大曾：永远25岁的战地记者》。2015年2月11日，中新社发布了题为《‘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方大曾传记出版》的消息。几乎是在同时，新华社又于2月12日编发了题为《<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浮出水面》的新闻稿。从此开始，社会对寻找方大曾的关注度就越来越高了。”

说到这里，冯雪松提起了一位对他的寻找之路影响重大的长者。“《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出来后，《大公报》北京分社总编辑孙志女士通过朋友联系到我，她问，小方生前是《大公报》的记者，你的这本书方汉奇老师知道吗？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方老师觉得这个人有价值，那这个人就真有价值。”冯雪松叹道，“当时我的确是知道方汉奇老师的，但是我一直都是以纪录片人的角度去做方大曾的研究，我没有想过要去涉足新闻史学界，也没有敢去敲开他的门。我所顾虑的是，我们的研究方法跟学者是不一样的，我们更多的是体验和看见，所以就没有敢往方老师那里去过”。尽管如此，在孙志的提醒和鼓励下，冯雪松在2015年2月18日拜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方汉奇教授。“那天还是2015年的除夕，在孙志的陪同下，我去见了方老师，没想到方老师对我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冯雪松回忆到，“方老师说，当时许多文字记者并不具备摄影条件，方大曾绝对是第一人。不仅如此，方汉奇老师还专门给我写了几段话，对方大曾的作品以及对我的研究进行了评价，认为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和中国战地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并且表示，希望方大曾的名字能够写进《中国大百科全书》，成为新闻学领域的第109个词条。正是在方老师的肯定之后，寻找方大曾开始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冯雪松充满欣慰。

“2015年6月29日，《大公报》召开‘一份报纸的抗战’论坛，邀请我去香港做主旨演讲，我在大会上认识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现任会长陈昌凤老师，因为此前方汉奇老师的引介，大家一见如故。我就跟她提起来想做‘方大曾事迹公益校园行’，很快就得到了陈老师的支持。后来，她不仅为我的校园行设想出谋划策，并且为我写了一篇书评《两代记者穿越时空的对话》，发表在了2015年11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就是这次跟陈昌凤老师的相识，让我和中国新闻史学界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去年12月5日，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组织下，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方大曾及抗战报人学术研讨会’，那天学界给了我许多鼓励的话，北大程曼丽老师对我说，我们对你表示的敬意是你当得起的。可以说，这两件事情再次让寻找方大曾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2015年3月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代表又从不同的角度在大会上提案，我的同事海霞将《方大曾：消失与重现》这本书带到了会场，澳门日报社社长陆波还向大会提出，希望中宣部、中国记协以官方名义纪念方大曾。”冯雪松继续聊到，“去年4月份，我到保定去做一个活动，正好遇上保定市市长马誉峰，因为小方最后是在保定失踪的，我就把这本书送给他，我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寻找方大曾这么多年，他的灵魂还没有家，你看能不能在保定给他安个家。没想到马誉峰市长在看完我的这本书后跟我说，‘就把小方留在保定’。所以4月份，很快就正式确定在保定市方志馆里设了一间方大曾纪念室，直到7月份最终正式落成”。

“就在我做方大曾纪念室的时候，有一天我接到中国记协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想做一个关于方大曾的纪念座谈会，我说你们需要什么资料我全力提供，只要是对小方宣传有好处的我都支持。2015年5月25日，中国记协邀请我召开了一个‘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党组书记翟惠生同志出席会议并作讲话，号召广大新闻工作者缅怀方大曾、学习冯雪松。中央的主要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包括中国社科院等研究机构，还有中央的几大网站大概有四五十人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就是在这个会议上，翟惠生书记提出了要‘学习两代记者’，谈到了两代记者虽然生在不同的年代，但是他们身上具有共同的价值。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可以说是十五年来寻找方大曾受到官方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冯雪松不胜感喟。

“2015年12月26日，我又受邀参加了第五届‘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的颁奖典礼，这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向寻找方大曾致敬。我的坚持不仅得到了官方、学界的认可，也得到了同行的认可，这让我为小方所做的一切都更加踏实，也鼓励着我继续前行。”冯雪松如数家珍般地回忆了2015年与方大曾有关的点点滴滴，当他细数着这段旅程从举步维艰、无人问津到逐渐收获了来自官方、学界和同行的高度认可与善意嘉许之时，他的内心是无比坦然并且充实的。“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小方这件事是最值得我骄傲的。一个人的上路能够引起一群人，甚至是一个社会的关注，我觉得值了。今天的这个状况是我在写书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过的。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爱好，这也是中央电视台传统的延续，体现的是一个媒体和一个媒体人的责任。”

“寻找小方是在弥补一段家国记忆”

“小方带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通透、非常正直的人，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他这25年可能就是注定要给我们一个人生的范本，他生命的意义可能就是要给我们提供一种参照而存在”，冯雪松意味深长。

“我觉得人的精神是可以穿越时代的，小方给我很重要的影响就是他的价值观。在那个照相术还很年轻的年代，当那些拿到相机的富家子弟还在拍风景、风花雪月和美女的时候，方大曾已经把他的相机拿在手里去捕捉一些底层劳动者的身影了。他留下的影像所带给我们的启发，不仅仅是构图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社会价值。可以说，他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历史连接今天的一个记录者、一个见证者。如果他是因为好奇做这件事情，他不会坚持那么久。在民族危亡，国家有难的时候，他抛却党派的政见之分，以中华儿女的姿态展现出了他的价值。而从他拍摄的照片来讲，他从对素不相识的劳动人民的关注，到后来走向战场去拍战地的残酷场面，这对于一个单纯的人来讲，他已经足够高尚了。崇高的情怀，高超的技术，新闻的素养，职业的理想，当所有的因素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难道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吗，难道不值得我们推崇吗？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无畏的状态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参照的，直到今天我都能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我。”

可以看出，冯雪松对方大曾的热爱与认同中也饱含着他对于自身的期许与他对美好的评价标尺。正是因为他与方大曾之间的心灵契合，才能帮助他读懂方大曾、理解方大曾，并且矢志不渝地为寻找他而付出那么多。从寻找到追随，冯雪松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对尚存于这个时代的理想与信念表达着他的寄托与敬意。

“从容、淡定、沉稳、饱含情怀，像小方这样的人，即便是透明的，也是像水晶一样，在没有光线的时候它是那么的普通，而一旦光线来临，他会那么夺目，对着阳光的时候，他就能够发出七彩，这就是一块玻璃和一块水晶的区别。他有生命的重量，他有厚重的价值，回过头来说，《方大曾：消失与重现》这本书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一个历练水晶的过程，怎么能在阳光照耀的一瞬间发出这样的光彩呢”，冯雪松直抒真情。

“直到今天，寻找方大曾的事业依然在路上，我越找越觉得他就像是我的家人，我们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张贴寻人启事，从一个小范围到一个更大的范围。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我们可以说是在替小方的家人寻找，可以说是在为我们的内心寻找，可以说是替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在寻找，甚至可以说是替人类去寻找。寻找他的传奇所幻化的一种象征，寻找他带给我们精神深处的那些启示。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找到他更多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可以以一种终极的状态去无限地接近他，越接近就会能感觉到自己距离他还有多远。如果不去寻找方大曾，我会在现实中迷失方向，真的”，冯雪松直言。

“寻找方大曾是需要我们这个社会去参与的，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为什么我要做‘公益校园行’，就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进来。就像这本书一样，虽然是由我执笔，但是它属于全社会，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不断地校正它、丰富它，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真正把寻找变成追随，这也就是我们寻找方大曾的意义。”冯雪松说，“直到现在，我依旧相信职业理想是存在的，并且我相信这种理想的力量。所以这么多年来寻找方大曾，我如果有一点点扬名立万的功利心态，方大曾都是不会一点一滴浮现出来的。所以做人做事都需要靠扎扎实实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之上，哪怕再苦再累的事情，我觉得都是财富。当我把小方作为自己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之后，每当处在某个环境中的我产生一丝抱怨时，我一想到小方当年的艰苦，也就释然了。这就是情怀，正是因为情怀的存在，我们活着才有意义，才能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坚定”。

时至今日，冯雪松的名字已经与方大曾交织在了一起，他甚至并不否认内心深处那份对小方或隐或现的移情以及冥冥之中对小方的感知与触碰。他用不断寻找的方式无限接近着他的自我召唤以及精神归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小方早已化作了一种象征，一种启示，让我们能真实地感受到他鲜活的存在”。凡所珍惜者必心怀敬畏，冯雪松对方大曾存留在这世上点滴光影的珍惜，他用不舍初衷的追随向生命所表达的敬意，他对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记忆那些无私的担当与敬畏，这一切，便是他超越时空去苦苦寻找的真意。

【冯雪松简介】

冯雪松，男，回族，生于1970年，高级编辑，现任中央电视台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南开大学硕士，作家、纪录片导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视听传播研究委员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历任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半边天》栏目和纪录片工作室编导、主编、制片人及澳门记者站首席记者。多次担任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办公室成员，参与建党八十周年、澳门回归纪念、东亚运动会等重大宣传报道的主创、策划和组织工作。

主要作品：大型文献纪录片《使命》、大型纪录片《寻找方大曾》《世纪女性》《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澳门十年》等，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特等奖、中国电视奖一等奖、全国人大好新闻一等奖、中国广播电视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特别奖、中国电视纪录片系列片十佳作品、中国电视金鹰奖特等奖等奖项。出版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联合出版《寻找方大曾》（中国摄影出版社），《使命》（上海人民出版社），已公开发表论文十余篇。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项目批准号：10CXW001)，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1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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