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部学刊）

摘要：本文概述了何微先生所秉持的新闻学专业教育思想，即新闻学是一门较为特殊的应用学科，必须实施比较科学的教学形式；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只是初步奠基，仍需发展、扩充、完善；新闻学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或培训，要别门类、多层次和分阶段；新闻学专业的基础教学、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同样重要；新闻工作规律要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逐步认识、把握和遵循；报道失实是个世界性问题，应要求学生防止新闻失实，杜绝虚假报道；论从史出，注意对中外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理性总结；理在事中,要使学生在学做新闻工作中自觉遵纪守法，严守记者信条、道德规范；用事实说话是做新闻工作的根本技法和努力目标；叙事和议论是新闻信息的基本表达方式，要教育和培养学生叙事和表意并重，不能有所偏颇等。

关键词：何微；新闻学；教育思想；论从史出；叙事和表意并重

恩师何微先生如果还活着，就是百岁老人了。他1916年出生在山西祁县的一个中医世家，青年时期读完师范学校的历史科便在县城完小教历史课程。1937年徒步到延安，入抗大学习，一年后抗大毕业即从事新闻工作。此后半个世纪里，与新闻工作、新闻人才的教育培养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生离开我们快20年了，但他从事新闻学专业教育、培养活动时的言传身教、音容笑貌，依然浮现在眼前，萦绕于脑际，回响在耳边，教我自新，催人奋进。

现将我所知的——何微先生的新闻学专业教育思想，粗略归纳，概述出来，虽难以深奥，但愿阅者能取舍论释、得仁见慧思矣。

何微先生生前一直坚持认为,新闻学是一门较为特殊的应用学科，必须实施比较科学的教学形式。据他看来，新闻学应归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这个大的学科门类，且应用性很强。新闻学专业的活动主要是公开地传递最新发生的事实信息。传递给谁呢？传递给可以知道、可能接受的人，是直接针对于人接受的工作，是直接做人的工作。文、史、哲等学科的作品，人通过阅读后的接受，一般说来总是潜移默化的；新闻学的作品，如新闻报道或新闻评论，登载出来，人通过阅读后的接受，反应强烈或冷淡，一般都比较直接，在头脑意识中或是在言谈举止上，受其影响或引导比较明显，即使接受者并非保持顺从心理，所产生的逆反心理也很突出。新闻学应用性强，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以往的许多新闻学系、学科或专业，设在综合性大学或政治学院、法政学院，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就在于，新闻学也像政治学、法学那样，具有同样的应用性、实用性。因此，新闻学需要采用较为科学的教学形式。理论教学、知识传授、课堂讲解、教材阅读，当然是必须的，但形式过于单一，缺乏应用性的实际训练，难以提高新闻学的专业技能，不能使修学者兴趣广泛、新闻视野开阔，并不是比较科学的专业教学形式。他还批评某些高校的新闻学院、系或专业和某些单位所举办的新闻干部培训班，新闻学专业教学上形式不生动活泼，内容选择不精、不广泛，大多是就着教材照本宣科，不能引发学习兴趣。科学的教学形式，不是生搬硬套教材、讲解刻板或深奥得玄而又玄，也不是堆砌概念、排列知识。那种教法，学生似乎弄懂了、明白了，就是不会用。新闻科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在从事新闻工作和开展新闻学专业教学、培养活动的近半个世纪的时日里，何微先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和立场，认真审视和严格分析并积极推动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直至20世纪末逝世前，自始至终毫不隐晦、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们的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还根本没有完成，现在只是初步奠基，仍需发展、扩充和完善。不必说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时期的新华社太岳分社、山西分社、华北总分社到部队去挑选有初中或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参加新闻工作、带他们采编新闻，也不必说建国初年他在新华社北京分社接纳被分派来的大学毕业生，教他们做记者、做编辑、写消息、改稿件（那时是“合署办公”，新华社的分社和人民日报社的记者站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后来出名的女记者王金风从上海的大学毕业就报到在何微先生手下）,单说1954年他作为北京分社社长应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的邀请前去讲授“新闻业务”课程，建国后北大“新闻业务”课程的讲义就是以他的“第一讲：新闻导语”为开篇的。那时北大出版发行的报纸《北京大学日刊》还刊登过这些讲稿。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全是白发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报纸编辑学的教授郑兴东，应武汉大学新闻学系的邀请去作学术报告，见到发稀斑白的他，喊他“何老师，何微老师！”何微先生睁大眼晴、竟然不认识！“我是郑兴东，您教过我新闻写作课！”郑兴东教授只好大声解释（大声是怕何微先生耳背、听不见）。也就是之前或者之后，武大新闻学系请新华社副总编辑闵凡路去作学术讲座，第一次讲座题为《社会新闻的采写》，是为新闻学本科马上就毕业的学生、研究生、青年教师们讲的。两个小时的讲座，其中有半个小时讲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集体署名的通讯《当人们熟睡的时候》，是分社记者在零点前后北京的火车站、马路、医院、垃圾站等处采访的。这篇是新闻通讯的典范之作，以往读新闻学专业者都会找来阅读。我当时是何微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当然也就在听讲座者之列，坐在听讲的第一排。闵副总编讲座结束，话音刚止，我即上前跟闵凡路副总编说：“您讲的那篇通讯《当人们熟睡的时候》，有一位主要当事人现在就在这里。”闵很惊讶，忙问：“谁？那我倒要见一见！”我回答：“何微先生，是我的导师。他那时是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谋划、分派记者、最后统稿、定稿、向总社发稿，都是他。总社在北京宣武门，分社在北兵马司胡同。对么？”不用说，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20世纪80年代），范敬宜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时组织、分派各地记者夜半访车站、码头、医院、厕所等等，不能说与《当人们熟睡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初期）如出一辙、直接仿效，但至少也有间接的或隐约的某些启发吧？何微先生的新闻采写实践和应邀在北大新闻学专业讲授“新闻业务”课程等活动，雄辩地证明了他积极地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新闻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最初奠基。这是他应该在生前感到自豪、死后也含笑九泉的！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次于内蒙古地区召开的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年会上，当一位高级别的这方面的负责人在发表讲话时夸口说“已经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科学体系”时，何微先生倒不高兴了，摇摇头，很不以为然。回到武汉，何微先生还两次对我说：在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上，决不能信口开河，也不能人云亦云，要确确实实。在新闻报道上，“跟风”吃过不少亏、栽过多少跟头？在做学问、钻研学术上，夸海口，就是不老实、不科学。

1918年10月，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校长蔡元培是会长，徐宝璜是副会长、导师，讲《新闻学大意》，理论嘛；另一位导师是邵飘萍，讲《新闻采集法》，业务嘛；稍后几年，戈公振在讲义基础上修订出版了《中国报学史》，历史嘛。这些在那时候都属“破天荒”之举！眼下哪所高校的新闻院、系、专业，还不是主要讲新闻理论、中外新闻史、新闻业务这三块？都过去七八十年了，还不是那“三大块”？我还记得，已近八十高龄的何微先生，把自己和我能找见的“新闻学”的书，都摆在一个大圆桌面上，每本书都用不同颜色的铅笔将目录文字打杠杠、画底纹短线，嘴上喃喃地说：“体系？不完全！”无独有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一家三口踏着冰雪在除夕那天去季羡林先生家，给季老祝贺春节。于寒喧之后，季老问我：“知道‘余心言’吗？读过署名‘余心言’的文章吗？批判开路，假、大、空，不实事求是啊！”看来，是真做学问的，是真学者，到老、至死，都强调实事求是，讲求科学！

何微先生说，新闻学发展到现在，并没有停止，还要向前发展。这个学科体系，就眼前来看，新闻学的理论、（中外）历史、业务（采、写、编、评、拍、录、摄、播、剪贴制作等）、传播、经营、管理、教育这些主要部分，才能构成一个学科体系，要照这样的体系培养新闻学的专业人才啊，那还差得远呢！他还说过，新闻信息作品要能顺利运载、传递出去，到达目的地，以往一家报馆至少要有采（集）访部，编辑（整理）部，经理（营）部三大部门。现在的新闻学院、系、专业、研究所，除了新闻采、编,经营等方面，讲了多少？又研究了多少？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新闻学的学科体系不全？

何微先生积50年的新闻工作、带领并组建、培养新闻工作者队伍之经历或经验和教训，知晓新闻事业与社会上其他职业、行业一样，信服“业以人兴”这个道理。可是，新闻学是应用性很强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事业也须适应时势变化、适合于社会发展。正因为如此，他一贯主张新闻学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或培训,需要别门类、多层次和分阶段。1984年秋季学期刚刚开学，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职位退居二线的何微先生，应邀到武汉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就曾多次与武大的校长、教务长、新闻学系主任座谈，提出对新闻学专业教育、培养的建议，反复阐释自己的新闻学专业教育、培养或培训的主张。他以为，新闻学专业人才的养成，像新闻工作这项社会职业一样，比较特殊，有些人没学过新闻学专业，但从小就新鲜好奇、关心世务、注意新情况、新问题、新观点，并且经常发议论、写稿和投稿，这样日长天久了，也会把自己锻炼成记者、编辑，做新闻工作也会胜任愉快！这叫“未学自知”“无师自通”！这当然是极少数人，大多数还是要接受新闻学专业教育、培养或培训，然后才能做、才会去做新闻工作的。

针对做新闻工作要求对社会各行各业都有些熟悉、对以往和现在的许多学科知识都并不陌生之特点，何微先生很注重来学新闻学专业者应该有的必要的社会阅历，没有的则应该补上“社会经历”这一课。他显然是“有教无类”的虔诚信奉者和忠实执行者，但他并不看好“一碗饭吃到碗底”“一碗水喝见碗底”的人，即并不看好、也不主张一直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读书，直接考入大学就读新闻学专业本科。他说，大学实行预科制，也有其好处、优点。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科读了，再去读本科，还要经过考核通过，才能读上本科。读预科期间，可以选择自己要读本科的专业，并为此而准备，不想读这个本科专业，还可以准备别的本科专业。一径读书上来考大学读新闻学专业本科，没出过学校门，没什么社会阅历，读新闻学专业肯定有些费劲，头一两年有些摸不着头脑，提不起兴趣。学习新闻学专业兴趣难以培养，这对受教育者没什么好的影响。所以，他向武大校长进言建议,开展多层次、到门类、复合型的新闻学专业教学模式，开办新闻干部专修科大专、从高中生毕业高考录取的新闻学专业本科、从大专毕业生或校内其他专业三年级后考试录取读新闻学本科（插班生制）、从大学毕业生中非新闻学专业者中考试录取读新闻学专业本科（双学位制），今后还要争取新闻学专业的硕士点、博士点，提高学历和学位的层次，招收研究生也宜学科交叉，也可实行高层次的“双学位制”。他的这些建议，被武大采纳、实行后，很见效果：干修生欧阳常林（84级，现任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湖南卫视台长），插班生刘海法（插入84级本科，现任经济日报社一家子报的社长）、赵铁骑（插入84级本科，现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李宏伟（插入85级，原在人民日报社，现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严（插入85级，原在人民日报社，现任湖南省信访局长），显例很多，不胜枚举。

正是基于这样的专业教育思想,何微先生在任职西北政法学院（现为西北政法大学）副院长兼教务长、新闻系主任时，“顶风”坚持将新闻学专业办到本科结业。何微先生就这样“赤手空拳（没有教师，没有教材、没有专业教学设置）”在古都西安办新闻学本科专业。到毕业时，除一部分学生分配在陕西、山西家乡省份的新闻单位以外，很大一部分人都分到了首都北京。为什么呢？当年《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以及中央三台（央广、央视和国际台）需要人，其人事部门到处找，结果仅有西北政法学院有新闻专业的毕业生，真是“奇货可居”呀！当时，办新闻院系的高校凤毛麟角，仅北京人民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有，且招收学生有限，无法满足中国新闻事业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是高等新闻教育脱离生源与供不应求引起的必然结局。这批新闻学专业人才中，仅就我所见过面或认识的，就有王永安（曾任人民日报社群工部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主任），蔺安稳（曾任中新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刘荣庆（曾为创建中新社驻陕机构的首席记者、现陕西省报刊审读员），薛大新（人民法院报社总编辑），惠金义（曾任新华社山西分社高级记者、采编部主任、党组成员）、李果（曾任新华社山西分社主任记者、农村采访室主任）、杨润本（曾任新华社陕西分社办公室主任、分社机关党委书记）。“有教无类”且“分门别类”地实施新闻学专业教育，成绩自然不斐。

在何微先生看来，新闻学专业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求学生一毕业就 “水到渠成”，能在采写编评摄一线做起合格并且很优秀的新闻记者、新闻编辑来，是不可能的。在学校里的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还只是“入门”，毕业生只是抱了块新闻工作能“入门”的“入门砖”，这就是“入门靠师傅，修行在个人”！木匠、铁匠、箍桶匠、泥瓦匠的学徒，出师后为什么还围绕自己师傅的工地上做几年呢？没有声誉、难找见活路啊！新闻学专业也是这样，大学本科专业毕业，进入新闻单位工作，只是学堂课程教学结束了或暂告一段落了，这是新闻学专业教育的最初一步，下一阶段就是进入新闻单位后自学教育、单位所开展的专业教育和专业培养了。照何微先生的想法，要做合格且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入新闻学专业教育之前的基础教育是第一个阶段，入新闻学专业的学校课堂教育是第二个阶段，进入新闻单位后的专业岗位教育和培养是第三阶段。除了个人的不断努力、不懈进取以外，受这三个阶段的教育、培养或培训，循序前进，才能不断进步、成就事业啊！

何微先生还以为，新闻学专业的基础教学、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同样重要，必须引起教育者尤其是教育领导人和教育管理者的足够重视、着力关注。就新闻学专业教育方面或过程来说，“基础教学”就好比是“进口”，关系到生源问题；“理论教学”就好比是“生产加工”，关系到专业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教育，即新闻学专业必备的理论修养、专业必需的知识掌握，都应该在理论教学上把好关，注重提高专业理论品质；实践教学就好比是“出口”，关系到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去向，能否找到专业对口或相近行业的合适岗位。强调“基础教学”，就是做新闻工作要有中、外语言文字和社会各行业的一般学识基础；注重“理论教学”，就是为做新闻工作来学习、研讨专业理论,了解中、外新闻事业的历史进程，掌握新闻工作实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还要特别注意“实践教学”，要求修学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能够把专业书本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办新闻业务紧密结合，直接转化并提升为做新闻工作的实际能力。

据何微先生介绍，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其一、二年级属于预科，就是母语的语言文字为主的教学，提高英语阅读、写作能力，当然还包括学一门或两门外国语;三、四年级这两年，就是在学院办的新闻媒介里做事，将新闻传播工作的一个环节做完、做熟了，再去做下个环节的工作；五、六年级为新闻专业最后两年，主要是新闻学专业的提高课程和研究课程的教学，要求在做会新闻工作后能够争取“优秀”。何先生说：“解放以前美国驻华大使兼任新闻学院、系领导的燕京大学新闻系，那时的毕业生，我见过，也曾接纳过毕业生来做新闻工作，学制是5年，能够用中、英文写作新闻稿件。我看，现在的研究生，能够用英文写出新闻稿的，很少见。过英语四级或六级，那是英语的水平考试；能用英文写或改写新闻稿件，那是专业外语水平的要求。然而，现在不说是用英语写，就是用汉语写，研究生毕业生也有不会写新闻评论、写不好新闻评论的。所以，在新闻学专业的教学上，至少从本科开始，就应该是基础教学、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三者并重。新闻工作是‘实战’，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采访不到新闻，写不好新闻报道稿件，配发不出新闻评论，那就等于是工厂生产的产品中出了‘废品’，只有送去废品收购站了。”

何微先生在指导研究生时，除研究生本人有过新闻工作经历者外，都非常关注研究生的专业实习环节。1988年夏，已是七十多岁的他，冒着酷暑，带着张海华（87级研究生）来到山西太原，找见山西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商量安排张海华在山西日报社实习半年。1990年，他又亲自联系、安排马续凤（89级研究生）到新华通讯社国内部农村组实习1年，并要求马续凤全面了解新华社农村报道改革10年的情况，为做硕士学位论文收集材料。

何微先生主张，新闻学专业的教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一样，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或研究，主要在知识的逐渐积累。他坚定地认为，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工作，不注意积累，就无异于在沙滩上盖高楼大厦，盖不起来，就是硬盖起来了也会倒塌或垮塌。他说，新闻工作规律要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逐步认识、把握和遵循,不可违反。新闻工作规律，在新闻学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上，在所选用的教材和所写出的讲义中，或者是授课教师在黑板上板书出来或者是运用多媒体教学器材播映出来，一般都是用“原则”来概括、来表示、作为标识的。这些“原则”有：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党性原则，新鲜性原则，群众性原则，公开性原则，接近性原则，趣味性（可读、可听、可视、可浏览）原则，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原则等等。“原则”是对新闻工作规律的概括、归纳和表述，在理论教学的课堂上要讲得清楚明白，让学生逐步认识、把握并在专业实践中注意遵循，绝对不可以违反规律。

报道失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应严格要求学生，防止新闻失实，杜绝虚假报道；论从史出，注意对中外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理性总结；理在事中，要使学生在学做新闻工作中自觉遵纪守法，严守记者信条、道德规范；用事实说话是做新闻工作的根本技法和努力目标；叙事和议论是新闻信息的基本表达方式，要教育和培养学生叙事和表意并重,不能有所偏颇；等等。他生前的这些新闻学专业教育思想，至今耐人寻味、深受启迪。

（作者系何微先生指导毕业的研究生，先后获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经贸大学教授、华北科技学院兼职教授。本文写于2016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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