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老大哥》《幸存者》到《学徒》《全美超模》，户外真人秀在国外无疑是最热门的节目类型之一。这些节目以不间断拍摄的方式力求全面的展现参与者在活动中的行为和心理，因而被认为是“最接近真实的show”。近十年来，国内陆续引进、原创了一系列户外真人秀节目并取得良好反响，而《应在蓝天碧水间》《变形记》《爸爸去哪儿》等一系列节目的成功，更是给“泛娱乐化时代”的荧幕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关键词：媒介环境理论；户外真人秀；《花儿与少年》

2014年4月，湖南卫视再度出击，推出了一档明星户外真人秀节目——《花儿与少年》，七位明星姐弟以闯关模式开启一段充满未知和挑战的自助远行。之后因收视情况良好，2015年又进行了第二季的制作播出。该节目重点在折射当下国人在生活压力下，对精神需求的渴望，对营造轻松生活、释放负面压力的向往，同时引发国人对人际交往障碍成为普遍现象的深层反思和思考。这档节目虽然被官方花哨的定义为“生活、旅行真实综艺秀”，实则还是保留了户外真人秀的基本雏形。作为全程国外拍摄真人秀的试水者，该节目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很强的创新性，特别是在善用矛盾冲突来制造戏剧张力方面，对后续的真人秀节目具有借鉴意义。

一、《花儿与少年》节目简介

《我是歌手》将湖南卫视的收视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潮，其后选择怎样的节目来接档，是一个似乎有些烫手的问题。《花儿与少年》正是肩负着这样的使命上位，2014年4月25日起每周五晚22︰00播出。它是韩国综艺《花样姐姐》的创新改良版，第一季由年龄性格各异的七位明星组成“欧洲自助远行团”（“导游”张翰、“会计”华晨宇、“大姐”郑佩佩、“二姐”张凯丽、“三姐”许晴、“四姐”刘涛、“五妹”李菲儿），卸下“光环”，开启一段历时二十余天，没有经纪人、不准带助理、每天只有120欧元生活费的异域奇妙之旅。第一期节目最终剪辑为8期进行播出。《花儿与少年》基本元素分析（如表1所示）。

1.人物选择

作为叙事主体的人物，是一档真人秀节目能否吸引观众的第一步，《花儿与少年》中对5名性格各异的花样姐姐和2个各司其职的民国弟弟的精心设计凸显了故事中叙事主体的重要性。

首先，七位性格、年龄迥异在镜头前被放大，凸显出参与者角色的复杂性。七位嘉宾年龄从68到24不等，生活经历更是各不相关，但却又因节目需要成为一个系统。系统情境中，“正气大姐”郑佩佩是核心精神支柱，“犀利辣妈”凯丽迷糊感性为一行人带来欢笑，民国御姐许晴娇美率真给旅行增添浪漫的幻想，“优雅贤妻”刘涛细腻靠谱扮演贴心小棉袄，“元气少女”李菲儿被众人捧在手心充当甜心角色。如果说以上几位花样姐姐均是用本色出演来为节目带来“惊喜”，那么“阳光型男”张翰和“火星萌物”华晨宇的设置，则是带给观众一系列意外的“惊吓”。并无原形经验的张翰被要求负责整个行程的“导游”工作，而华晨宇的工作则是不可思议的“会计”。

同时，七位明星在出发之前并不相识，缺乏沟通和交流的基础前提，因而这样的设置让原本负责“吃喝玩乐”“貌美如花”的姐姐们汗颜，同时也令观众捏了一把汗。年龄、性格、角色的差异交互作用，使得观众产生了一系列对节目的质疑：“奶奶和孙子一起旅游不会有代沟吗？”“这两少年能先照顾好自己吗？”“姐姐们会不会爆发内战？”……与质疑相伴相生的是观众强烈的收视期待。而节目总导演廖珂也表示，之所以会首创性的设计五位性格特征各异并代表五个不同年龄段的女明星，以及由张翰华晨宇担任的导游与会计的两位男明星参与，正是希望能够完美再现真实人性和典型性多元社会关系。

其次，明星的职业特点与穷游形成对比，大大考验了参与者的性格、能力和个人魅力。七位参与者均是活跃在舞台上的明星，他们通过一系列“台前”形象的塑造已经给观众营造了一个相对熟悉又固顶的形象，而出国穷游则满足了观众对“新鲜感”的追求，嘉宾在节目重要完成的任务与他们在受众心中既有的角色是不同的。另外，在没钱、没经济人、语言不通的陌生城市穷游对明星来说确实是不可想象的经历，过程中势必会发生一些啼笑皆非的经历，这就恰恰成为节目组设计节目冲突的可行性前提。

2.场景选择

《花儿与少年》录制全部在境外完成，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多个国家都是节目组的摄制地。秀丽的风景、独特的民俗风情原本就是一个看点，而明星们需要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在孤立无援、甚至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完成一系列超级挑战，又赋予了节目矛盾冲突。另外，在诸多例如酒店等相对封闭的情境中还可能出现种种不可预知的情况，这就与户外情景相交叠，形成了多维度的叙事空间。

3.节目团队

湖南卫视此次派出了由《中国最强音》廖珂团队和《勇往直前》的杨霖团队，节目的摄像指导则来自于《爸爸去哪儿》团队。这支近百人的大队分为导演组、行程组、技术组、制片组、甚至还有选角组、编剧组、剧务组。这些成员分别负责策划及执行、前期踩点、申请拍摄许可、当地事务协调、音频和特种设备、工作人员吃住行等。据说节目组单单摄像团队就有15人之多，除此之外，30台机器同时运转，包括各种便携式摄像机、DV、航拍器等，比如在托斯卡纳的航拍镜头，就来自于《爸爸去哪儿》中的那台航拍器。除了远赴欧洲的工作人员，节目组在西班牙、意大利还有30多位当地的员工协助拍摄。

4.收视情况

《花儿与少年》2014年4月25日开播，瞬间成为二季度毫无争议的收视“黑马”。第一季的八期节目蝉联第一，给同时段节目下了死亡判定书。

二、《花儿与少年》中的冲突体现

真人秀节目好看与否，很大一部分程度取决于矛盾冲突，它使节目更具有戏剧性。其中包含着人与人的冲突，人与环境的冲突以及各人内部（即心理活动）的冲突。《花儿与少年》中，编导们绞尽脑汁地为七位参与者寻找、放大、甚至制造矛盾冲突。

1.同一情境下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冲突

梅罗维茨认为，情境区分不单单以地点为标准，信息流动的差异，同样可以形成多种情境。也就是说，如果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了产生了相互交互的不对称信息，冲突就会自然形成。

《花儿与少年》第一期就体现了同一情境中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冲突。行李准备的环节直接影响到接下来穷游的质量，也成为了节目设置的第一个矛盾点。以贤妻角色出现的刘涛不负众望，折叠衣架、折叠伞、医药箱、驱蚊液，甚至熨斗、垃圾袋、针线包都全数整齐的出现在了行李箱中。之后的旅行中，刘涛的多啦A梦行李箱确实像百宝箱一般，发挥了重要的应急功效。而有着“国民妈妈”之称的凯丽却打破大家的既有印象，在女儿的帮助下才勉强完成考验，这就使得她以“自理能力严重缺失者”的角色和刘涛形成对比，也和平日干练利落的荧幕形象形成反差。另外，其他几位明星也是各有特色，如怪咖华晨宇出门坚持带一本政治书、女侠郑佩佩一个箱子走天下，对“穷游”概念还很模糊的嘉宾们如何将东西整理齐全，顺利踏上未知旅程，就成为了节目开篇的第一个冲突。

2. “前区”“后区”的冲突

“前区”是指我们在公开场合呈现的行为表现，放在《花儿与少年》中就是明星们以往在荧幕中呈现的光鲜亮丽的一面。而“后区”行为更多的属于个人隐私，不是有人观看的情况下我们戴上“面具”或是刻意扮演的结果，“后区”更能表现一个人的真性情，使人物更加完整真实。然而一旦“后区”行为曝光，个人在“前区”树立的形象就会受到威胁。因此，保护“后区”，有选择的呈现个人形象，是明星们非常注重的点。可这点，恰巧也是观众们最想捕捉到的信息，更是真人秀节目的意义所在。

许晴是《花儿与少年》中饱受争议的人物，但同时她的“前后区差异”也成功为这个节目提供了天然的卖点。节目播出之前许晴给人的固有印象是知书达理、干净利落的，这与她成功塑造过宋美龄等一系列荧幕形象有关，这是“前区”的表现。但节目中她自控能力很弱，对自己的个性不加掩饰，爱撒娇，也比较自我，在第五期更是因迷路失声痛哭，那种孤独无助是普通明星很少展现在“前区”的，属于“后区”隐私的范畴，然而镜头却将其挖掘了出来，这就构成了一个矛盾冲突。

另外，节目中张翰说梦话，李菲儿打呼，刘涛洗澡要耗费一个小时等等都属于“后区”的范畴，是我们在台前很难看到的东西，也是戏剧张力集中喷张的地方。

3.特定情境带来的冲突

梅罗维茨认为，场景的分离会让人们的行动产生差异化的效果。合适的场景完成合适的规定动作，否则将会产生矛盾冲突。

《花儿与少年》嘉宾们的首度见面因为“导游”张翰的“差劲”表现以尴尬收尾。首期节目中，张翰作为导游，不但没有及时完成迎接其他成员的任务，还再见到其他前辈时开口询问是否有筷子，这样无厘头的表现让众人咋舌。心直口快的凯丽忍不住质疑：“导游就是张翰那小子吗？”，并毫不避讳的用“我怕这次旅行不是惊喜，而是惊吓！”表达不满。许晴也曾质疑过节目组对“导游”的选择，在背采中直言自己遇到张翰会“逃跑”。这样并不愉快的首次会面，正是源于张翰未能够在特定的情境中去做合适的事，这种闲散在非正式场合与熟人的交往中是可以出现的，但作为节目的核心组织者，第一次公开见面的工作场合就出现这样的差池，恐怕是一个连编导都没想到的点。这里，笔者认为编导是刻意放大了张翰的问题，如果编导未意识到这可能成为一个冲突制造点，那么工作人员去为张翰找来筷子也并不是件难事，这也从侧面体现了编导团队的敏锐。

三、《花儿与少年》冲突制造的效果

《花儿与少年》播出之后连续八期全部为同时段的收视冠军，能够如此吸引人，主要是因为在明星穷游的明线之下，《花儿与少年》节目里还隐藏着一条暗线，这条暗线精准地切中了当下社会人群，尤其是都市人的关切所在，例如，情商在职场的重要性，如何掌握沟通的技巧、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等。

1.暴露了现代人人际交往中的弱点

湖南卫视一直关注着转型社会生态下人群的新交际关系，湖南卫视常务副总监、新闻发言人李浩在采访中说：“‘陌生人的相处’构建了新的交往形态和内涵，疏离关系秩序重建。与此同时，这一代多为独生子女的现状，带来的是包括当代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人生观、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李浩还表示，《花儿与少年》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微缩，“推出这档节目的诉求就是，通过不同代际人物明星花儿少年组合的异域之旅，体现新生活形态核心人际关系下的幸福体验和追溯。”从节目后网友一边倒的支持声中我们可以判定，湖南卫视的这一诉求在节目中基本实现。

2.话语权的逐步转移

以往明星留给我们的常常是“高高在上”的强势形象，包括《爸爸去哪儿》《花儿与少年》，以及近期播出的《爸爸回来了》一系列户外真人秀，却开始尝试从打破明星们同质化的“前区”形象入手，力图塑造更有人情味的活生生的人，他们多突破“非此即彼”的固有模式，多角度多维度的去塑造人物，将评价的话语权转交给观众。《花儿与少年》第一季结束之后，网络上引发了对张翰、许晴的质疑，有人认为张翰做作忸怩、不负责任，有人则认为张翰在旅行中不断进步，收获成长；有人质疑许晴娇气自私，而有人却欣赏她的率真坦诚……抛开这些讨论的内容本身，将话语权从编导手中释放出来意味着一种进步，我们开始放弃传统的凌驾于受众之上的教说，逐渐走向和受众的互动，受众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要在荧幕上获取的信息，改善以往被动收视的局面。

四、结 语

《花儿与少年》的热播一方面折射出当下国人在生活压力下，对精神需求的渴望，对营造轻松生活、释放负面压力的向往；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化女性组合与青春少年之间的多重人际关系的叠加，使得节目能够形成一个微缩版的人际代表圈，引发国人对人际交往障碍成为普遍现象的深层反思和思考。节目本身的成功，对其它户外真人秀也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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