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闻生产的变革

1.采访环节的变化。在传统意义上，新闻采访是新闻记者为了新闻报导，对新闻信息进行的搜集、整理、分析、综合等活动。新闻采访为新闻写作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它在新闻生产链条中处于最基础、最关键的一环。当前，中央编辑部的建立使新闻采访环节出现了网络化倾向。

采访部门具体的改变有三个方面。第一，对于新闻记者而言，需要更加准确地给编辑部报题，这样可使编辑部有更加充足的事件对当晚的内容进行编辑；第二，对于采访记者而言，记者需半个小时内发 140 字以内的快讯，两小时内发500字左右的消息；第三，进一步加强网络的滚动稿与纸质报纸稿件内容的差异性。现阶段，报纸广告依然是报社的主要收益来源，如若稿件以流动方式发布，则报纸稿件处于滞后状态，这会造成报纸受众的流失。因此，滚动稿与报纸稿的差异性需突出，在报纸端强化深度和延伸阅读。

2.编辑环节变化。随着中央编辑部的成立，报纸端口，微博、微信与APP端口以及大洋网三个端口“物理性”地合并在了一起，合并的地点在原来的夜编中心。地点的统一性为“统一指挥，统一把关”制造了条件。

统一化管理最核心的是关于人员的配备。中央编辑部成立后，夜编新闻中心主任兼任中央编辑部的执行总监，全媒体新闻中心主任以及大洋网总编辑都是副总监。此前，报纸端口的负责人工作转变为了统筹。这样的人设框架的设置，保证了端口发布内容的质量，也考虑到了安全出版。

随着中央编辑部的成立，在编辑流程方面也发生了改变，即专门组织了直接隶属于中央编辑部的人员对内容进行基本编辑，编辑的内容一方面是技术上符合网络阅读的特点，另一方面是确保政治上的安全性。

3.发布环节变化。成立广州日报社中央编辑部是一个历史性的举措，它完成了报纸端的出版发布和各个新媒体端口的发布统合在一起。而在此之前，广州日报社的新闻发布在三个截然不同的端口。即夜编中心拥有纸质报纸新闻的发布权，全媒体新闻中心发布微博、微信以及APP上的新闻内容，而大洋网则拥有网站新闻发布权。此前，以上三个部门在机构上是并列关系，相互之间的沟通并不密切，三个新闻发布端口基本上是“各玩各的”。尤其是大洋网，自成立之日起，大洋网的财政就采取独立核算的方式，人员工作地点并不在报社本部，并且采编上自成一体，经营上有独立的指标。

四、中央编辑部发展的制约因素

新媒体时代，传统报纸所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也是全行业的，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媒体能够避免这个挑战，中央编辑部所形成的开放式新闻生产也同样面临这样的挑战，现阶段中央编辑部面临的既有内部的困境，也有外部的制约。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闻的主观性和个人性显现。“对新闻的一般性理解，已经开始游离作为新闻业规范的以事实为核心的话语框架，而明显地呈现出主观化、个性化特征，新闻不再仅仅属于自上而下进行控制的传统新闻传媒结构的范畴了。[4]”在新媒体生态环境中，报纸议题的建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多元化的新闻源动摇了报纸议题的主动地位。由公民个人、非新闻机构、社交媒体、集体行动者等建构的热点议题开始全面渗透。来自这些管道的信息以微博、博客、论坛等碎片化式信息进入报纸版面，形成了新闻业的主观景象。

第二，独家新闻减少，新闻渐趋同质化。新媒体时代的一个最主要特征是新闻线索的全面开放，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逐渐取代传统新闻来源方式，成为传统媒体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管道，报纸独家新闻的报导内容越来越少，这也使得不同报纸的新闻内容出现同质化的趋势。报业从业人员的业务要求变为如何让公众在第一时间获取到信息，以及能够利用个体的社会资源及时补充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的资料，形成规模的后续报导，或者对新闻进行个性化包装，让新闻在见诸报端时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

第三，制度性控制加强，舆论空间变窄。近年来，我们发现新闻管制“禁令”抵达报纸编辑部的时间越来越快，规定的内容也越来越具体细致，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地方政府部门应对媒体的防备能力以及利用宣传口径影响媒体发稿的技术也不断提高，报纸从业者不难感受到舆论环境的不断收紧。

2010年的“杭州飙车案”刚一发生，网络媒体报道很多，当地都市报在这段时间对网民曾作出了很好的回应，但是由于制度性的言论控制，在随后的报导中，报纸不得发布新闻通稿，这种行为加深了网民的质疑，从而形成了报纸与网络话语权的对抗性博弈。对“杭州飙车案”这一事件的传播，可以看出，地方传统媒体角色尴尬，新闻工作者由于各方压力在应对这一事件时感到无力，这使得传统媒体失去了对这一事件的引导力。长此以往，传统媒体会逐渐失去公信力与社会影响力。信息不透明也为这一事件后期的网络谣言提供了民意发泄的借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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